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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编辑（第1页）

大约前年，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期间，有位边远省份出版社的编辑老远而来，兴致勃勃对在病榻上的我讲：“我们总编来电话，先生的小说文章我们包揽出版。不要您的书号费，一切费用全免。稿酬按规定最高的付给。”我不禁哑然失笑，回说：“多承厚意，实在感谢您和总编，不过您来迟了。”

我的这两句话都是实话。这位编辑大约出版偏居一隅，资讯不够灵动，不了解我的书稿正在为几家出版社所争夺，根本不存缴纳“书号费”之类的“初级问题”，而是用优惠条件也未必能如愿的事。然而他是诚心诚意的一脸的真挚，我不能心存刻薄，以得意之心应之，只能实话实说，我的那个“哑然”，倒其实真的有点“好笑”的意思，他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这里饱食欲呕，他还要端盘点心：“上好的白面做得又肥又甜，请用……”我不能有骄之心对他，也不能对那些争夺稿子的出版社心存感激。就我的一生而言，没有什么值得骄的事。值得我感激的人倒是不少。其中编辑这行当中，顾士鹏、王汉章和周百义三位是的。

在部队军旅十年有余，到地方又在宣传部门，我的业务工作其实是个业余记者，也写过一些通讯报道、消息新闻之类的文章。那自然和现在的文学创作是两回事。采访、写稿、投稿（或者到报社送稿），别的事就没有了，看好，你就用，不行就拉倒。吃的是工资，跑的是工作，办的是“公事”。与编辑也就没有什么私交。老实说，《康熙大帝》的第一卷是昏天黑地偷着写出来的，心里一点数也没有，既不知自己的作品是否“够发表水平”，也不知写出来投给哪个出版社，怎样一个投法。天下文艺刊物多如牛毛，文艺出版社是林林总总不可胜数，没有二月河的杯水之交。

就在这时，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来人了。社长王汉章还有后来和我多年切磋磨砺的老编辑顾士鹏（笔名顾仞九）先生。他们是道听途说“南阳有个凌解放，在写《康熙大帝》”。瞎猫捉死耗子地摸过来，果真地就碰上了。我的“知名度”如此之低惊动得出版社社长和编辑数百里奔波而来，自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拿出了《康熙大帝》第一卷的前十章给他们看，犯人听候判决似的静等他们裁定。他们看稿子只用了半天，考核我用了两天半。怎样考核呢？那招待所是单间对面床。他两位坐一床，我坐一床，他们问，我答。不谈家庭、社会，也不谈学历、阅历，全部是清史上的问题。不单是康熙，清代的十代传主全都问。不单是《清史稿》，也包括野史，大量的笔记小说，人文观念，民风民俗，国礼典章，版图疆域……我看，所有他们能想到的问题尽皆罗掘俱穷详明追寻。据顾老师事后告诉我：“我们当然要全方位掌握一下你，因为我们对你一无所知……你可以说是‘对答如流’。”就我当时的感受，应对是应对了，多少有点“不为人信”的委屈。不久也就想明白了：你凌解放是谁？凭什么叫人相信你有能力写《康熙大帝》？不可以“考证”你一家伙吗？看稿子，“考核”的结果，王汉章和顾士鹏两位先生当场便说：“我们给你出书。”是年为1984年。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顾士鹏的合作，《夺宫》《惊风密雨》《玉宇呈祥》《乱起萧墙》陆续推出。其中第三卷的卷名还是顾先生的动议。待到写完《雍正》第三卷时，顾先生面临退休，他希望在休息前与我再合作一次，考虑到这位品质极好的老编辑的期望，我停了《恨水东逝》的写作，先写了《乾隆》第一卷给他，回头才又写《雍正·恨水东逝》。这就是雍正乾隆两书时序颠倒的原因。

大约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写完尚未出书，第三卷刚刚开始的交替日子，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来了。他比顾士鹏年轻了老大一截，他俩的性格也完全不同。顾士鹏老成、实在、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古板。周百义则灵动聪敏，活泼机变、令人望之可亲。两个人也有一致的，似乎身体都不强，有病在身，再就是二人的执着与诚恳。他大概读了我的《康熙》书第一卷。在郑州朋友处打听到我的居处，夹着个布包，风尘仆仆便赶来，很单薄的样子进了我的“贫民窟”中。

2013年6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月河文集》，520万字

作为我而言，始终觉得河南社对我有“知遇之恩”，“一饭之恩死也知之”，何况于斯？觉得私与“外社”交往不义气。但周百义却只是笑。他讲，作者不是哪个出版社私人的，而是全社会的。希望为他们写《雍正》，他会全力保障我的权益。没有哪个出版社能把一个作家包揽了的，也没有哪个作家是专为某一个出版社写稿子的……他愿意在南阳等我，我写一章，他拿走一章……他情真如此，我很感动；他很能讲，反复比喻，使我明了很多出版知识。但我还是问了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此事可不可行”，他们答复说，别的不要考虑，集中一切力量，用尽最好的素材把《康熙大帝》写好……这时我也听说有议论，说二月河已“江郎才尽”，这才定下决心把《雍正》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雍正》一书出版比《康熙》艰难。原因倒也很简单。第一，周百义当时是个年轻资浅的编辑，仅有小说的初审，他不能作决策。第二，接到稿子不久，他就调出了出版社。他还在当着这书的责任编辑，但人已不是出版社的人了。谁都明白这点尴尬或不方便，《雍正》第一卷被搁置了不短的时间。他对我一方是竭力安慰，又不能明白说清原委说别人什么，又不能多解释什么，且又不放稿子……后来知道，他在幕后是怎样地奔波“力争”。《雍正》终于是出书了，后来他又回来，当上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他的耐性、腕力、精明劲，都是很有风采的。

就我今日在文坛上的位置，当然有不少出版家给我以青目，我也是感念这友好，这知音，这心境的。我永远都不小看这份心意，因为别人看重我，我须得加倍地看重别人的情愫。但更为可贵的，是出版家中如上几位先生朋友，无一面之睹，杯水香烟之交，为一个陌生初起的作家修桥造路，是为人间真情的桥，社会人文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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