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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蒋先生乃于孙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连任一次后（一九五四年六月），调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孙为总统府参军长，再度打入冷宫。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的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易导致内部的不和，且优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孙的想法是“对于钧座尽忠效力，不惜贡献其生命以及一切，冀报万一”，＇18＇唯才不得展，志不得伸，参谋总长一职，居然，没有他的份，由黄埔系的桂永清，垂手而得，难免气愤填膺，险走极端。

孙是职业军人，“为了自己能独当一面，获得领导权，铲除那些贪污无能的官僚”诉诸枪杆子，原无足为奇。

《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五十五岁的孙立人，能干、勇敢，是最西方式的事军领袖。台湾很多政界人士，深为不解，孙将军何以能屹立那么久？孙坚信，在现有的领导下，台湾无法幸存，私下谈及大陆之失，纯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反共大业和他自己相连在一起……。主张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希望。”＇19＇

依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孙立人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

主犯郭廷亮，三十四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时孙任团长。改新三十八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一九四八年六月，驻军沈阳，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失陷，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介绍其兄经文，任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20＇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但“郭在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前，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谍活动。”一九五四年九月，某晚七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X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零数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一九五四年八月和十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六人，为三十七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第五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三十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二十九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四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埙，三十四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和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六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五月十五日，＇21＇台北谒孙，向孙报告，XX部队将在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期。”孙本人计划于五月二十五日左右南下，以XXX为指挥所，“将于五月底或六月初有所行动”。

事情发生变的，孙决定于二十八日去南部，但“奉谕”于三十日与蒋先生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二十五日被捕，仅由陈良埙于二十八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六月六日，南部地区七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的美国第八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规定晨四时半前，抵屏东机场受检位置。预定上午九时半，正式检阅开始＇奇Qisuu。ｃom书＇，但延至十一时三十的，始克举行，检阅台前，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22＇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二十余人，向当局告密，证诸郭廷亮于事发前十二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六日，蒋先生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六月十五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将军的身影，孙实际上，受到看管侦讯之中。

外电率先报导孙被捕消息，当局却闷声不响。到八月三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月，始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孙说：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23＇

那末，究竟是什么事，是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纭，甚至距今二十八年，迄无是耶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坦言指责，认为“步骤仓卒”，“事前未有整个计划”，“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24）

八月二十日，蒋先生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七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25＇可以看得出，蒋先生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

试举《祖国》的社论为例，该文说：

“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祯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成‘无声无臭’，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26＇

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政府“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洗雪前衍，以正视听。”

“（1）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向典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谋，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谋，绝不能因为他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予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2）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谋罪名将之夕上决。

（3）公开事买真相，是政府公正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三月（六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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