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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妈”。
“妈,你咋的又不舒坦?”
荣成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吗?我常遗憾它之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当年在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十二岁的孑然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趟!那可是你的根土!”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
我不知我该不该也同样感到一点儿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什么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
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话。她的母亲是吉林人吗?我不敢断定。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孟家岗”的地方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了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吗?’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过气去……”母亲讲时,眼泪扑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你姥姥把我和你大舅一块儿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的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了女人没有放过的。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母亲她在没有成为我的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是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淫雨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握机向建筑部门勒索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们一家。正如我在小说《黑纽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滨逊”。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两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的廉价的体力。翻砂——那是男人都干得很累很危险的重活。
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是不带着轻伤回家的,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了片片的洞。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钱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二十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四十支光的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来,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出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却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饼子,悄无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还有不少日子,母亲加班,则我们一连几天甚至十天半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儿。只知母亲昨夜是回来了,今晨是刚走了。要不灯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锅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谁替我们煮上的呢?
才三岁多的小妹想妈,哭闹着要妈。她以为妈没了,永远再也见不到妈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证晚上准能见到妈,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与困顿抵抗,坚持不睡。至夜,母亲方归。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体的样子。
我告诉母亲小妹想她。
“嗯,嗯……”母亲倦得边闭着眼睛脱衣服,一边说,“我知道,知道的。别跟妈妈说话了,妈困死了……”话没说完,搂着小妹便睡了。
第二天,小妹醒来又哭闹着要妈。
我说:“妈妈是搂着你睡的!不信?你看这是什么?……”
枕上深深的头印中,安歇着几根母亲灰白的落发。我用两根手指捏起来给小妹看:“这不是妈妈的头发吗?除了妈妈的头发,咱家谁的头发这么长?”
小妹亦用两根手指将母亲的落发从我手中捏过去,神态异样地细瞧;接着放下在母亲留于枕上的深深地被汗渍所染的头印中,趴在枕旁,守着,好似守着的是母亲……
最堪怜是中秋、国庆、新年、春节前夕的母亲,她每日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五个孩子都要新衣穿,没有,也没钱买。母亲便夜夜地洗、缝、补、浆。若是冬季里,洗了上半夜搭到外边去冻着,下半夜再取回屋里,烘烤在烟筒上。母亲不敢睡,怕焦了着了。母亲是太刚强的女人,她希望我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没条件穿件新衣服,也要从里到外穿得干干净净。尽管是打了补丁的衣服,还想方设法美化我们的家。
家像地窖,像窝,像上丘之间的窝。土地,四壁落土,顶棚落土。它使不论多么神通广大的女人为它而做的种种努力,都在几天内变为徒劳。
母亲却常说:“蜜蜂蚂蚁还知道清理窝呢,何况人!”
母亲拼尽她那毫无剩余可谈的精力,也非要使我们的家在短短几天的节日里多少有点像样不可。
“说不定会有什么人来!”母亲心怀这等美好的愿望,颇喜悦地劳碌着。
然而没有个谁来。没有个谁来母亲也并不觉得扫兴和失望。
生活没能将母亲变成个懊丧的怨天怨地的女人。母亲分明是用她的心锲而不舍地衔着一个乐观。那乐观究竟根据什么?当年的我无从知道,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是母亲默默地望着我们时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
她生育了我们,她就要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从未怀疑她不能够。母亲那乐观当年所根据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吧?唯一的始终不渝的信念。
我们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之依赖于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已被我们吸收空了。没有财富和知识。母亲是位一无所有的母亲。她奉献满腔满怀不温不冷的心血供我们吮咂!母亲啊,妈!我的老妈妈!我无法宽恕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您、体恤您。
是的,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和体恤母亲。我以为母亲就应该是那样任劳任怨的。我以为母亲天生就是那样一个劳碌不停而又不觉累的女人。我以为母亲是累不垮的。其实母亲累垮过很多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几回母亲瘫软在床上,暗暗恐惧于死神找到她的头上了。但第二天她总会连她自己也不可思议地挣扎了起来,又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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