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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我（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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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也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十八岁的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那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做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守旧或者说惰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一九八八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逐渐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很难单单用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来界定，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除了这种极为个人化的感受，不能忽略的还有：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个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灾难产生，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之事。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一九七八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成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天色昏暗，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就足以使我兴奋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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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年的八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十一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着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

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涟漪。与此同时，保守与改革的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墙，一批民刊应运而生。

《今天》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北岛在这篇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它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它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

虽然李南的前夫当时是另一家刊物的成员，但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限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就被振开改写成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的小女儿，一九七七年因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牵连入狱。我坐牢时近二十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只有十七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两人之间的缘分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一九八一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是一种命定的缘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我们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相遇，我们互相拥抱，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稍后几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又一次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天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怀着四个月大的胎儿，抱着仅一岁大的儿子，途中她因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我认为，列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并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在一起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旦介入其中，将不可避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时至今日，我的这段和《今天》有关的历史，仍然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相悖，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者。

《今天》创刊快二十年了，但我相信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当年，对于我这样一个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女孩子，《今天》就像是从深海里浮动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起，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这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聚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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