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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箱子（第1页）

几年前，我在哈迪船长那条漂亮的邮船“独立号”上预订了舱位，准备乘该船从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去纽约市。如果天气允许，邮船将于当月（6月）15日启航。14日那天，我登船去我的特等舱做一些安排。

我发现打算乘该船的旅客特别多，而其中女士的数量又多于平常。旅客名单上有几位熟人的名字，我欣喜看到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的名字也在其中，对这位年轻的画家我怀着一种深深的友情。他曾是我在C大学时的同学，在校期间我俩经常在一起。他具有天才们所常有的那种禀性，既愤世嫉俗、多愁善感又热情奔放。由于兼备了这些特性，他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最最热烈而真诚的心。

我注意到有3个特等舱的门号卡片标着他的名字。再看旅客名单，我发现他是为他的妻子以及他自己的两个妹妹预订的座舱。特等舱足够宽敞，每舱有上下两个铺位。诚然这些铺位窄得只能睡下一个人，可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关系的4个人需要订3个特等舱。那段时期我正处于一种忧郁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使人对寻常小事也异常好奇。现在我不无羞愧地承认，当时我对他多订一个特等舱的目的进行了各种各样无礼而荒谬的推测。虽然这事与我毫不相干，但我还是执拗地绞尽脑汁想解开这个谜。最后我终于得出一个推论，而这个推论使我惊异自己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想到这个谜底。“这当然是为仆人订的，”我自言自语道，“我真是个白痴，竟然没有早一点想到这个如此显而易见的答案!”于是我再一次细看旅客名单，可我从名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并没有仆人与他们同行，尽管事实上他们本来打算带上一位，因为名单上原来写有“仆人”字样，但后来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有行李，”这下我暗想到，“某种他不愿意放进货舱的东西，某种他希望放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啊，我明白了，大概是一幅画，就是他一直在和那个意大利犹太人尼科利洛讨价还价的那幅。”这一推论令我满意，于是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

怀亚特的两个妹妹我都很熟悉，她们是一对非常聪明可爱的姑娘。他妻子同他结婚不久，因而我从未与她见过面。不过他曾经常常在我面前谈起她，而且是以他通常那种富有热情的语调。他把她形容成一个超凡绝伦的美人，既有智慧又有教养。所以我非常渴望能与她相识。

就在我登船的那一天（14日），怀亚特一家也要登船看舱（船长这样告诉我），所以我比原计划多在船上待了一小时，希望趁机结识那位新娘，但不久就听到这样一个解释：“怀亚特夫人偶染小疾，要到明天开船的时候方能上船。”

第二天终于来临，我正从我下榻的旅馆去码头，这时哈迪船长碰见我并对我说，“鉴于某种情况，”（一个笨拙但却实用的辞令），“他认为‘独立号’得推迟一两天才能启航，待一切就绪，他会派人来通知我。”我觉得这事很奇怪，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但由于“那个情况”无从得知，所以我尽管刨根问底地打听了一阵，最后还是只能回到旅馆，无所事事地忍受我心中的焦躁。

几乎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收到我所期待的船长送来的消息。但最后消息终于传来，我立即动身上了船。船上挤满了旅客，一切都处在启航前的忙乱之中。怀亚特一家比我晚10分钟到达。登上船的正是那两姊妹、新娘和画家本人，后者当时正处于他习惯性发作的愤世嫉俗的抑郁之中。不过我对他的脾性早习以为常，所以并不特别在意。他甚至没向我介绍他妻子，这一礼节被迫由他聪明可爱的妹妹玛丽安来完成，她三言两语匆匆为我和那位新娘做了番相互介绍。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蒙着面纱，而当她撩起面纱向我还礼之时，我承认我当时是万分诧异。不过我本来应该更加吃惊，但长期的经验早已告诉我，当我那位画家朋友纵情谈论女人的美丽可爱时，不能过分地盲目相信他那种热情奔放的描述。我知道得很清楚，当美成为谈论的话题时，他是多么容易翱翔于那种纯粹的理想境界。

事实上，我不得不认为怀亚特夫人无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如果不说她长得绝对丑陋，我认为离难看也相差无几。然而她的衣着颇有优雅的情趣，因此我确信，她能迷住我朋友的心，凭的是她更永恒的智慧和心灵之美。她只同我略为寒暄了几句就马上随怀亚特先生进了船舱。

我先前那份好奇心又死灰复燃。没有仆人随行，这已经不言而喻。于是我期待那件额外的行李。稍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抵达码头，运来了一口长方形箱子，它看上去似乎正是我所期待的东西。箱子刚一上船我们就扬帆起航，不一会儿就平安地驶过港口的沙洲，离岸驶向宽阔的海面。

正如我刚才所说，那个箱子是长方形的。它大约有6英尺长，2.5英尺宽。我观察得很仔细，尺寸似乎恰好如此。这种形状非常独特，我一看见它就暗暗为自己推测之准确而得意。读者应该记得我已得出的那个推论，我那位艺术家朋友这件额外的行李应该是画，或至少说是一幅画。因为我知道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同尼科利洛协商，而现在从箱子的形状可以看出，它装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一件复制品。我早就知道，一件由小鲁比尼在佛罗伦萨绘制的《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暂时被尼科利洛所收藏。所以，我认为我心中的疑点已得到充分的解释。一想到我的精明我就禁不住暗自发笑。这是我第一次知晓怀亚特对我保守他艺术方面的秘密，但他这次明显是想瞒着我，想在我鼻子底下把一幅名画偷运到纽约，而且希望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决定迟早得好好地嘲弄他一下。

但有件事令我大为不快。那箱子没有被放入多余的那个客舱。它被抬进怀亚特住的舱内并被放在了那里，几乎占据了舱内的全部地面，这无疑会使画家和他的妻子感到极不舒服，尤其是用来在箱盖上写字的沥青或油漆散发出一种强烈、难闻，我甚至觉得异常讨厌的气味。箱盖上用大写字母潦草地写着“纽约州奥尔巴尼市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此面向上。小心搬运”。

一开始我只意识到那个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是画家妻子的母亲，但随后我就把那姓名地址统统视为是一种特意要迷惑我的故弄玄虚。我当然能肯定，那口箱子和里面装的东西都绝对不会比我这位愤世嫉俗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大道的那间画室再往北多走一步。

开始三四天天气很好，不过完全是顶头风，因为我们刚离岸不久风向骤然由南转北。好天气使船上的旅客兴致勃勃，大家都乐于互相交往，但怀亚特和他的两个妹妹却是例外，他们行为拘谨，而且我禁不住认为他们对其他人都显得无礼。怀亚特的行为我并不很在乎。他情绪低落，甚至比平常还抑郁，事实上他一直愁眉不展，不过我早已习惯他喜怒无常的怪癖。但对他两个妹妹的行为我却无从解释。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她俩都把自己关在船舱内，虽然我多次相劝，可她俩断然拒绝与船上其他任何人接触。

怀亚特夫人倒是非常容易相处。这就是说她喜欢聊天，而爱聊天在船上则是最好的介绍信。她很快就与船上的大部分女士打得火热，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她还非常露骨地向男人们卖弄风情。她把我们大家逗得乐不可支。我说“逗”，是因为连我自己都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就发现怀亚特夫人更多的是被人嘲笑而不是与人共笑。先生们很少谈起她，但女士们不久就宣布她是“一个相貌平平、毫无教养、俗不可耐，但心肠好的女人”。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怀亚特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一场婚姻。财富是一般的解释，但我知道这压根儿不是答案，因为怀亚特曾告诉过我，她既没有带给他一个美元，也没有继承任何遗产的希望。他说他“结婚是为了爱情，仅仅是为了爱情；而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爱”。我承认，一想到我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困惑。难道可能他当时正在发疯？除此我还能怎样认为？他是那么的高雅，那么明智，那么讲究，对瑕疵有那么一种精微的直感，对美有那么一种敏锐的鉴赏能力!当然，那位女士显得对他特别多情，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这时她会十分可笑地左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怎样怎样说，右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如何如何讲。“丈夫”这个字眼似乎总是（用她自己精妙的话来说）“挂在她的舌尖”。与此同时，全船旅客都注意到，她亲爱的丈夫以一种最明显不过的方式在躲避她。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完全是一个人住着那个特等舱，任凭他妻子在大舱的公共场合随心所欲地按她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消遣。

我从我的所见所闻得出结论，由于命运莫名其妙的捉弄，或者是因为一阵突发的奇思狂想，致使这位画家娶了一个完全配不上他的女人，因而很快就自然而然地对她彻底生厌。我打心眼里觉得他可怜，但由于上述原因，我不能原谅他在《最后的晚餐》这件事上对我保持沉默。因此我决定对他施行报复。

一天他来到甲板上，我照从前的习惯挽着他一条胳膊，和他一道在甲板上来回散步。然而他心中的忧郁丝毫未减（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非常自然）。他很少说话，即便开口也依然闷闷不乐而且非常勉强。我冒昧地说了一两句笑话，他也试图挤出一丝微笑。可怜的家伙!当我想到他妻子，我真想知道他是否有心思强颜欢笑。最后我壮着胆子开始了致命的一击。我决定针对那个长方形箱子来一番含沙射影或巧妙暗示，恰到好处地让他慢慢察觉我压根儿不是他那个小小的滑稽把戏的笑柄，或者说不是他的受骗人。我的第一番话就像是一座隐蔽的炮台突然开火。我说起了“那口箱子奇特的形状”。在我说话之间，我狡黠地冲他笑了一笑，会意地朝他眨了眨眼，还用食指轻轻戳了戳他的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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