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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民国的三个面相（4）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的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主义理论，稍有变通。*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它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中国的阶级话语，以毛泽东的论说最为典型，他1926年在国民革命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式的阶级话语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贯彻中国革命始终。　。。

民国的三个面相（5）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而*主义原意所强调的先进生产力尺度，反而被淡化了。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它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的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　、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的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显然，如果按照*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显然，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其实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到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不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却没人乐于修正，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的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据尹钛的研究，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不问可知。

四、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其实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止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而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和认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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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现实：考察现代中国的法制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速度迅猛，法学教育发展很快。当政者有两大初衷，或者说两大改革路径，一是通过经济改革，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进而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就是通过法制来迂回解决政治问题。因此，当今社会科学两大显学，一是经济学，二是法学。我一不懂经济，二不懂法律，在此，没什么可谈，也没资格谈什么。好在我懂一点历史，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一点古代的法律状况，做一下对比，好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法制进展到了什么地步。

古代的法，其实是刑，主要是为了治民的。以刑来威赫那些莠民，不良的民。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那是春秋之前的事，封建制度下的事。但刑在任何朝代，都主要是针对治民而言的。传说黄帝做五刑，没有确切证据，但自春秋郑国子产铸刑鼎以来，针对平民百姓的刑或者说法，开始公开化。无论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刑和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侧重上有所偏重。地方官员，主要的职责，就是理刑狱，很多朝代，地方不设专门的司法官员，由地方主官兼任。地方官治理状况，主要通过刑狱的指标来考察，司法从属于政务。

古代的法律，其目的不是维护正义，而是为了维持秩序，所谓礼的秩序。他们把所有的犯罪，都理解为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惩罚罪犯，主要是为了让秩序重归有序。这些秩序，小到家族伦理，大到王朝国家安定。所以，经济犯罪，不是大罪，所谓婚户田土，细事。而伤人，犯奸作科，伤及伦理秩序者，必须加重刑责。凡是死人的事都是大事，因为人命直接损害了伦理秩序。王朝和国家的秩序，是最高的伦理秩序。

古代在法律面前，法定的人与人不平等。说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是不可能的。长幼尊卑，适用法律不同，量刑各异。即使清官大老爷，对于这种不平等，也严格执行。对于贵者，有八议，议亲，议贵等，有免死。对于长者，有减免，有严重不平等的刑求。

古代的法律，从制定到执行，一直难以免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只要道德上占据制高点，私刑和血亲复仇，就可以逃避刑责。当社会主流道德与意识形态合一的时候，以政治意识形态代替法律，是常态。西汉有以春秋治狱之事，东汉则以五经断狱。经学大师都有以儒学经典断狱的专门著作。直到清代，地方主官审理案件，依然有强烈的儒学意味。

古代由于存在不能触碰的意识形态禁区，因此，程度不等地存在文字狱，言论获罪，是理所当然的。决无言论自由的道理。文字狱可以深挖到日记，书信。

古代社会，案件的侦破，可以严刑逼供。刻意追求口供，把刑讯当成逼供破案的必要手段。

古代司法是政务的一部分，司法人员是政务官的从属人员，有司法官的时候，司法官从属于政务官，没有司法官的时候，则只有司法办事人员（胥吏），一切有地方主官定夺，包括司法人员的生杀予夺。

古代一方面有慎刑的传统，死刑复核归最高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地方官可以通过另类的惩罚，致人死命，比如站笼。监狱的黑暗，也使得瘐死狱中者数量很大。

古代没有人身和财产保全的严格法律规定，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抄家籍没，株连都会发生。在皇权面前，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是脆弱没有保障的。

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法制还是有进步的，不仅比古代有了进展，比起改革前，进展更大，至少，我们大体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不仅有了刑法，还有了民商法，还有国际法，人家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我们在司法的形式上也有了进步，至少，我们不再让原被告下跪了，我们不再公然以政策代替法律，用运动代替法律，也不搞严打了。另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有了律师，而且律师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我们的法制，还是有很大缺陷。司法还不能独立，而且从目前看，希望渺茫。讲法律还是讲政治，党大还是法大，其实并没有答案。司法从体制到意识层面，受到很大的干扰，不，或者说支配。整个国家机器，没有法制精神，社会就不必说了。依法治国，还是一个美丽而且虚幻的口号，法律在官员眼里，还是治民的工具。法律上的不平等，也无所不在。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两大显学，都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都遥遥无期。看来，无论法制还是经济，都离不开政治。未来的道路还很遥远，诸位，任重而道远。

脆弱的人，难免神经过敏

在近代历史上，土耳其（当时叫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当时是大清国）堪称一对难兄难弟，当年都是大国，却都挨西方的欺负，老被敲打，国土一块块被切下来，分出去。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要想自己国家不被人家当“遗产”（当时真有“奥斯曼遗产”之说）给分了，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自己的敌人，实行变革。可是，土耳其在最关键的世纪之交的30年，摊上了一个头脑顽固的苏丹，阿不杜拉？哈米德二世，不仅恩将仇报，将开明的首相杀掉，而且将已经立宪的制度废掉，拒绝一切改革，一批又一批地把主张变革的人赶出国境，眼不见心不烦。结果呢，奥斯曼帝国真就成了遗产，稀哩哗啦就被分了，等到1909年他被赶下台国家再次立宪的时候，土耳其国土已经十去其九，欧洲部分快丢光了剩下一个角，而*领地，也跟丢了差不多，名存实亡。苏丹皇族，也因此丧失了维持君主立宪的地位的可能性，过不了多久，就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流亡他乡。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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