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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地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公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

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就要做个臭公知

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且活的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

“公知”这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

“公知”被污名化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记得以前，很多杂志还会评选年度公知，我也曾入选过，但不知何时，大家就开始用“公知”两字骂人了，明明两方都是公知，观点之争到一半，一方忽然大喊，你们是公知，另一方就不辩自败了，比“对方开着宝马扬长而去”还要有效。后来大家又聪明了，一上来先全部变成草根，但很快又发现草根和草根之间的争论就像屁民与屁民之间的互掐一样，两败俱伤且无人关心。很快，又冒出来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但没过多久，网络上意见领袖又泛滥了，每次公众事件，看着意见领袖自动排成一个连，还不如去看易建联。终于，大杀器出现了，“公民”两字隆重登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变种，这个词又安全又不容易被污名，但最近也有人说，什么公民，也是图“功名”，都是大尾巴狼。于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了。

“公知”的臭掉和“公知”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确有一堆的臭毛病，有的迂腐，有的圆滑，有的好色，有的没谱，有的投机，有的唠叨，有的粗鲁，有的装逼，有的故作高深，有的哗众取宠，有的拉帮结派，有的爱作姿态，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耸听，有的党同伐异。加上公知一直在发言，自身缺点也会被一再放大，所以最终开始惹人厌烦。不过回头想想，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不都是这样么，比如你老说演艺圈的男女关系实在太乱了，但回头一看自己的办公室，可能也好不到哪去。

【文】故事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一开始有公知和意见领袖大声说话，很多人觉得舒服，把自己的心声给说出来。后来大家又觉得，怎么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当然，这也不完全怨公知，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老是车轱辘错来回犯。后来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公知得了名，赚了钱，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去，他原来是在消费政治，消费情绪。臭公知。

【人】我身边就有朋友不喜欢看文人出身的公知在那里批判社会，他觉得表演居多，而且一直在NG，就是永远不关机。相比之下，他更爱看成功的商界人士说话，他关注了李开复王冉潘石屹等人，每天转发，觉得他们几个文笔不输那些文人，而且更了解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操作，语气也更舒服。最重要的是人家已经富裕了，无需表演。后来在一个饭桌上，另外一个朋友阴谋论道，不一定，人有了钱就要好名声，我觉得他们动机不纯，是另外一种消费，也是臭公知的另外一种。我那朋友虽然争辩几句，但第二天微博只转了条冷笑话精选，好几天才缓过来。

【书】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姚晨，觉得演艺圈里关心现实的明星不多，而且她也常仗义执言。但也有朋友就不屑一顾，说这也许是一个策划好的路线，要和其他明星区分开来，说到底就是功利，也是臭公知的一个变种。

【屋】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XXX，觉得XXX很厉害。结果也有朋友反驳说，XXX也是在表演一种姿态，越被迫害，他地位就越高，收入就越多。这境界比臭公知要高一点，但其实也是在消费政治，归根结底还是臭公知的2。0版本。

当然，也有说到我自己的。我初中写文章就喜欢批评这个批判那个，当时没什么概念，纯粹是因为启蒙读物都是民国作家的，于是下意识觉得写文章就该批判。另外有个酷爱写作的同学，大家启蒙读物和性格都不一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关心现实，另一些人关心星座，而他们都很好。虽然我第一本书就挺畅销，但真正获得浮名也是因为这几年写的这么些杂文。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且活的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

最终一轮听下来，我发现一种心态，只要不是当街被迫害死的，或者生活还算不赖的，就会有各种诛心揣测。激进一点，就成姿态，保守一点，便成五毛，总之就是消费政治，消费公共事件，而且一旦观点不同，两派公知就容易互挖老底，留给观众原来全是王八蛋的印象。加上群众的笔力也越来越强，“公知”终于从一个颁奖赞美的用词变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用词。

既然这样，我也终于明白了，不管我否定或者肯定，甚至给自己找另外一个独特的词汇替代，其实我就是一个臭公知。有人说，无所谓这样的一个群体叫什么名字，公知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意见领袖也好，公民也好，你只要一个人发声就行了，名声是你的，管这些名词臭或者香呢。但我觉得不妥，就算一只闲云野鹤，你总不希望自顾自飞了半天，突然之间，你的种群被人污名了，人家指着你，说，看，一只闲云野鸭。当然，这其中和这帮野鹤掐架的时候互相指责对方是野鸭也有很大的关系，加上围观的野鸡，管事的野猪都对这种名称的变化是喜闻乐见的。我觉得，“知识分子”以及“公知”这两个词，无论在任何年代，都应该是一个褒义词，都该去珍惜。所以本文标题中的“臭公知”三字也是罪过。相反，意见领袖不算是个褒义词。带“领袖”两字的，最终都很可能走向铲除异己的方向，而“分子”只是物质组成的一种基本单位而已。

是的，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的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的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面对政府，公权，政治，你不消费它，他很可能就消灭你。

最后，面对各种不同的不公，没人能够替你代消。一切还是得你亲自出马。从有了互联网开始，随着每个人的参与，曾经说出大家心里话的著名公知们，被不停抛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抛弃一些人的名字不代表必须抛弃一个向善的名词。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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