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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奇迹（第1页）

“德国人来了！”一个声音嚷嚷着。不知哪个人在六月四日清晨六点摇醒了纽曼少校。纽曼累坏了，即便躺在“小红帽”厨房的石头地板上，也依然睡得非常深沉。他慢慢打起精神，开始穿上之前为了投降而准备的干净制服。

在栅门旁，兰利中尉躺在担架上凝望一小群德国步兵走进庭院。他们或许即将杀了他，不过他们看来就跟英军一样疲惫。当他们沿着车道朝他走过来，兰利觉得求生的最佳办法，就是把“受伤战俘”的角色演到淋漓尽致。他指着帐篷上的红十字旗帜，气喘吁吁地跟他们要水和香烟。带头的德军把两样东西都给他了。然后兰利略为迟疑地问道，他们对他有什么要求。

“果酱。”这是他们的答复。兰利第一次感觉到希望。马上要动手杀他的人，不会满脑子想着果酱。

部队开始拥入庭院了：有些人蓬头垢面，但绝大多数梳洗干净、面容清爽，就像超人该有的模样。他们在院子里散开，检查每一个帐篷和担架，确保没有武装的盟军士兵仍然蛰伏在某个地方。“你的战争结束了。”一名骑兵简短地对担架上的卫队队员诺尔斯说。

德军很高兴看到“小红帽”符合《日内瓦公约》，因此放松戒备，很快跟他们的俘虏打成一片，彼此分享口粮和家庭照片。纽曼少校站在门廊上望着这一幕，身上还穿着光彩夺目的干净制服，但是没有军官前来接受他的投降。

两小时后，这群德军继续前进，取而代之的是远不如他们友善的行政人员。存在于前线敌军之间的奇怪默契，很少发生在后勤人员身上。

“海在哪边？”一名即将出发的步兵询问仍然躺在担架上的兰利。兰利毫无头绪，但是自信地指着他认为的方向。这可不能算“助敌”吧——反正他们迟早会找到的。

法军的炮火此时已完全平息。德军进城的时候，大街小巷冒出了一根根白旗。第十八步兵师的赫罗巴克少校感觉城中没有任何抵抗，因此让所有士兵坐上卡车，摇摇晃晃地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直抵海岸。“我们的心飞了起来，”平日师部的《每日情报摘要》一板一眼，今天却雀跃地说，“海就在眼前——是大海！”

上午八点，一支德国陆战队占领了三十二号棱堡。当然，除了被将军抛下的几名总部人员之外，里头没有其他人了。

二十分钟后，一名德军上校走进城中心的市政厅红砖大楼，在这里与第六十八步兵师指挥官波佛利耶将军，以及留在城中的其他法军高阶将领会面。波佛利耶已脱掉钢盔，拿着一片预备在投降典礼上使用的金叶子。大约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他跟德军第十八师师长克兰兹中将（Friedrich-CarlCranz）见面，正式递交这座城市。

九点半，德军部队抵达防波堤底部，在这里遇到了问题。防波堤上挤着密密麻麻的法军，根本不可能迅速完成集合。甚至到了十点，一名法国医官杜兹中尉从防波堤靠海的尾端跳上救生艇逃脱，船上还有另外三十个人。

很难指出敦刻尔克正式沦陷的确切时间。B集团军的战争日志写的是上午九点、X军团说九点四十、陆军第十八师则说十点十五分，最适切的答案（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也许是纳粹旗帜插上东面防波堤的那一刻——上午十点二十分。

现在是收十残局的时候了。正当波佛利耶跟克兰兹讨价还价之际，他的六十八师有一小群人试图逃往西边，但很快被擒。阿洛朗将军（Alaurent）带领三十二师的一群弟兄企图从格拉沃利讷突围，但是在敦刻尔克近郊的拉克里朋（LeClipon）被捕。

十点半传出最后的枪响，城市终于归于平静。在“小红帽”，纽曼中校听见一只黄莺在别墅旁的橡树枝头高声欢唱。“今天是它的好日子。”

不知所措的平民百姓开始钻出地窖。一名披着一战彩带的警官凝望着焦黑的墙壁和断垣残瓦，孩子般地哭了起来。一只小型猎狐犬坐在克列孟梭路上，守护着一具法军遗体。瓦砾堆中有一台可携式收音机奇迹般地完好无缺，正在播放《风流寡妇圆舞曲》（TheMerryWidowWaltz）。

圣马汀教区的副堂神父亨利·勒库安特小心翼翼地穿过瓦砾堆，走向他的教堂。门被打穿、窗户破了，但是教堂仍屹立不摇。走进之后，他很惊讶地听见管风琴正在弹奏巴赫的颂赞曲。两名德国大兵在试弹——一个人坐在琴座前，另一个人在阁楼上鼓动风箱。

总是亦步亦趋报道德国国防军胜利的外国通信记者在断垣残壁中四处打探，试着采访幸存者。警察局副局长安德烈·诺瓦表示他是来自梅斯（Metz）的阿尔萨斯人，一战期间在德国陆军服役。

“那你现在可以回到老部队去了。”站在旁边的一名中校冷言评论。

乔治·施密特是戈培尔[1]手下的一名文宣人员。正当他拍摄画面时，组长开车过来，提醒他戈培尔要的是英国战俘的照片——施密特拍到了吗？

施密特回说英军全走光了。

“嗳，”组长说，“你现在是官方摄影记者。要是没拿到英国战俘的照片，你就是前任官方摄影记者了！”

施密特二话不说，立刻赶往战俘营。他看到三万到四万名法军，却还是没见到英国人。他仔细搜寻，果然得到报偿。人群中有二三十名英国大兵夹杂其间。施密特把他们拉到前排，开始拍照。这天终究化险为夷。

确实，绝大多数英军都已撤离，但他们同时带走数量庞大的法军。超过两万六千人挤在最后一批离开敦刻尔克的船只甲板上。“梅德韦女王号”在清晨浓雾中摸索着前往多佛时，船尾甲板上有一名军官弹奏曼陀铃，想办法替已经开始思乡的法国大兵加油打气。在“军刀号”驱逐舰上，狄恩中校用法文对船上乘客发表演说，引来一片欢声。他拿拥挤的“军刀号”跟豪华的“诺曼底号”邮轮比较高下，把大伙儿逗得很乐。

回程通常平静顺利，但并非一概如此。比利时的“福熙号”拖网船接近英国海岸时，“莉达号”（Leda）驱逐舰赫然走出浓雾，撞上了它。“福熙号”立即沉没，把三百名士兵抛到海中。

阿布里亚尔上将和其他高阶军官搭乘的法国汽艇“VTB25号”听到呼救声，匆忙赶往现场。但是浓雾对所有船只一视同仁：“VTB25”撞上沉船残骸，推进器损毁，导致它无助地在海上漂漂荡荡。

最后，“麦尔坎号”驱逐舰出现了。海尔赛上校指挥若定，船组人员顺利救起一百五十名生还者，并且抛了一根绳索给“VTB25”。阿布里亚尔上将终于在上午六点左右，略为不光彩地被拖回了多佛。

大雾差不多在此时退去，但是并未对年轻的特里尔中尉有所帮助。这位法国中尉负责指挥“爱蜜莉德尚号”疏浚船，他彻底迷路了，而当他跟路过的船只询问方向，却听不懂对方的回复。他试着跟船，却在马加特外海撞上磁性水雷，轰然爆炸。船只在半分钟之内带着五百名士兵沉入海中。

克拉布兹上尉设法从沉船的残骸中脱困。上周他也跟着“美洲豹”驱逐舰落海，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他在水中载浮载沉，挣扎着浮出海面，听到同船的沃克斯上尉在喊他：“哈啰，哈啰！我们来唱歌吧！”

就这样，沃克斯突然拉开嗓子高唱《出征曲》——一首著名的法国进行曲[2]。克拉布兹没心情加入，于是渐漂渐远。等到两人都获救以后，沃克斯责怪他没在海上唱歌：“在那种情况下，每个有情有义的水手都该那么做。”

他或许是对的。撤退舰队上的操作人员需要用各种想象得到的方式来鼓舞士气。“爱蜜莉德尚号”是第二百四十三艘折损船只，绝大多数船员都已濒临崩溃边缘。四日早上，阿布里亚尔上将在多佛城堡会见拉姆齐，双方同意是结束“发电机计划”的时候了。阿布里亚尔表示德军正逐渐逼近，法军已弹尽援绝，而留下的三万到四万名人员并非作战部队。他只有最后一点说错了：悲凉地站在敦刻尔克码头上的部队当中，包括几名最杰出的法国战士。

巴黎在上午十一点给予官方许可，下午两点二十三分，英国海军总部正式宣布结束“发电机行动”。拉姆齐终于从疲惫与压力中解脱。他开车北上桑威赤（Sandwich），打了一场高尔夫以示庆祝。总杆数七十八——绝对是他一生中的最佳成绩。

过去几天如此劳神费心，他甚至没有时间写信给“亲爱的玛格”，但她仍然不断送芦笋和姜饼过来。现在六月五日，他再次提笔：“这次援救行动令人惊叹，成果远超乎想象。”他试着描述他们的成就，但是听起来很尴尬，而且充满自我吹嘘。他是个落实行动的人，不擅于写信。他匆匆写下结尾：“无尽的爱，亲爱的玛格，你带给我无比的慰藉。”

除了解脱之外，拉姆齐也得到深刻的自我证明。他从未走出那段黯然无光的岁月，他跟贝克豪斯上将的决裂把他伤得太深。如今，敦刻尔克弥补了一切，如雪片般飞来的感谢信让他倍感窝心。

他珍惜每一封来函，包括他的理发师写来的信。不过最感人的，莫过于一封署名“伍德考克太太”的来信。她是英国大兵的母亲，与拉姆齐素未谋面：

我是《每日快报》的读者。今天在报上读到有关敦刻尔克的伟大功绩后，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写信对您表达感谢之意。我的儿子是成功逃出来的幸运儿之一。我还没见着他，但他就在英国的某个地方，那样便已足够。我的小儿子约翰·伍德考克四月二十六日在挪威伤重不治，所以您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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