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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街道十年记（1）

《上海法国城》是我写的第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那时还不知道我会从此写一本书，然后写数本书，用去了我生命中的十年。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陪了一个台湾人去找他想看到的街景。那是1993年。现在，十三年过去了。

这次，我独自沿着十三年前的路线再走了一遍，如今已有超过三十万的台湾人住在上海，他们不再需要我陪同去凭吊法国城了。

也是一个安静的上午，在旧法国城里活动的，大多是住在这里的老人，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孩子们都去了学校。街道刚清扫干净，一大早去法国领事馆等签证的浙江人挟着圣罗兰的皮包，在复兴路口的大厦后门排成一队。而老房子门缝里，还散发出老房子复杂的气味，它让我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深夜回家时，在漆黑的门厅里，总被停满的脚踏车龙头拉住上衣。也曾被黑暗中从邻居家传来的大提琴声突然击中，心中波涛汹涌。

申申面包房还在原处，那里还出售小羊角面包。蛋糕的式样也大多是从前的几样。复兴路上的弄堂还与从前一样安静，过去沾满灰尘的旧房子，现在被粉刷成明亮的黄色，反而显得老态龙钟了——就像跃跃欲试的老人们。弄底的那栋西班牙式的房子也还在原处，谢天谢地，它还是乱糟糟的，保留了旧时代的抒情。写《上海法国城》时，那栋房子的底层开着一家盗版店，我的大部分打口唱片和欧洲电影的影碟都是在那里买到的，更早时，还在那里租过录像带。那间地板晃晃悠悠的幽暗房间，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旧纸板箱，就是匮乏时代我精神维他命药罐的模样。

现在要说八十年代是旧时代了。九十年代已与租界时代的上海在物质和物欲上对接，完成了血缘上的回归。

现在弄堂里多了一间私人照相馆，专接领事馆签证照片的生意，在店主那里能看到所有附近领事馆签证照片的告示纸，店主是个小个子的上海人，稀疏的短发梳成六十年代时髦上海少年的飞机头，我有时猜想，他少年时代大概就是热衷拍照片的人，他那个年龄的人，对精密的科技产品有一种从现代主义传承下来的崇拜，以此为时髦。他为人客气周到，也很精明。

再往前走，就经过原先的神学院了。在一间底楼的房间里，还能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多年前，《上海的风花雪月》刚出版时，我哥哥的小学同学曾辗转联系到了我，他特地要向我指出一个资料上的错误。我写到这个神学院的前身是小天主堂。他说应该是基督堂，而不是天主堂。因为他的父亲就是那个基督堂的牧师，他家一直就住在教堂后面。他居然还是我哥哥的小学同学，他居然小时候还到我家来过。住在五原路后半段的阿四告诉我，我一定是将五原路后半段的那个天主堂与这条弄堂里的基督堂搞错了，他家对面的，是个小天主堂，有个外国嬷嬷。“教堂的地板真干净，我记得小时候走在上面，一步一个灰脚印，觉得很惭愧。”阿四说。我记得什么？我依稀记得我家对面的基督堂里，有块长长的花玻璃，上面有天父的像，长长地张开他的怀抱，但脸色并不慈爱。现在还有人在同一架钢琴上练习哈农，但我想，一定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练习哈农的人了。现在，一间补习学院代替了小神学院。

越过永福路上的老公寓，到武康路，去看我的罗密欧的阳台。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有阳光的日子去看一看那个常春藤缠绕的阳台，就是一件愉快的事。三年前，一家报纸的记者辗转找到我，说起那个阳台。她告诉我，有一个台湾人买下了那栋楼，正大肆改造。周围的居民不忍看到“陈丹燕书里的阳台”被摧毁，便写信到报社求助。报纸因此做了追踪报道，这个阳台竟就这样保留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优美地悬在武康路上的阳台，不光是“我的”，也是许多别人的。这个阳台并不属于我们，但在心里，它却是我们家园的一部分。阳光里的小阳台是如此美丽。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无数次经过它，那时对住在里面的人还有许多想象和期待，当看到里面的白窗纱被撤下了，还会感到不快，就像自己家的窗上光秃秃的一样。但这次，我发现自己可以单单就是喜欢这堵墙，这个小阳台，这个梧桐树后面的街景，感受到自己心中对这个街景的归属感，那是一种可以放心将自己的后背靠过去的感觉。有过搬家去陌生街区的经历，我这时感受到人们对自己心中的归属，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是多么想护着它，多盼望它能永恒。。　最好的txt下载网

街道十年记（2）

武康路在冬天仍旧像一只吊在淮海路上的灰色袜子，带着某种多愁善感的气氛。在那里，我想起了我被偷走的旧脚踏车，写《上海的风花雪月》的时候，我骑着它经过许多街道，我想起我的孩子那时很小，她在后面的车架上坐着，抓着我照相机的带子。我想起了我的照相机，它如今已经报废了。我将它放进一只白色的盒子里收着，不愿意丢掉。罗密欧的阳台被新房主用篱笆遮起来了，我站在高墙下，心里恼怒，就像被动地陷入一场三角恋爱。

新乐路东正教堂里的证券交易所关闭了，我为此高兴过，可它很快就成了一家台湾人开的西餐馆。他们装修的时候我曾去过，亲眼看着他们将祭坛改造成一个放乐队的小舞台。我站在工地上，看着工人们在祭坛上施工，深感受到伤害。我曾幻想过人们也许会将它改造成一个东正教神像博物馆，或者白俄流亡上海生活博物馆。少年时代，我们这个街区的大多数孩子，都以这个美丽的蓝色洋葱顶建筑为背景照过相，不知在多少人的私人照相本里，还郑重其事地保留着它的身影。它是我们少年时代幻想世界的维他命，当它具体为一家西餐馆后，那飘荡的幻想世界就被一张昂贵的菜单一举击溃了。这个餐馆甚至有一个伤害人的名字，叫The　Dom。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那些法国城里的美好街景都沾染了台湾人的痕迹，为什么他们这么爱它们，直爱到要拥有它们，改造它们，方才安心。

从东正教堂离开，去看普希金像的街角。那里有个孩子，像我小时候一样，在这里的空地上放风筝。也像我小时候一样，总也不成功。

站在普希金纪念碑的石头台阶上，透过冬天变得稀疏的树木，能隐约看到那栋白色的房子。那里曾是白先勇小时候养病住过的房子，那时他还小，又生着肺病，但却在这栋房子里度过日后使他能写出上海繁华故事的两年。他来上海时，我们约好到他“家”见面，就是那栋白房子。他站在二楼大厅门口，回忆起当时怎么偷看他的哥哥姐姐借这里开舞会，怎么羡慕姐姐的女同学，那么漂亮，那么会唱歌。他背对着已经变成餐厅的大厅站着，一脸恍惚的笑容。那些哥哥姐姐办的舞会，就是日后小说《谪仙记》的铺垫。他摸着三楼卧室的门把手，那只把手还是他小时候用过的。他紧紧握着那只把手，好像握着自己的过去，然后，推开门，里面现在是一间空气中还残留着食物气味的包房，豪华，乏味，封闭，如同迎头一击。但这没影响他走到另一扇门前，推开那扇门，里面是他当年用的浴间，浴缸还在，甚至还算干净，跨进去，就能用似的。

我看着头发已经稀疏的白先勇，一间间推开他童年时代的房门，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物非，人非。这个人，就是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成了慈悲的小说家。

后来，这栋白房子又被一个台湾人租去了，改建成一个日本式高级烤肉馆。听说在装修时，在大厅的墙壁涂层里发现了一幅画在墙上的油画。那次，我和《中国时报》的记者一起去，为白先勇看看“他家”修好以后的样子。房子修得时髦、高级而乏味、单调，即使墙上留下了那幅模仿名作的出土油画，也无济于事。在那个感情死灭的餐馆里走来走去，我回想着白先勇在天光黯淡的大理石楼梯间里拾阶而上的身影。他脸上浮现着恍惚的笑容，他的手掌微微翘起，一路轻触着还没被清洗得一尘不染的淡黄色的大理石扶手，就像不敢惊动过去的回忆，生怕碰坏了它。这时，我才意识到从前那种沧桑之美的可贵与真实。人们常常无法想象修复带来的那种冰冷的完整和修复时留下的灼热的物欲。现在，我也像白先勇那样将手掌翘起，轻触大理石的扶手，它那么漂亮，而我的手，却不愿意握住它。我在想，如果白先勇有一天再回到这里，他会怎样。

被修复过的东西，它已属于另一个时代，甚至是属于另一个东西。

这样的故事，总是在这十年里发生了又发生，此起彼伏，这就是动荡时代的生活。

而宝庆路当年那个法国城里最大的私人花园，终于在2006年底被迫易主。衡山路上的小咖啡馆，它曾经是1976年后这个街区的第一家私人咖啡馆，如今已经关门了。常熟路上的丽丽鲜花店，它曾经是1976年后第一家恢复营业的私人鲜花店，如今已经消失在地铁工地上。我到了锦江饭店，底楼的餐馆也是以老上海菜为号召的，一度，它的外墙上画着我书上用过的戴西的照片。

是的，十年已过去了。沿着当年的路线，在旧法国城里再走一遍，感觉怎样呢？我这样问自己。这次没有陪台湾人，台湾人的痕迹已经在这个街区到处都是了。他们将自己对旧上海传奇的向往化为炙热的商业野心。但无论如何，这里的确是个美丽的街区，像最新鲜的橘子那样充盈着沧桑感情的汁水。我依旧能感受到它的风花雪月，这个词，就是在一次散步中浮上心头，并在心头盘旋不去，才终于成了一本书的名字。这风花雪月，因为遍布沧桑与蹉跎，而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它不是点缀生活的情调，所以才要称它为上海的风花雪月，它沉浮于大时代的疾风骤雨里，竭力护卫着自己的风格。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懂这个街区和这个街区的人，看不懂那些人为什么要坚持，为什么要享受自己内心的惆怅。

我试图回答十年前那个天真的台湾人的问题，如今想起来，他真是个可爱的人，他感受到了在旧法国城里飘荡的惆怅。他也是个幸运的台湾人，在它被复兴的物质主义摧毁前享受到了它，却不必为它的消亡而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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