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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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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制度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我们从民生银行的运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产权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银行业的内部经营管理依然会出现问题。据报道：专注于民营银行试点的学者、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徐滇庆教授曾对媒体表示，民生银行在账面上确实比四大银行好得多，但是坏账增长的速度一点不差。他引用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先生的话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眼看着坏账就上来了，四大银行有的毛病我们全都有了。”连自己的不良贷款是如何增长的都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

事实上，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而已，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它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它们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它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在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大企业和大银行也开始逐步失去了活力，因为它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现有的制度而生存，不再开拓生存的空间，守成、短见、专家综合症开始成为它们共同的症状。有研究证明，人类最近30年的主要发明与产业化几乎都是民间的个人活动。当前信息产业的发展更加说明，恰恰是“体制外”的活动在制度和技术创新中担当了关键的角色，民间力量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风险资本的出现，没有风险投资家和投资基金的出现，没有创业板市场的出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经济”。毫无疑问，“新经济”就是这些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但这个创新过程不是政府组织和规划的结果，而是民间活动的产物。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2）

2002年10月12日

谁也没有“家”（1）

谁也没有“家”——与汪丁丁先生商榷

汪丁丁先生认为，经济学的母体是哲学等学科，经济学一经出走，就永远“无家可归”了。我觉得，哲学是人们尚处于糊涂状态时的学问。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哲学对经济学的“意义是很小的”，经济学的哲学外衣是可以去掉的。

说实在的，汪丁丁先生的文集《我思考的经济学》（1997年），我很喜欢。但是，在出版那本文集之后，丁丁先生走的路子我有些不赞同。他曾在题为“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的报告中说：“在学说史上，行为学、心理学在前，边际效用分析经济学在后。所以，我同意Homans的看法，经济学原理可以从行为学原理推导出来。”阅读丁丁先生的诸多著作，如：《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永远的徘徊》、《回家的路》等，不难发现，按照他自己宣讲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解，他一直在努力“填补当代经济学和哲学之间沉默的距离。”丁丁先生认为，经济学的母体是哲学等学科，经济学一经出走，就永远“无家可归”了。他是在努力为经济学寻找一个“家”。

不仅丁丁先生，很多经济学者都这样认为：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理的研究》问世算起，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才200多年的事（我觉得，也许应该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问世算起）。而此前，它是同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融合在一起的。由于市场经济制度或者说是产业革命的需要，经济学才独立出来，从上述其他学科中挣扎出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但是，包括丁丁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是经济学试图割掉同母学科的脐带，缺乏智慧的支持，其进一步发展的现代性资源几尽枯竭。有人甚至认为“缺乏历史与哲学阳光的映射，经济学仅呈现为一种漂白色的植物了”。

果真如此？经济学需要一个“家”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42页所说的：哲学对经济学的“意义是很小的”，经济学的哲学外衣是可以去掉的。经济学无非是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学科。我认为，你可以用哲学来分析，也可以用数学来分析，还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来分析。但是，可以用哲学分析并不就等于经济学需要以哲学作为经济学的外衣或“家”。就如植物学家尽管不是美学家，也可以布置自己的后花园一样。同样的道理，用经济学分析历史，并不等于要将经济学作为历史的“家”。

从历史的角度看，早期，任何学科都是从实践观察与抽象的结果。其后，逐渐细分，分工——整合——再分工，互相影响，最终分化成不同的学科。但是，恐怕很难断言某某学科是其他某个学科的母体。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几何学，是否认为它是其他所有学科的母体？显然不行，它后来是被用做分析其他学科的工具。同样的道理，经济学早期用了一些哲学的知识，但是哲学也是作为工具的，而不是母体。“工具”与“母体”的概念范畴是不一样的。

从学科分化的意义上说，经济学已经向哲学做了告别。因为，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学科，有自己的分析范畴和分析工具。我们如何确定一门学科成形了，与其他学科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不能用其发展早期，或支离破碎，或步履维艰的时候进行定义或界定，正如约翰·穆勒曾经说过的那样，一门科学的定义总是产生于这门学科创立之后，而不是之前。正如修建城墙那样，通常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容器，用来容纳以后可能建造的大厦，而是用它把已经建设好的全部建筑围起来。从现在的情况看，经济学基本上趋于完善了，实际上，自从萨缪尔森将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理论综合以来，我们所作的无非是添砖加瓦和修补的工作，即使自1968年创设“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简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算起。目前，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无非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科。那么，我们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各种各样的工具进行分析了。

我没有见过真正有创见的伟大经济学者是在哲学的指引下获得成功的，相反，只见哲学家们将那些没有学过哲学的经济学者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譬如我所认为的经济学说史上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凯恩斯、阿莱、科斯、布坎南等。

退一步讲，哲学也不适合作经济学的基础。这里先引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语：“在现代生活中，一个哲学家差不多是最受人尊崇，同时也是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物，如果还真有哲学家的话。‘哲学家’这个词已成了一个仅在社交上恭维人家的名称：只要是一个神秘暧昧，不易于了解深奥的人物即可被称为‘哲学家’。凡是对现状漠不关心的人也被称为‘哲学家’，然而，后者的这种意义也还有一点相当的真理。……哲学仅是对事务和人生的一种一般而粗浅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每一个人多少总有一点。”（《发现你自己：庄子》）

我比较赞同林语堂的看法。在古代的欧洲和“解放初期”的中国，几乎一切学问都冠以“哲学”二字，并以为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近代实验科学兴起以后，成熟的学科便逐步从哲学领域分了出去，哲学的地盘日渐萎缩。有意思的是，在中国1957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哲学成了一切，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哲学家。现在看来，那是一种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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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家”（2）

我在阅读哲学著作时发现，哲学往往让人无所适从，而不是让人明白这个世界。就像林语堂所说的：“哲学家所完成的功绩就是：他们讲得越多，我们也就糊涂得越甚。”譬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认为中国哲学是粗糙而肤浅的，在整个哲学史中不值一提。比如他谈到孔子时说：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这并没有错），但却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而黑格尔又被后世的包括他的“学生”马克思等诸多学者所批评，李泽厚甚至说：“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至今，看了诸多哲学的论著，我觉得失望，康德哲学，无非是认为时间和空间、因果性和必然性等范畴，不是客观事物的特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是先天的、先于经验、先于实践的东西。贝克莱以捍卫宗教攻击唯物论和无神论为己任，主张“存在就是被感知。”阿芬那留斯提出可能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原则同格。”难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国英先生说——哲学不再是显学，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连像样的工作也找不到。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些学者试图用生物学来构建经济学的基础——自私的人性假设，弗里德曼对此嗤之以鼻：“我不需要以遗传学来解释至高无上的自由市场的经济运作。”我想，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不需要哲学来掺和经济学？

2004年11月30日

经济学为谁服务？

经济学为谁服务？——对黄卫平、李其庆等先生观点的质疑

一把刀，在农民手中，它就是砍柴刀；在屠夫手中，它就是宰牛刀；在土匪手中，它就是杀人的刀。刀还是那把刀。具有阶级性的，其实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并没有什么阶级色彩，它只不过是解决人类选择难题的工具。

2001年7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卫平先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　回答网友提问时说：“经济学在现实中有着不同的种类，存在的目的和解决问题的目标也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三性’的统一。一是它的阶级性，二是它的科学性，三是它的实践性。”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其庆先生认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本质的认识应当注意三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阶级性。他说，“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所做的调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服务的。”（载《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

当前，不仅黄卫平、李其庆先生，吴易风、胡代光等很多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为某个阶层（或阶级）服务的，没有普遍适应性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具有阶级性这个观点，似乎滥觞于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当然，你可以继续向前追溯。但我觉得她更有代表性）。她认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它是为一特定的阶级服务的，在《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50页，1997）一书中，她说：“重商主义学者是海外贸易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保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相信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现在，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财富所有主，他们借款给生意人并从贷款利息获取他们的收入）的战士。”

国内的很多学者将罗宾逊的观点奉为圭臬。实际上，从罗宾逊到这些学者，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混为一谈了。

“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或者说作为一门基本知识，并没有什么阶级色彩，就如同被张五常、波斯纳等视为经济学最基本原理或最基本原理之一的需求定律，说的是一种产品的价格上升了，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量将下降（当然，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这里不妨举例说明——猪肉价格上涨了，于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减少了对猪肉的购买量，需求定律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这个定律，你能看出他的阶级性吗？显然不能。在我看来，经济学就是工具，解决人类选择难题的工具（分析方法）。但是，使用工具的人不同，它的作用不一样，阶级性在这个时候也许就体现出来了。不妨作个类比：一把刀，在农民手中，它就是砍柴刀；在屠夫手中，它就是宰牛刀；在土匪手中，它就是杀人的刀。刀还是那把刀。

具有阶级性的，其实是“经济学家”。社会是由各个方面力量博弈的动态过程，每个人都会因为出身或成长的环境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响。比如，出身农村的人，大多对农民的感情深厚，连“半丝半缕”都会觉得“来之不易”，他们深知农民的疾苦。如果发表观点，他们可能较多地为农民说话。而在政府大院成长的人，多数对农村没什么印象，而是对自己成长环境感情深厚，所以，发表观点的时候，有可能较少考虑农民利益（当然，出身不是绝对的决定因素）……但是，无论为哪个阶层的人说话，即使是为农民鼓与呼，也是为利益集团说话！比如说，大米价格上涨了，站在城市消费者角度的经济学家可能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买同样的大米付出的代价更高；站在农民角度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大米应该涨价，因为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看来，经济学家的观点经常不一致，最主要的恐怕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阶层或阶级）不同。所以，“经济学家”具有阶级性，而超越阶级的只能是一小部分做纯粹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就是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经济学家”。对于大部分学者而言，都或多或少地代表某个利益集团。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学家的立场还可能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可能根据利益集团的优劣势的程度而采取不同的立场。例如，当农民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可能偏向农民；当消费者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可能偏向消费者。在很多时候，这个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200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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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讳言“自私”

何必讳言“自私”——与韩强先生商榷

宣扬“众生平等”的佛祖如来还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2003年1月17日，人民网发表了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强先生的文章——《从张五常拥抱夏业良谈起》（这是《反思张五常现象》的第1篇，共10篇）。在这篇文章中，韩先生说：“我不同意张五常说的‘自私——经济学的基础’。因为‘自私’只是人性的一面，人还有另一面——‘公利’，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从辩证法的意义来说，没有自私就没有公利，没有公利就没有自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有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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