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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其热情和贪婪已被信仰、希望与仁慈所平定的民族;一个视尘世生涯如朝圣之旅,而将彼岸人生视为真正故土的民族;一个崇拜基督教英雄主义的极度贫穷与苦难的民族;一个热爱与崇拜耶稣基督这位一切被压迫者的先驱,以及他的十字架(普遍得救之工具)的民族。我说,给我一个用主的模式铸造的民族,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很容易挫败,而且不可能被人们想起……
——《天主教文明》[1]
但是,当拿破仑开始向前推进时,他们[莫洛肯派(Molokan)异教徒农民]相信,他就是约沙王(Jehoshaphat)峡谷里的那头狮子,如同他们的古老赞美诗所说的那样,他注定要推翻那位虚假的沙皇,而恢复真正的白沙皇(WhiteTsar)的皇位。因此,坦博夫省(Tambov)的莫洛肯教民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一个代表团,穿着白色服装去迎接他。
——哈克斯特豪森(Haxthausen),《关于俄国的研究》(Studienueber...Russla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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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世界,人们思考的东西是一回事,而他们借以思考的术语则是另一回事。对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世界(中国也许是个主要例外)来说,除了少数受过教育和思想解放之人,其他所有人借以思考这个世界的术语,都是传统宗教的术语,以致在某些国家,“基督教徒”一词根本就是“农民”或“人”的同义词。在1848年前的某个阶段,欧洲的某些地方情况已不再如此,尽管在受到双元革命影响的地区之外,这种情况并未改变。宗教原本像是无垠的天际,覆盖众人、包含万物,地面上的一切皆无所逃遁;如今却像是人类苍穹中的一堆云朵,只是一片广大、有限而且变化不断的景致。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变化中,这是最为深刻的,尽管其实际后果比当时人们所想象的要模糊一些,不确定一些。但无论如何,它仍是最史无前例的变化。
当然,史无前例的是群众的世俗化。在不受束缚的贵族当中,他们一方面对宗教秉持绅士式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却又谨小慎微地履行宗教义务、参与宗教仪式(为下层阶级树立榜样),这种情形早已司空见惯,[3]尽管贵族妇女们,如同其他女性一般,依旧要虔诚得多。文雅而有教养的人们,表面上可能是一位最高主宰的信仰者,尽管这个最高主宰除了存在之外并无任何功能,并且肯定不会干预人类活动,或要求除了真心承认之外的任何崇拜形式。但实际上,他们对传统宗教的看法却是相当傲慢,而且常常是公然敌视。即使他们准备宣布自己是坦诚的无神论者,他们的观点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据说,拿破仑问伟大的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在他的天体力学中上帝被置于何处,拉普拉斯回答说:“先生,我一点也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公开的无神论者仍然比较少,但是,在那些树立了18世纪后期知识风尚的开明学者、作家和绅士之中,公开的基督教信仰者甚至更为稀少。如果说在18世纪后期的精英之间,有一种欣欣向荣的信仰的话,那一定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和反教会的共济会。
在文雅而有教养的阶级男性中,脱离基督教的过程可上溯到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它所造成的公众影响相当惊人且相当有益。曾经折磨西欧和中欧达数世纪之久的巫术审判,如今已交由死后的世界去执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脱离基督教的正义性了。但是,在18世纪早期,脱离基督教的现象几乎未曾影响到下层甚至中等阶级。不以圣母、圣徒和《圣经》语调说话的意识形态,依然与农民无涉,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至今仍戴着基督教假面的古老神祇和精灵了。在那些以前会被异端吸引的手工业者当中,存在着非宗教思想的涌动。皮匠是劳动阶级知识分子中最顽固的一群,曾出现过像贝姆(JacobBoehme)这样的神秘主义者,他们似乎已开始对任何神灵持怀疑。无论如何,在维也纳,他们是唯一同情雅各宾派的手工团体,因为据说这些雅各宾派不信上帝。不过,这些仍只是偶见的小涟漪。城市里绝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和形形色色的穷人(也许像巴黎和伦敦这类西欧城市除外),依然是极其虔诚迷信的。
甚至在中等阶层之中,对宗教的公然敌视也不普遍,尽管一场具有理性主义进步思想和反传统的启蒙运动,已出色地勾画出一个上升中的中产阶级轮廓。但这个轮廓会令人联想起贵族阶级以及属于贵族社会的不道德行为。17世纪中期的放荡者和不信教者(libertin),堪称是最早的“自由思考者”,他们的确实践了其名称的普遍含义:莫里哀的《唐璜》(DonJuan),不仅描绘出他们将无神论与性自由相结合,更描绘出备受敬重的资产阶级对它的恐惧。那些在理智上最大胆,因而可预测出日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例如培根(Bacon)和霍布斯(Hobbes),却也正是这个古老腐朽社会的一分子,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在17世纪尤为明显)是有其理由的。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大军,需要一种具有强烈真诚美德的纪律和组织,以推动他们进行战斗。在理论上,不可知论或无神论与这种需求极其融洽,而基督教信仰则是不需要的;18世纪的哲学家孜孜不倦地证明,“自然的”道德(他们在高尚的野蛮人当中找到例证)和个别自由思想家的高尚人品,远比基督教信仰更好。但是在实践上,旧式宗教已经证明的优越性,以及扬弃超自然信仰的可怕风险,都十分巨大。不仅对那些非得以迷信驱使的劳动贫民是这样,对于中产阶级本身也是如此。
通过卢梭信徒“对最高主宰的崇拜”(1794年的罗伯斯庇尔),通过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脱离基督教基础之上,仍保持着仪式与礼拜外壳的多种假宗教[圣西门主义者,以及孔德(Comte)的“人道宗教”]。革命后的数代法国人,屡次企图创造一种相当于基督教道德规范的资产阶级道德。最终,保持旧宗教礼拜外壳的企图被放弃了,但并未放弃建立一种正式的世俗道德(基于诸如“团结友爱”等各种道德概念之上),特别是一种与教士职位相抗衡的世俗职位——学校教师。贫穷、无私的法国小学教师,以革命共和所倡导的罗马道德教诲每个村落的学童,作为乡村教区牧师的正式对抗者,他们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才赢得胜利,该共和国同时也解决了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之上,建立资产阶级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只是距离问题发生已有70年之久。虽然如此,但早在1792年孔多塞(Condorcet)的法律之中,就已出现了“小学教师”这个名称。该法条中规定:“负责小学教育的人将被称为小学教师(instituteur)。”之所以选用instituteur这个字,是为了呼应西塞罗(Cicero)和萨卢斯特(Sallust)所说的“建立共和”(instituerecivitatem)和“建立共和道德”(instituerecivitatemmores)。[4]
因此,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分为少数日益公开的自由思想家以及多数信仰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的虔诚信徒。但新的历史发展是,在这两派之中,自由思想派具有更无穷的活力与效能。虽然纯就人数而言,宗教依然极为强大,并且,如后面将要谈到的一样,越来越强大,但是,它已不再是(用一种生物学的类比)显性的,而是隐性的了。直至今日,在这个已被双元革命改头换面的世界之上,依然如此。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其大部分公民几乎毫无疑义是某种宗教的信仰者,大多数是新教徒,但是,尽管他们做了种种努力企图改变,其共和宪法在宗教问题上依然秉持不可知论的立场。毫无疑问,在本书所论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新教虔信者,不论在数量和后势发展上,都远超过持不可知论的激进少数派,但是,在塑造其时代的实际制度方面,边沁的影响要比威尔伯福斯大得多。
随着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都世俗化了。这是世俗意识形态战胜宗教意识形态的最明显证据,也就是它的最重要成果。在16和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革命出版物,仍以基督教、正教、教会分立论或异端的传统语言进行讨论争辩。然而,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意识形态当中,基督教第一次与欧洲的历史不再相关。1789年的语言、符号和服装,纯粹是脱离基督教的,除了某些怀古民众企图在已死的无套裤汉英雄中,创造出类似于对旧时圣徒和殉教者的崇拜。事实上,革命的意识形态是罗马式的。同时,这场革命的世俗主义,表明了自由中产阶级令人注目的政治霸权,这个阶级将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形式,加诸一场更广泛的群众运动之上。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导,有一丁点儿是来自实际上发动革命的平民大众,那么,我们无法想象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传统主义迹象,会像它实际所呈现的那么少。[1]
资产阶级的胜利,就这样以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可知论或世俗道德的意识形态,浸染了法国思想的特点,也就因此传递了下去。除了少数不重要的例外,特别是像圣西门主义者那样的知识分子,或像裁缝魏特林(Weitling,1808—1871)那样的复古基督教共产主义分子,19世纪新兴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世俗主义的。潘恩的思想具体表达了小工匠和贫困技工的激进民主愿望,其代表作《人权》(RightsofMan,1791)一书使他一举成名,而他以大众语言撰写的《理性的时代》(TheAgeofReason,1794),也同样使他声名远播。该书首次指出:《圣经》并非上帝的语言。19世纪20年代的机械论,不仅继承了欧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且也继承了他的无信仰。在欧文主义崩溃很久之后,他们的“科学堂”仍在城市里面广布理性主义的宣传运动。尽管自古至今都不乏信仰宗教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有一大批人既信仰宗教,又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在现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其所声称的一样,是以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基础。
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更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群众依然是信仰宗教的。对成长于传统基督教社会的群众而言,当其自然的革命惯用语是一种反叛的(社会异端、千禧年论等等)语言之时,《圣经》就将成为一部具有高度煽动性的文件。但是,盛行于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的世俗主义,是建立在同样新鲜而且更为根本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新兴无产阶级的宗教冷漠。以现代的标准而言,在工业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城市群众,无疑是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但以19世纪上半叶的标准来看,他们对有组织宗教的疏远、无知和冷漠,则是史无前例的。任何不同政治倾向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一点。1851年的英国宗教普查,也可证明这一点,不过当时人们会为此大感惊恐。群众对宗教的疏远,大多可归因于传统的国教教会完全无法掌握各种新式群体(大城市和新工业居民区)和无产阶级,在他们的惯例和经历之中,这两者是十分陌生的。到1851年时,只有34%的谢菲尔德居民有教堂可去,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拥有教堂的居民仅占31.2%,伯明翰更只有29%。对一位农村教区牧师来说,他的困难在于他不知如何拯救一个工业城镇,或扮演城市贫民窟的灵魂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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