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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16岁——许多伙伴年纪更小——因此他们的袭击很快就被一群三十多岁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这些机械修理工和车间工人练就了一身强健的肌肉。“我被不偏不倚地踢了一脚，”多年之后阿伦向我回忆道。袭击开始后几分钟，阿伦就被一脚踢倒，滚下了好几层台阶。这群年轻人灌了很多酒才使得伤痛有所缓解。

但是，即使是酒精也不能洗刷这种耻辱。从在酒吧这一晚开始，阿伦和他的伙伴就开始策划下一赛季拜访伯恩利。他们采取了秘密行动战术，等混进伯恩利的人群后才开始发起攻击。结果非常成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伯恩利在那一天有多少人住进了医院，但是倒下的人数不少，以至于报纸对此也开始加以报道。英国的媒体从那时起开始关注这种威胁，并将其称之为“足球流氓行为”。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二（1）

当我第一次在酒吧见到阿伦时，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哈雷戴维森摩托车（Ha　rle　y　　Da　vid　s　o　n）的发烧友。他穿着一件黑色缎子的奥克兰突击者队（Oa　kla　nd　　　Ra　id　e　rs）的夹克；他的头发两边短中间厚，像半条身体短粗的鲻鱼。一个倒置的五角星形状的巫术护身符垂挂在他的脖子上。在看到他几近中年的体格时，我就想，万一出什么事我至少能够跑得比他快。

阿伦迟到了20分钟，非常粗鲁地跟我打了招呼。“好，”他说，握着我的手，对自己的迟到毫不在意。我把他带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边。

“我给你要杯酒吧。”我提议道。

“可乐，我不喝酒。”他回答说，“我有过教训，在打架时喝酒对你没有好处。”

我们的对话刚刚开始，他就表示出自己的诚意来。“警察逮住我21次……我对暴力上瘾……我曾经想要停下来，但就是停不下来。”他给我展示身上的伤疤：手腕上的肿块，是骨头打碎之后没有愈合好而形成的；一条胳膊弯起来时，关节和肌腱没法正常吻合。在给我看这些时，他开始逐渐破坏了他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阿伦是一个说起话来就按捺不住的人，话题很多，观点也很多。我的笔在纸上飞快地舞动着，以赶上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比如关于独裁政府的不足、英美对伊拉克战争的道义、亚历山大大帝的智慧以及加利福尼亚人的直爽性格等等。

当谈到他深爱的俱乐部切尔西时，他的滔滔不绝才停了下来。他指着酒吧说：“这是个你可以经常光顾的好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这个酒吧得名于古老闻名的偕德，它曾经是切尔西流氓的居住地。事实上，酒吧就恰好建在了这个地方。只不过现在可以从一家豪华宾馆的大厅进入偕德——这家宾馆是在球场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豪华工程的一部分。在酒吧外的街角，就可以从英皇啤酒店（King　s　　　Bra　s　s　e　rie）要一份龙虾。在偕德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们正在举杯谈笑。一台等离子电视里播放着按摩、切尔西俱乐部的其他服务以及场馆另一端的健康中心的广告。

全球化以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给切尔西俱乐部带来的影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俱乐部所遭受到的影响都要深。从20世纪80年代它就与流氓联系紧密，到了90年代则与国际化融为一体。斯坦福桥的房地产发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球场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的趋势也显而易见。切尔西聘用了意大利和荷兰的精英来训练球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浮华的异国印记。在他们的带领下，切尔西成了英国第一家没有一名本国球员的俱乐部。他们的新姿态加剧了俱乐部国际化的趋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阿联酋国际航空”（Fly　　Emira　te　s）开始在它的球衣上做广告。2003年，俄罗斯第二大富翁、石油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　ma　n　　Ab　ra　mo　vic　h）买下了俱乐部的大部分股份，开始用他的财富打造一支具有冠军潜质的球队。

对于包括阿伦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些变化无疑是对俱乐部工人阶级基础沉重的一击，好像球队放弃了它最忠实的球迷而去追随那些昙花一现的随波逐流之辈。在这些变化中，有一件事尤其令人心痛。1983年，切尔西主席肯·贝茨（Ke　n　　Ba　te　s）提议将看球赛的球迷关在一个带12伏电的栅栏里，如果谁敢越轨就会遭到电击。“他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我们。”阿伦说。幸好当地政府干涉，这个计划才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对大众的伤害已经由此而生。

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大部分社会精英仍旧对足球怀有一种自命不凡的鄙视之情。在鲁珀特·默多克试图收购曼联之前，他的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对足球的诬蔑已是尽人皆知，它称足球是一种“贫民窟里的人进行的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指高阶层人士向原为穷人居住区的移居，结果导致低收入人民的流离失所。贫民窟运动”。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称是中产阶级价值的主要倡导者，也表现出这种与其他人一样的傲慢。这位铁娘子的好友肯尼斯·克拉克（Ke　nne　th　　Cla　rk）说她“认为球迷是内部的敌人”。在她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撒切尔多次明确地表示自己要与流氓行径斗争到底。在I989年，她的政府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借口来采取行动。在谢菲尔德（S　he　ffie　ld）希尔斯堡球场（Hills　b　o　ro　ug　h　　S　ta　d　ium），95名观看利物浦队与诺丁汉森林队比赛的球迷被挤压在看台的围栏上窒息而死。为了应对这样残忍的行为，政府下令将球场只供站立观看的看台翻修成一排排的座位，就像剧院里的座位那样，球场中安装了摄像头以记录这里发生的一举一动。整顿球场治安最终成为了一项严肃的工作。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二（2）

这些新要求改变了球赛的经济状况。为了给体育场的重建工作提供足够的资金，球场的老业主们，大多是一些白手起家的小商人，引入了大量的新资金。这当中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狡猾的城市投资者，他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庞大的垄断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经开发的利润中心。新看台上有豪华的包间出租给各大公司。俱乐部的股票上了市，他们还提高了门票价格，将联赛的电视转播权出售给鲁珀特·默多克的卫星网络，这些计划实行得天衣无缝。一个更为富裕的新球迷群体开始在更安全更舒适的体育场里观看球赛。很多女球迷也第一次出现在了看台上。

但是这些转变是付出了代价才实现的。新的观众群体破坏了球场上以前那种喧闹的工人阶层氛围。阿伦在解释这种改变的时候，提到曾经有一度“有一万人去体育场，里面有六千人都是来打架的。其他的是去看打架的。是的，他们会说他们觉得恶心。但是事后在酒吧你问他们，‘你看了比赛还是看了打架？’”他向后仰着，装得一本正经地说，“‘噢，当然是打架了。’”阿伦对自己的观察都觉得好笑。“现在，人们只想去看比赛，那样他们就可以说”——他装成一本正经的样子——“‘看！我很酷。我看过切尔西的比赛了。’当我站起来唱歌时，他们会说，坐下。’”

在不知不觉中，阿伦将反对全球化最基本的文化论点——主要是来自《拒绝名牌》（No　Lo　g　o）的作者内奥米·克莱恩、砸烂麦当劳的法国农民若泽·博韦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观点——归结为：跨国资本主义破坏了传统和本土文化，使一切都变得同质化失去了本土特色，并且还剥夺了当地无产阶级和农民深爱的东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论点如何在总体上适用于英国足球，尤其适用于切尔西。当我去观看一场在斯坦福桥的比赛时，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美国投资银行家和他的拉美女朋友。我们坐在球场中阿伦·加里森和他的小流氓同伙们曾经占据的地盘上。与格拉斯哥满嘴唱着辱骂歌曲的球迷相比，切尔西的球迷像是聆听交响音乐会的听众，只有几个健壮的家伙轻声咕哝着挑衅性的粗话。他们小心地将自己的声音降低到只有自己听得见的程度，这样在场内拿着小型摄像机巡视的警察才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没有理由没收他们的门票。（阿伦被没收了三次。）

但是对切尔西球赛经济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首先，比赛并没有变得完全中产阶级化。当然，切尔西的票价可能比较高——大概50美元一张——但这也没到贵得买不起的地步。即使在时尚的伦敦西区，这个可能是英国雅皮士最多的地方，切尔西还是成功地吸引了一大群工人阶层观众。现在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混合群体，包括了体力劳动者、管理人员、清洁工和广告行政官。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这可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进步。

面对这种群体力量的日益壮大，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市场并不总是由个人利益控制着。英国的足球作家们经常将旧式俱乐部的所有者描述成仁慈且具有公益心的公民，在为他们的工人阶级朋友做好事。但这只是一种对从未存在过的社会市场的怀旧之情。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比赛中赚到的钱很少，俱乐部的所有者只能听任球场变得破败不堪、到处都是安全陷阱，受人责骂。实际上，他们对待球迷的方式就好像球迷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冷淡疏忽最终引发了完全崩溃，这就是导致社会衰退的破窗理论的一个缩影。球迷们也开始认为生命不值一钱。他们每周末都会将彼此打得半死。对这种古老文化的消失表示悲哀同时也会对消失的传统以及氛围而满怀感伤。事实上，这是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种对所有的本土事物加以颂扬的趋势，即便它们应该被抛在身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足球流氓对年轻时代的缅怀是最真实诚挚的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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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三（1）

在遇见阿伦·加里森之前，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文章。在切尔西网站上浏览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的内容是阿伦从讲述自己年轻时代流氓生活的传记体小说《我们是北看台》里摘录的一些内容编辑而成的。这本传奇式的作品以冒险流浪事迹为题材，讲述的是一群朋友周游英国和欧洲，到处寻衅闹事的故事。在手写稿里，他称自己为阿伦·梅里尔（Ala　n　　Me　rrill）——他使用的一些化名已经使他远离任何自证其罪的供词，而这个笔名与化名更是相去甚远。

阿伦的文风出奇地清晰华丽。但是如果以小说家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是有些许不足。这个梅里尔的角色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自我牺牲精神，他总是挺身而出，保护无辜的旁观者。他像个英雄一样制服每一个对手，场场必胜。（“一个＇流氓＇拼命回击，一拳向梅里尔挥来，但他轻易地躲闪开去，一把抓住了向他挥来的手腕。然后他迅速将那小子拉过来，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支点，翻身将对方重重地摔在球门柱上。”）不过，从很多方面看，这还是一部令人惊奇的表现自我的社会学作品。阿伦并没有把自己的伙伴描述成追求崇高目标的反叛者或者一群演绎贫穷所带来的反常状况的怪兽。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青少年，身陷于暴力的世界，而且没有任何脱身逃离的愿望罢了。

阿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流氓，他非常细心地阅读军事历史和新闻报纸，而且酷爱希腊文化。他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阅读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作品上。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阿伦一定很懊恼自己没有早一点儿想起来写自传。他开始着手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三个朋友将自己的手稿送到出版商那儿了。“大嘴唇”史蒂夫·希克莫特（S　te　ve　　“Hic　ke　y”Hic　kmo　nt）在阿伦入狱期间取代了他在切尔西的位置。他出版了《为比赛做好准备》。他的同伴“胖子”克里斯·亨德森（Chris　　“Chub　b　y”He　nd　e　rs　o　n）写了另一部自传。还有一个叫马丁·金（Ma　rtin　　King）的写了一本《流氓球迷》，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些都十分畅销。阿伦觉得他也有一连串有意思的故事要讲，于是就将自己的手稿送到朋友的出版社。其他三人都是与人合著的，而阿伦则是完全自己创作。也许他希望自己未加修饰的真实声音会占据优势，获得好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受到了婉言拒绝——这是拒绝流氓的唯一一种方式。“他们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太暴力了，而且右翼倾向严重。”

但是，如果出版商们说实话的话就会给他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市场上不能再出现另一本有关足球流氓的自传了——至少是不应该再有了。除了有关切尔西的书之外，来自西汉姆联队的球迷流氓组织“内城团伙”（Inte　r　　City　　Firm），卡迪夫城的“灵魂帮”（S　o　ul　　Cre　w），朴次茅斯的“657帮”（657　　Cre　w），以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俱乐部的足球流氓们都出版过他们自己内容单调，冗余重复的自传，比如《想挨揍吗？》、《城市狂人》等。如今，伦敦街角书店里的体育运动专架上充斥着这些流氓文学。这种题材已经不仅局限于第一人称的叙述。道吉·布林逊（Do　ug　ie　　　Brims　o　n）和埃迪·布林逊（Ed　d　y　　Brims　o　n）两兄弟已经获得特许权，出版用人类学来研究足球暴力的流行书籍。他们将自己剃得光光的脑袋和刻意摆出的滑稽险恶的眼神摆在封面上；并且书中大量引用流氓话语，且书名以《欧洲垃圾》、《死刑：伦敦暴力足球的追随者》等字眼命名。一个名叫约翰·金的（J　o　hn　　King）小说家写了整整一书架的流氓小说，大多也是关于切尔西的。另一个书架上则是有关于流氓时尚和地下流氓经济的书；还有学者撰写的大部头书籍，希望趁机以色情细节描写吸引读者而赚上一笔。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足球流氓已经变成了黑帮说唱歌手或者黑手党一样的角色，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以及商品化了的罪犯。当英国广播公司（BBC）觉得自己的收视率不佳需要提高时，就会从大量的流氓纪录片中挑一部来播放。每个月似乎都有一家英国报纸或杂志刊登一篇报道，讲述国内流氓的行为或者他们在国外的影响。直到我亲自去了切尔西之后，才对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深有感触。在富勒姆大道（Fulha　m　　Ro　a　d）上，我遇见了一个小贩在摆开桌子出售帽子和别针；这些东西上面都印有骷髅头标志，代表着臭名昭著的“猎头帮”。在球场内的看台上，我看见一个身穿猎头帮T恤，头发梳成钢针状的少年。球场保安放他进来的时候一定很放心，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哪个足球流氓会傻到这样招摇过市。

这种流氓产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英国足球中产阶级化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以至于传统形式的流氓行为已无法继续蓬勃发展下去。当然，流氓们照样打斗，只是不再在球场内。阿伦是这样向我解释打斗技巧的：“你打电话给对方的头目说，‘好，两点特拉法加广场见。’然后你就希望在出手之前警察还没有到达。有时候会打上一架，有时候看见警察过来，就只好走开。”对阿伦来说，这种流氓之间发起挑战的新形式糟蹋了打架的快感，因为在狭窄的场馆走廊或者看台上打架要让人感觉爽快刺激得多。有了事前的准备，“打斗就失去了它的自发性和即时性。”因此，他对现代足球流氓的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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