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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蒙牛十年　序言（1）

题记：“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2008年的9月18日下午。我坐在电脑前，编辑一篇题为《雷曼不死，华尔街之难不消》的文章。三天前，这家有着158年历史，诞生于电气和机车时代的公司终于在金融海啸中倒掉了。更早前几天，我还在跟这家投资银行的一位朋友聊天，她说，大家都在水中，水现在还在我们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下巴。但雷曼大船在瞬间沉没了。

当我在为这家隔山跨海，千里万里之外的投资银行写挽词的时候，其实我所在的媒体也正面临没顶之灾。当晚，雷曼兄弟的文章没有最后签发，报纸被宣布停刊。

这次猝死与雷曼一样，发生在一周之内。这张中国最早的财经媒体在沉默中销声匿迹了。

这张市场化媒体的消亡，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简单的因言获罪，真正令这张报纸戛然而止的，亦是来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投资人的再融资受阻和国内广告市场的严峻形势，令到它的运营捉襟见肘。早在2008年初，当人们对这场“次贷危机”还茫然不知其厉害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已经预言，“全球经济要进入严冬了。”虽然这个组织体是如此的纤细，但亚马逊蝴蝶的翅膀，还是扇动了中国的一张小众报纸。

一年的时间，白驹过隙。到了2009年的9月1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翻出了一个老故事：因为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巴菲特不会使用手机的某项功能，从而错过了拯救雷曼兄弟的最佳时机。

故事说，一年之前的那个周末，金融世界陷入崩溃，巴菲特接到大量求助电话。周六傍晚6点左右，巴菲特准备出门参加加拿大埃德蒙顿的一个社交活动时，接到了巴克莱资本公司主管鲍勃·戴蒙德的电话。巴克莱银行正打算收购雷曼兄弟，但他们在英国政府那里遇到了困难，戴蒙德希望巴菲特能提供担保，以便推动交易顺利进行。巴菲特认为，这个交易计划听起来过于复杂，他很难通过一个简短电话搞清楚，于是让戴蒙德把具体交易计划通过传真发给他。但当巴菲特午夜时分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什么也没收到。接下来，全世界都知道雷曼兄弟崩溃了，全球金融体系数天之内也陷入了一场全面的危机。

时间过去了10个月。有一天，巴菲特问女儿苏珊，自己手机屏幕上的一个小图标代表了什么？结果，可想而知，那正是巴菲特一直等待的来自戴蒙德的语音邮件。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你永远不想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一项事关存亡的交易完全取决于一位老人会不会使用手机。另一方面，抛开所有技术问题，你可能也会说，巴菲特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么使用手机真是“绝顶高明”。

每次读到这样的故事，都会陡增人们对于世界不确定性的感慨和唏嘘。我们试图判定历史的规律或者逻辑时，却发现，历史往往就是偶然的事件所演化而来的。但是关于企业命运，真的是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还是冥冥之中注定要发生的？一个企业的组织机构何以在灾难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庞然大物如雷曼兄弟，小到我就职的那个媒体？

职业习惯让我在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企业发生了如此众多的标志性的事件。汶川大地震后，企业界成为惟一遭到轰击的群体，尽管他们的捐赠额占到了全部捐赠的一半以上。企业家在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越来越多地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时候，这个群体本身在受到社会的艳羡的同时，却没有受到社会的尊重。

蒙牛十年　序言（2）

“三聚氰胺事件”更是中国企业界的一次整体信誉沦陷。这场灾难过后，以往的行业先锋、意见领袖，不是锒铛入狱，就是偃鼓息声。外界指责谩骂、高谈阔论、事后诸葛不胜其数。但我们的历史不是由每个人写成的吗？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人不还是代表成功和社会责任，被主流媒体和公众所追捧？历史究竟是怎么发展而来的？都有什么力量在推动历史向着某个方向发展？

2009年7月8日，国企中粮集团入主蒙牛乳业。这是一个如此有况味的收购案，当三鹿公司的田文华被处重刑，深陷牢狱之灾的时候，同样在这场灾难和混乱中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牛根生，却有了如此不同，并且是一个看似并不悲情的结局——让渡了自己一手创建的企业控制权，借资本的推手去营造一个新的资本故事。中国的民营企业再次以依附于庞大的国有力量保存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历史不应该是简单地轮回，与柳传志、鲁冠球、宗庆后这些曾经的传统“红顶商人”不同的是，民营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与壮大，已经有了与国有企业议价的能力。这种民营、国企还有作为第三方投资人所形成的经济混合体，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企业发展路径。这既不同于以往单纯所有制体制的企业，又不是吴敬琏所定义的“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混合体制的企业，要经受市场和投资人的双重考量，注定要实现效率最优。这是社会乐观其成的一个结果。

牛根生和他的蒙牛成为近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再也无法复制的样本。在未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平稳上升期的时候，这样的企业案例也应不会多见，特别是在消费品领域。还是那个疑问，中国出现这样的企业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说是历史的必然，是因自1999年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消费空前爆发的阶段。此前，在中国，“正常”人是不喝牛奶的，牛奶是属于孩子、老人和病人饮用的食品。直到20世纪末，中国才进入到全民饮奶的时代。从零到上千亿市场的形成仅仅用了不超过十年的时间。中国的企业开始真正着眼于自己人的市场，并真正从自己人市场创造了价值最大化的商机。于是，你可以说，牛根生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但如果在1999年，那时候，牛根生没有被郑俊怀逼走，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吗？如果大摩挑选的不是牛根生而是其他人，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如此众多中国的中国乳品业进入者中，为什么只有一个牛根生？这样的问题，在考察当代中国企业史时，实在是过于纠结。

我决定写这本关于蒙牛的书。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往，市面上不乏种类繁多关于蒙牛和牛根生的书籍。这些书籍的作者要么是企业的人，要么是外部的观察者。前者离公司太近，难免有身在此山中的遗憾。而后者，大多是成功学的不同翻版。

说来很有意思，我过去所供职的那家媒体，是一个从名字上根本看不出主管单位的报纸，但实际上，从出身上讲它也是一个与内蒙古有关的单位，它的主管部门，是自治区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于是，和蒙牛、伊利这些内蒙古当地的优秀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来观察和接触这些企业。这些观察和积累持续多年，他们每一次重大事件的报道，都成为内容丰富的积累和沉淀。

蒙牛十年　序言（3）

我相信历史的逻辑，但依循逻辑产生的结论并不一定是惟一的。

2005年深秋，我前去蒙牛位于呼和浩特市27公里外的和林格尔采访。那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深秋，天空湛蓝得令人心从心底里感到微勳。道路两边的树木在阳光下，叶子泛出迷人的金黄。草原牧场也变成了满坡的金黄，一望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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