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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15（第1页）

直到那时，我都没有认真想过，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放我出去。虽然一个礼拜过去了，又一个礼拜过去了，我还那么以为着。直到最后，我才放弃了克里斯蒂医生会让我走的幻想。因为，如果他相信我在入院时就疯了，那么，在那之后我说过的所有，都只会让他相信我疯得更严重了。更麻烦的是，他坚信我会被他治好，只要他能让我恢复写字，我就能重新记起自己是谁。

“你看了太多文学作品了，”有一次巡房时他说，“这就是你烦恼的根源。但是有时候，我们医生要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我的意思是，通过再读文学书来让你恢复。你看，”他给我带来一个纸包裹，里面是一块小黑板和一支粉笔，“你坐下，把黑板放在面前，”他说，“一天下来，你就能写出——注意，是工工整整的！——写出你的名字了。我说的是你的真名。明天，你给我写出你生平的第一部分，然后每天增加一部分。随着书写机能的恢复，你的思考机能也就慢慢恢复了……”

他叫培根护士监督我，拿着粉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当然我啥也没写出来。粉笔头最后被我捏成了粉，或者被我手心的汗浸得湿漉漉的。然后，他回来看到空空的小黑板，就皱着眉头摇头。有时斯彼勒护士在他身边，“你怎么一个字都不写？”她会说我，“看看医生们为了治好你，费了多少心。要我说，你这就叫不知好歹。”

他走之后，她就来摇我。我越是哭闹，她越是摇得厉害。她使劲的时候，你会觉得连牙都被她摇松脱了。她会把你摇到要吐——“哟，你抽抽了。”她会对别的护士挤挤眼说，她们就一起哈哈大笑。她们恨这些女病人们。她们恨我。我用自然平常的语气说话时，她们觉得我在嘲笑她们。我知道，她们以为我装疯卖傻，就为了博得克里斯蒂医生的关注。这让女病友们也恨起我来。只有疯疯癫癫的威尔逊小姐时不时地对我好。有一次她看见我对着黑板掉眼泪，就趁培根护士背对着我的时候，跑过来帮我写了我的名字——我的意思是，莫德的名字。她虽然是好心，我还是希望她没这么做，因为克里斯蒂医生回来看见这字，脸上露出了微笑，大声说，“真不错，里弗斯太太！我们成功一半了！”到了第二天，我又只能鬼画桃符，他当然以为我在耍花招。

“不让她吃饭，培根护士，”他板着脸说，“直到她写出来为止。”

于是，我就写这个：苏珊，苏珊，苏珊——我写了五十遍。培根护士打我。斯彼勒护士也打我。克里斯蒂医生摇着他的头。他说我的病比他想象的严重，需要另外一种疗法。他给我喝木馏油——他叫护士们按住我，他把油往我口里灌。他还说要找蚂蝗饲养师，来给我的脑袋放血。然后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新病人，她不会正常说话，只会说她自己造出来的叽里咕噜的语言，她说那是蛇语。然后他就把时间全花在了她身上，用针去刺她，在她耳朵后面拍爆纸袋子，用开水烫她——想方设法把她的英语吓回来。

我希望他就这么继续戳她烫她去。木馏油差点呛死我了。我害怕蚂蝗。他不管我，能让我有时间想想我的逃跑计划。我整天想着的还是那事。现在都六月了，我是五月进来的。我还是坚持观察院子的地形，研究各个窗户和门，找出哪些是松动的。每次培根护士拿出钥匙时，我都仔细看着，记住哪把钥匙开什么锁。我发现，如果是走廊和卧室门上的锁，是一把钥匙开全部。如果我能从钥匙链上把那把钥匙偷下来，我就能跑出去了，我很有把握。但是那钥匙链很结实，每个护士都把钥匙看得很紧。培根护士——她还警告过，我是个滑头——是把钥匙看得最紧的。她只是在需要从橱柜拿东西的时候，才会把钥匙交给贝蒂一下，然后立马就收回去，放进口袋里。

每一次看到她放回去，我都感觉无能为力，忍不住气得发抖。太让我难受了，居然偏偏是我！被关进这里，这么长时间，过得这么低贱，失去了我的所有，就因为少了一把小小的钥匙！一把小小的、简单的钥匙！甚至不是一把什么高级钥匙，就一把只有四个齿的小破钥匙，要是有钥匙坯和锉刀，我一眨眼工夫就能仿出一把来。这事儿，我每天都想一百遍。洗脸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在小花园里散步时，坐在活动室里听女病人们嘀咕或掉眼泪时，躺在床上被护士的灯晃着眼睛时，我都在想。如果这个想法是锤子或起子，我早跑出去一万遍了！但其实，这想法更像毒药，我想得太多，都快想吐了。

这像一种迟缓的病痛，不像我刚到这里时，那种让我出汗的尖锐的恐惧。它慢慢地，鬼鬼祟祟地潜伏进来，变成了疯人院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墙上的颜色，食物的味道，病人们哭喊的声音，它悄悄在我身上扎下了根，当我察觉时，已经太晚了。我还是对每一个跟我说话的人说，我脑子很清楚很正常，我进疯人院是被搞错了，我不是莫德·里弗斯，应该马上被放出去。但是，我说了太多遍以后，这些话变得软弱无力，就像钱币用久了以后，头像就磨损得模糊不清。最后，有一天，我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时又说了一遍，她带着怜悯的表情看着我。

“我曾经也跟你想的一样，”她和善地对我说，“但是，你知道吗，我怕你是来了这里之后就疯了。我们这儿的人都有点怪，你看看周围就知道。你看看你自己就知道了。”

她对我微笑——但是，就跟刚才一样，笑容带着点怜悯。她接着往前走，但我停下了。我已经很久，我也不记得多久了，没去想过我在别人眼中是啥模样。克里斯蒂医生不给我们镜子，怕我们打碎了。现在想起来，我上一次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是在克林姆太太家的时候了——是在克林姆太太那儿吗？——那天莫德让我穿她的蓝色真丝裙子——是蓝色的吗，还是灰色呢？——是她举着小镜子。我用手捂住眼睛。裙子是蓝色的，我肯定。噢，我穿着那个走进疯人院的啊！他们把裙子抢走了——他们也抢走了莫德妈妈的行李袋，还有里面所有的东西——刷子、梳子、内衣、红色毛呢拖鞋——我再也没见过它们了。代替它们的，我低头看看自己，是格子呢裙子和胶鞋，我已经差不多习惯它们了。现在我把它们看了个真真切切，我希望能把它们看得顺眼点儿。值班看管我们的护士闭着眼睛，在太阳下打瞌睡了。她身边是一扇窗户，里面是活动室。屋里暗，窗玻璃就像镜子一样，清楚地映出了外面转圈儿散步的女病人们。其中有一个站住了，手放在脸上。我眨眼她也眨眼。那就是我。

我慢慢地走过去，带着恐惧，仔细打量着自己。

就像刚才那女人说的，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我的头发还缝在头顶上，不过线已经松了，头发也七拱八翘了。我的脸色发白，满是青的紫的瘢痕和伤口。我的眼睛肿着——是因为缺乏睡眠吧——眼圈发红。我的脸从未像现在这么尖瘦，脖子细得像麻秆。格子呢裙子套在我身上，像个挂着的洗衣袋，领口露出莫德那只旧手套的脏兮兮的指尖，我还把这东西藏在胸口。你还可以勉强看出，小牛皮上有我的牙齿印。

我看着玻璃，大约看了一分钟。我看着，想起我小时候，那么多次，萨克斯比大娘帮我洗头梳头，使我的头发充满光泽。我想起她怕我着凉，在我上床前先要暖床。我想起她每次都把最嫩最好吃的肉留给我，我长牙齿时她帮我磨牙，常常抚摩我的胳膊和腿，不让它们长歪了。我记得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里，她把我保护得多严密、多安全。我去布莱尔，本来是想去发财，带回来和她分享。现在财富没有了。莫德把财富偷走了，把她自己的命运给了我。她本来应该来这里。她把我变成了她，她就跑了出去，自由自在了。她看见的每一块镜子——在服装店里试裙子时也好，在戏院里、舞厅里跳舞时也好——她在每一块镜子里看见的她，都是我的反面：俊俏、乐观、骄傲、自由——

我想，我开始愤怒了。然后我看见了自己的眼神和表情，这把我自己都吓着了。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值班护士从瞌睡里醒了，过来戳了我一下。

“好啦，虚荣小姐，”她打了个哈欠说，“我敢说你连脚后跟都要照个够，是不？好吧，咱们就看看。”她把我推回队伍里。我低头走路，眼睛只看着裙子的下摆、我的鞋、走在我前面的女人的鞋。看什么都行，只要别让我抬头看到窗玻璃，看到自己疯了的眼神。

那是在六月尾。也可能再早一些，很难知道准确的日期。在疯人院里，我们连礼拜几都很难搞清——只知道他们要你站在活动室里听克里斯蒂医生祷告，而不是坐在床上的时候，就是礼拜天了，一个礼拜又过去了。也许我应该像犯人一样，每个礼拜天刻一个痕迹什么的。但是，每个礼拜都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礼拜开始时我都想着，下礼拜我就会出去了。然后我的记忆也混乱了，有时候好像一个礼拜有两三个礼拜天，有时候又好像没有礼拜天。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春天变成了夏天，因为日子变长了，阳光变得热辣辣了，房间变得像蒸笼了。

对于当时的热，我记得无比深刻。那种热几乎要让人发疯。房间里的空气就像热汤。待在这种空气里，有一两个女病人活活热死了。当然了，克里斯蒂医生和格雷夫斯医生是医生，他们能把这记录成中风而死，这是我听护士们说的。天气热了，护士们的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她们抱怨着头痛和出汗，抱怨身上的制服。“为什么我还得穿着羊毛裙子，在这儿照顾你们？”她们把我们推来搡去，“人家坦布里奇疯人院的护士穿的都是府绸——！”

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没有哪家疯人院要她们，她们也去不了。她们在这儿混日子混得太舒服了。她们整天说女病人们太麻烦，太会耍花招什么的，又互相展示身上的青肿啊什么的，但其实，病人们都被她们下了药搞得有气无力的，谁还能耍什么花招。至于说麻烦，都是护士们想开玩笑自找的。她们的工作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了，我们七点钟就被她们赶上了床——给我们吃了安眠药——然后她们就看报纸看小说，烤面包，喝热可可，弄点刺绣，吹口哨，放屁，站在门口隔着走廊跟人大声聊天，她们觉得闷了，甚至直接跑到别的房间去串门，把病人们锁在房间里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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