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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上帝把外人的不幸放在了你家门口（第1页）

拉夫尚，民工，二十七岁

佳芙哈尔·德鲁拉叶娃，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基金会主席、移民与法律中心主任

“……没有故乡的人，就像没有花园的夜莺一样”

我对死亡知道得很多。总有一天，我会因为我知道的一切而疯掉。

身体，只是灵魂的容器，是灵魂的小房子。根据穆斯林习俗，要尽快安葬逝者，最好就在安拉带走灵魂的同一天。在死者家里，把一块白布挂在钉子上，悬挂四十天。灵魂晚上会回来，坐在白布上，聆听亲人的声音，心情愉快，然后才飞走。

拉夫尚，我清楚地记得他……这是个很普通的故事：他们半年没有发工资了，在老家帕米尔，他有四个孩子，还有病重的父亲。他走进建筑公司办公室讨要工钱，遭到拒绝。他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走上台阶，用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我接到电话，赶到太平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那张美得令人吃惊的脸……我们为他筹钱。我至今都觉得这个内部管理机制很奇怪：人活着的时候一分钱也不发，人死了之后立即就拿出所需款项，尽全力把人送回故乡下葬，不让他留在异乡。拉夫尚的口袋里只有一百卢布，是他们还给他的。你说说，该回家了——他们不给钱；孩子病了——他们不给钱，人死了——有了，把钱都拿去吧。他们把一口袋皱巴巴的卢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同他们一起来到俄罗斯航空公司买机票，还要找公司领导通融。灵魂自己就能飞回家，但空运棺材是非常昂贵的。

她从桌上拿起几页纸，开始读：

——警察进入一所民工公寓，那里住着一个怀孕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因为他们没有登记证，警察当着丈夫的面殴打怀孕的妻子。她大出血致死，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死亡了。

——莫斯科郊区有兄弟姐妹三人失踪。他们的家人从塔吉克斯坦赶来，找我们求助。我们打电话给他们工作过的面包店。第一次，我们被告知：“不认识这些人。”第二次，店主亲自在电话上承认：“是的，我曾雇了几个塔吉克斯坦人。我付了三个月工资，他们在同一天辞工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于是我们报了警。最后发现，他们全都被人用铁铲杀死后埋在了树林中。面包店的老板开始打电话威胁基金会：“这儿全都是我的人。我可以活埋了你们。”

——两位塔吉克青年从工地被带到医院急诊室。整整一夜，他们躺在冰冷的急诊室，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一眼。医生们都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你们这些眼镜蛇，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防暴警察夜间从地下室赶出十五个打扫院子的塔吉克人，把他们赶到雪地上殴打，用皮鞋踩踏他们，一名十五岁男孩被打死……

——我们接待了一位母亲，她的儿子在俄罗斯死于非命，内脏被人挖走……在莫斯科的黑市，你可以买到各种器官：肾、肺、肝、心脏、皮肤、眼球……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也出生在帕米尔，是山民的女儿。我们那儿遍地是黄金，我们装小麦不是用口袋，而是用绣花小圆帽。满目高山峻岭，处处奇特景色，创造出孩童般纯洁天真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在我们家乡，你好像脚踩大地，头顶云天，你显得高高在上，仿佛不是在普通的世界。这里与大海不同，大海具有吸引力，高山给人安全感，它们保护着你，是家园的第二堵高墙。塔吉克人不是战斗民族，如果敌人进攻他们的土地，他们就躲到山里去……（沉默）我最爱的一首塔吉克民歌，就是哭诉被离弃的亲爱的土地，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痛哭……对于塔吉克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背井离乡，就是生活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没有故乡的人，就像没有花园的夜莺一样。我已经在莫斯科生活很多年了，可是家乡的往事总是萦绕在我心里：我在杂志上看到山峦叠起的图片，一定要剪下来，贴在墙上，还有盛开的杏花和白色棉花的照片。我经常梦到摘棉花……我打开一个盒子，一个边缘非常锋利的小盒子，里面是一团白色的小球，像棉花一样，几乎没有重量，要小心翼翼拿出来，以免划伤手。每当早上醒来，我都会觉得很疲劳……哪怕在莫斯科，我也要买塔吉克的苹果和葡萄，那里的水果甜过蜜糖。小时候我经常梦想去看看俄罗斯的大森林和林中的小蘑菇，幻想有一天去看看俄罗斯人。这是我灵魂的另一部分：俄罗斯小木屋、俄罗斯烤炉、俄罗斯馅饼。（沉默）我来说说我们的生活吧，说说我自己的兄弟们……在你们看来，他们都是一个样：黑头发，不洗脸，充满敌意，来自一个不可知的世界，是上帝把外人的不幸放在了你家门口。但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来到了外人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父母曾经生活在苏联，那时候莫斯科是所有人的首都。在这里，他们分到了工作和房子。有个东方谚语说：别往你饮水的井里吐痰。在学校里，所有塔吉克男孩的梦想就是去俄罗斯工作，他们跟全村的人借钱买票。边境的俄罗斯海关人员问他们：“你去找谁？”他们都回答说：“找妮娜。”对他们来说，俄罗斯女人的名字都叫妮娜。可是现在学校已经不教俄语了。他们每个人都随身带着祷告用的垫子……

我们在基金会谈话。这里一共有几个小房间，电话一直不停地响。

就在昨天我还救出来一个女孩。她居然能够从警车上打电话给我，当时她正在被警察拉到森林中去，她在电话上小声对我说：“他们在街上抓住我，要把我带到城外去。他们全都喝醉了。”她还报出了车牌号。由于喝醉酒，这些警察忘记了搜查她，没有没收她的手机。这女孩刚刚从杜尚别来，一个很美丽的小姑娘……我是一个东方女人，我小的时候外婆和妈妈就已经告诉我如何同男人谈话。外婆告诉我：“不能够以火攻火，只能用智慧。”我打电话给警察分局：“我亲爱的，请听着，现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你们的弟兄们不知道要把我们的姑娘带到哪儿去，而且他们都喝醉了。为了让他们不至于犯罪，请您给他们打个电话吧。车牌号码我们都知道。”电话的另一端传出一连串的谩骂：这些“树桩子”、这些“黑猴子”，他们在那边议论着：这些昨天刚刚从树上爬下来的野猴子，你们在他们身上浪费什么时间……“我亲爱的，你给我听好了，我也是这样一只黑猴子，但我是你妈妈……”那边顿时没话了！对方还是同一个人……我总是抱有希望……一句话接一句话，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交谈。过了十五分钟，那辆汽车掉头，他们把姑娘送了回来，他们是有可能强奸她并杀害她的。不止一次，我在树林里搜集过很多这样的姑娘的衣服碎片……您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炼金术士……我们有社会基础：没有钱，也没有权，有的只是善良的人们，我们的义工。我们帮助和救援那些无助的人。充满希望的结果正是来自于绝望，来自于坚强的神经，来自于直观反映，来自于东方式的奉承讨好，来自于俄罗斯式的怜悯，来自于这些普通的话语，比如“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儿”“我知道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一定会帮助女人”。我对这些戴着肩章的性虐待狂说：“弟兄们，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的为人。”我和一个高级警官做过一次长谈，这个人不是白痴，也不是一个粗俗丘八，而是一个看上去很有文化的男人。我对他说：“您知道，您手下有一个真正的盖世太保，他实施严刑拷打，所有人都怕他。从流浪汉到民工，只要落在他的手里，就会被打成残疾。”我以为他听到我说的话会很吃惊或者是害怕，他总应该捍卫警察的荣誉吧。没想到他笑着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请把这个人的姓名告诉我，真是好样的！我们要提拔他，要嘉奖他。我们要保护这样的干部。我要给他签嘉奖令。”我听呆了，他继续说道，“坦率地对你承认吧，我们是故意给你们这些人制造一些无法忍受的条件，好让你们尽快离开。莫斯科有两百万民工，城市消化不了这么多突然涌进来的人口。你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沉默）

莫斯科真美呀……人们走在莫斯科的街上都会不断地赞叹：“多么好的莫斯科，如此美丽！堪称欧洲的首都！”我却感受不到这些美丽。我一边走，一边看着那些新建的高楼，就会想起：这里有两个塔吉克人刚刚死去，他们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那边有一个塔吉克人被人淹死在水泥里……我记得他们怎样为了挣一些微薄的工钱辛辛苦苦工作，却遭到所有人勒索：官员、警察、社区领导……一个打扫院子的塔吉克人签约时被允诺可以得到三万卢布，但是到手的只有七千，剩下的都被夺走了，被不同的领导瓜分了，还有领导的领导……法律不管用，代替法律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小人物是最无助的，野兽在森林里都能得到比这些人更好的保护。我们那里的森林就是保护野兽的，还有我们的大山……（沉默）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现在我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把人理想化的，那个时候我把人想得多好啊。在杜尚别时，我在科学院工作，研究艺术史。我以为那些书中对人的描述都是真的……不，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实的。我现在已经不是理想主义者了，我现在知道的太多了……有一个女孩子经常来找我，她有病……她本来是我们塔吉克一个很著名的小提琴家。她为什么疯掉了？或许是因为人们对她说：“拉小提琴，你也配？你会两种语言又有什么用？你的工作就是清洁房间、打扫院子。你在这里的身份，就是奴隶。”这个姑娘已经不再拉小提琴了，她完全忘记了。

我这儿还有一个小伙子……警察在莫斯科郊外某个地方抓到他，抢了他的钱，可是他的钱不多。警察们大为光火，就把他带进森林，殴打他。冬天，严寒。他们剥光他的衣服，只留下一条短裤。他们哈哈大笑着，又撕烂了他的所有证件……他把这些都讲给我听。我问他：“那你是怎么得救的呢？”“我想我要死了，我就赤着脚在雪地里奔跑。突然间，就像童话里写的一样，我看到一个小木屋。我敲了敲小窗户，出来一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爷给我围上一张羊皮，让我暖和过来，又给我倒茶，还给我吃果酱。他送给了我衣服。第二天又把我送到一个村庄里，在那儿找到一辆卡车，把我带到了莫斯科。”这个老爷爷……他也是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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