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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5节（第1页）

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机器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上开始后，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的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佣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2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报纸，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某个生计。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他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洁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候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瀚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有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比较的伎俩，根据卢之瀚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论，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者之尽也”。

连卢之瀚，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

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更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被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与进来，接过了《天下纸》未完的争论。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而这次的裂痕，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的这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更加头痛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察觉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收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百计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有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封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辽宋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日的《

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硫磺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硫磺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候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硫磺开采有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硫磺之后，日本的硫磺价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硫磺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尽力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的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但是石越并不想用那个方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像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他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他。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他狄家，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能作罢。除此以外，清河的父亲赵仲全与绍圣十年封建于歧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候，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候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邺国也分配到了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了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全带到了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草药，赏赐给了歧国。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歧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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