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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莫干山（第1页）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知我者，二三子。

这辛稼轩词句，我拿来安慰膺白，勉励自己。我二人和女儿熙治，亦就是在山的二三子。我生长河滨，爱水不爱山，为膺白故，我迁就他。我们与莫干山成生死之交，一家三口，走遍山上可走的路，认识每一个同时的人。提起“五百〇九号”或“黄部先生”，附近的人无有不知，而且带点亲切感愿意做朋友。黄部先生是许多山中朋友给膺白的名称，他们不知道什么部长不部长。

浙江多佳山水，然莫干山既不秀丽，亦不雄壮。我们到莫干山是偶然的事，非经选择，而莫干山占了我们各人一生很大地位，很久时间。熙治还在小学年龄，我自课其读书，她没有同辈作伴，非常孤单。膺白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秋病重，从莫干山到沪进医院，旋即去世。我则在一九五〇年，等候我们莫干农村工作同仁年假到沪，商量我是否应该离去，而后决定出国。莫干山占我一生最好时间，从我卅五岁到五十五岁；亦占我和膺白夫妇生活最后一段，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到廿五年。在此地，盛暑严寒，风天雾季，殷勤晨夕；在此地，尽忠补过，得理安心，孜孜岁年；此地给我的记忆太深。有人以为我们享“高蹈隐居”清福，我们是很寂寞的；有人以为我们有“离群索居”怪癖，我们是始终热情的。抗战前后，我已孤身，为它锲而不舍。一九五〇年，人劝我尚有可为，我为它掉首远行。我的行和止，丝毫不敢先为自己打算，念兹在兹为莫干，迄今莫干山的人和事，云树依稀萦我梦寐。

关于莫干山我要写前后两章。前章即本章，我先述匆促到山经过，和立愿在此为农村工作情形。后章则在抗战后，如何谋复兴这些工作，俟下文再见。

民国十七年的五月底，膺白辞去外交部长本兼各职。如此，一般人更觉得济南惨案责有攸归，他无论如何愿为国家受过分忧，他究竟受了委屈。正在“彷徨不知所之”之际，他的总角交徐青甫先生已从杭州赶到，立刻要我们跟他同走。这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我虽然一向称青甫为大哥，这时他真是一个大哥了。我收十简单行李，与膺白随他同到杭州，嫂嫂已在他们龙兴路住宅为我们安排好了房间。不久，浙江省政府蒋伯诚先生为我们备好游富阳的船只；我们认识伯诚夫妇由于伯樵、仲完；仲完是青田人，比我们更熟悉浙东情况，特地从上海来陪我们同行。青甫兄嫂、仲完、膺白和我，溯钱塘江一周回来，到过严子陵钓台，那钓台其实离水甚远，我们记起“江河今日下，愈见钓台高”和“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的诗句。心里徘徊，不知向哪一处走！总之不想回上海。忽然记起几个月前曾到过莫干山，于是再作上山之计。仲完在上一年的夏天，到莫干山住过一星期，回上海后告诉我山上情形，有铁路旅馆，有西洋传教者避暑住屋。其时膺白正忙于组织上海市政府，我们不敢作游山之想。不久，蒋先生下野，膺白立即辞职。蒋先生偕岳军先生往日本，嘱膺白勿离沪。我们偶有游兴，只到杭州为止，电话可通，当日可返。直至这年十一月底，在沪无事，由仲完陪往莫干山一次，时已冬季，旅馆已停，借住莫干山疗养院隔壁一所空屋，由疗养院厨房供给我们伙食。恰巧遇见疗养院一个沈医生，是以前总司令部军医，曾在庐山相识，招待我们十分殷勤。我们白天走山，晚间在屋内生柴火取暖，谈闲天。其时山上家家屋空，管屋的人都肯开门给看。西人避暑设备简单，而皆清洁可用。据云最近二年，因中国排外口号，西人皆不敢上山，故夏季屋亦空着。这次所得印象甚好，因十二月初蒋先生婚礼，我们必须回沪参加，仅小住不到一星期。

从富阳回来，我们决定再上莫干山。这是十七年的六月初旬，旅馆已开，每日有从杭州拱辰桥开往三桥埠的小火轮，约三小时可到，由三桥埠坐藤轿上山，约一小时半，一切联络组织均甚便利，是沪杭铁路所主持。小火轮每日接候由上海来的快车。中国人自办的旅馆，我们住过山海关及莫干山两处的“铁路旅馆”，皆与外国普通旅馆相仿，且价廉物美。

我们住在莫干山铁路旅馆，朋友们陆续来山访问。凡和膺白共过事的人，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他在职时，不肯慷国家之慨，未必尽如人意，事后则人常想着他的个人热情，和没有门户之见。他尽可能留用前任留下来的重要职员，亦决不鼓励和他关系深切的人跟着他辞职。“入我门下，不可再入别人门下”的那种狭窄态度，他从未有过。他在外交部不但留用伍部长时的总务司长陶益生（履谦），几年后政府发表他兼任内政部长时，他还保荐益生先生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有人以为“陶履谦”名字和我妹夫陶孟和（初名履恭）相近，是亲戚，其实一个广东人，一个天津人，毫无关系；膺白和他系初识。

膺白觉得我们必须静下来，安居一地，勿再累朋友们为他不安。我们商量在山上借一空屋居家，他本来爱山有癖，我极力赞成。这一年，西人业主尚都不上山，空屋极多，许多愿出卖。我们在铁路旅馆卧室远望的一面，一堆树林中有一所屋，我同膺白每日望见，甚为合意。去看，一块梯形园地最高端一座屋，屋内一卧室一起坐间均极大，朝南有甚宽畅阳台，后面有储藏室，上面假楼亦可置榻。业主去世，太太在沪急等钱用。于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独返沪成交，即带行李，携熙治到山；无论如何，这个夏天决计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尽湿，到沪即做雨衣两件，为自己与膺白各一。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轮原定下午四时可抵三桥埠，因河水高涨，几处桥洞不能通过，绕道而行，至晚八时始到埠。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两件，下山接我们，我们冒雨登山，坐着藤轿，轿夫涉水而行，以树叶掩护手提灯笼，行路甚慢，到旅馆已午夜十二时。熙治坐我怀中，一路早已睡着，次早醒来，见山头屋宇都在眼下，以为“与天已近”，她时年六岁。

莫干山一共三个山顶，都在一望之中。五百〇九号英人“琼司”家的屋在东顶，种有不少枫树，入春满园红叶，原名“春园”。这些枫树，我们进屋时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后一次到山——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荫可蔽园。屋内器具都现成，床榻碗盏俱备，我们喜其简朴，一切保存使用。若干年中，仅添藤沙发椅一套，各人书桌一张。其后吾家在山上添筑客舍，山麓建藏书楼，向上海搬来用具均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终是琼司家旧物。我们不能不除去琼司家原有门牌；这旧主遗物，后来我们以之砌入园中一处石座，以存纪念。膺白同我商量给这屋一个新称，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以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整理由天津运来的书箱；一向我们书放在书架，搬家则装大木箱，书架已一再放弃，书籍装卸亦苦费手续。膺白想起旧时以小木箱置书之法，平时叠叠如橱，搬动时原箱加上夹板。伯樵介绍其素识利通木器店，价目公道，主人颇有匠心。膺白和他讨论，他建议在书箱门上标明书类，并刻上一个斋名。膺白没有用过别号或书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过一个宿愿：“他日终老山间，读书为乐”，不期脱口而出“白云山馆”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书箱。此时要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云山馆”是先有其名而后有其处。

人不难有淡泊之志，而难有宁静之心，我同膺白时时互相勉励。君怡有一年送过我几种商务书馆出售的石印对联，中有一幅康有为写的“天爵自尊吾自贵，此心无怨亦无尤”，我很喜欢。山上雾多湿重，普通字画易霉易蛀，我们舍不得用。这幅石印的对联我拿到山馆挂着，挂在膺白书房，亦即在我们卧室门口。我们已把大卧房隔分为二，成为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后来又把假楼改为真楼，则我亦有一间和熙治合用的书房在楼上。熙治在课卷里天真的写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个朋友李晓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学有心得，常以此来慰藉我们。在他以前，膺白曾有两个佛门朋友，那还在我们居天津时，一个是太虚和尚，一个是韩达斋（玉辰）先生。太虚和尚并不向膺白说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经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说《四十二章经》。韩先生来吾家时常讲“瑜伽”“因明”，膺白听得不耐烦而托故退出，往往客厅里剩我一人，我并不懂，只为礼貌而陪客。到上海后，李先生送给我们几种佛书均未开看。我们在沪之日，每至傍晚有点寂寞时，膺白常问我：“叫车去接菩萨来谈谈如何？”“菩萨”是我们给李先生的绰号。李家的佣人传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盖被，然后退出；遇着自己迟睡，或风雨之夕，还要进去看看。这些话由我家佣人传到我们耳朵。膺白虽和李先生有数十年交谊，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闻此，我们二人都有点感动。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们对他所说法，因其人而渐渐听受。任何宗教是双轨的，以佛法言，一条是“上求菩提”，一条是“普济众生”。前者亦称“自求解脱”，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学佛而只为此，佛家称为“自了汉”，远非究竟。

我们上山时的心境，幸亏有过这点因缘，一日一日平安起来。我记山馆之事，曾有“东顶频添舍利座，春园买作维摩室”，“更年年携手白云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写实。我们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后上山，冬季下雪后返沪。山上没有生产，食品都从三桥埠肩挑而至，冰雪载途之日，贩夫不能按期而来。跟我们的佣人亦岁晚思归，故每年最冷几个月不得不回城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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