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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第1页）

远方的街道

卡一直认为雪是纯洁的，它能遮盖住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使人暂时忘却它们，但是在卡尔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关于雪的这种纯洁无瑕的感觉。在这里，雪使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雪下了一整夜。卡一大早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在坐满了失业的库尔德人的茶馆里喝茶的时候，像一个充满热情的记者手里拿着纸和笔采访选民们的时候，在爬上贫民街区结了冰的陡坡的时候，在采访原市长、副市长以及自杀女子们的亲人们的时候，雪一直没停。童年时，从位于尼尚坦石街的家里的窗户望出去所看到的街道雪景，对他来说简直和童话里的一模一样，现在这景象看起来却像是预示着他多年来理想中最后的避难所——中产阶级生活的结束和他想都不愿意想的令人绝望的贫困的开始。

早晨城市才刚刚苏醒，卡冒雪从阿塔图尔克大街往下，急匆匆地赶往堡内街区。这是一个棚屋区，是卡尔斯最贫穷的地区。急匆匆地从落满雪的枣树和梧桐树下走过时，卡看着窗户中伸着烟筒、破败不堪的俄式楼房，看着雪花飘进矗立在木材仓库和变电站之间的那座有上千年历史、而今却已空空如也的亚美尼亚教堂，看着结了冰的卡尔斯河上那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石桥上冲着每个过往行人狂吠不止的狗，看着在雪中像是被遗弃了的、空荡荡的堡内街区里那从棚屋中冒出的细细的烟。卡是如此地伤感，泪水盈满了眼眶。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早早地就被派去河对面的面包房，此时两个小家伙怀里抱着热乎乎的面包，推搡着，嬉笑着，显得那么地幸福，卡也冲他们笑了笑。触动卡内心的不是贫穷或无助，而是以后他常常会感受到的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照相馆空空的橱窗里，在茶馆结了冰的玻璃上（尽管茶馆里塞满了失业后以打牌度日的人），在被雪覆盖着的空荡荡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被所有人遗忘了的地方，雪无声无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

这个早上卡比较走运，他受到了礼遇，似乎他是一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名记者，人人都对他感到好奇，人人都会想要和他握手；从副市长到最贫穷的人都向他敞开了大门。把卡介绍给卡尔斯人的是塞尔达尔先生，他经营的《边境城市报》日销售量为三百二十份，有段时间塞尔达尔先生还为《共和国报》撰写地方新闻（大部分没有被采用）。卡早晨走出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们的地方记者”，在伊斯坦布尔时卡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卡是在他报社的门口见到他的，很快卡就明白了这个人对卡尔斯无所不知。在将要度过的三天时间里，那个上百次被问起的问题也是塞尔达尔先生最先问的。

“大诗人，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边境小城。可是您在这儿有什么事呢?”

卡告诉他，自己是为这里的选举而来的，还可能就青年女子自杀问题写篇文章。

“妇女自杀问题就像在巴特曼一样被夸大了，”这位报业人士说道:“我们还是去趟警察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那里吧，最好让他知道一下您到这里了。”

到这里来的外乡人，即使是记者，来到这里也必须和警察打个照面，这是1940年以来立下的一条边远城镇的规矩。由于卡曾经历过政治流放，多年后才返回了国内，而且，尽管没有明说，但人们都能感觉到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的存在，因此，卡没有表示反对。

大雪中，他们经过蔬菜市场，穿过五金商店和零配件商铺林立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走过茶馆和奶制品商店门前，看到失业的人们忧郁地坐在茶馆里，盯着电视，盯着落雪，奶制品商店门口摆放着大块的圆形奶酪。他们十五分钟就横穿过了整座城市。

路上，塞尔达尔先生停下来指给卡看原市长被刺杀的地方。据说原市长是因为一件很简单的事被刺杀的，他下令拆掉了一个违章修建的阳台。三天后凶手连同他的武器被捕获，他躲在村里自己家的柴草堆里。这三天里谣传纷起，以至于凶手被抓住后，起先人们谁也不相信事情是他干的，事件的起因如此的简单让人们倍感失望。

卡尔斯警察局位于法伊克贝依街，这条街的建筑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富人们遗留下来的石块建筑，现在大部分都作为政府的办公楼，警察局的三层楼很长，几乎占了整条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指着绘有图案的屋顶告诉卡，1877—1918年间，俄国统治时期，这里是一位亚美尼亚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个房间，后来成了俄国人的医院。

有着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长来到走廊叫他们进办公室。卡立刻发现，副局长因为《共和国报》的左派倾向根本不读《共和国报》，塞尔达尔先生介绍卡的诗人身份时，副局长对此也无动于衷，但因为塞达尔经营的是卡尔斯最大的地方报纸，对塞尔达尔先生倒挺敬重。塞尔达尔先生刚介绍完卡，副局长就问卡说:“您需要保镖吗?”

“什么?”

“我可以派个便衣跟着您。您就不会担心了。”

“有这个必要吗?”卡问到，语气中有种不安，像是个被医生建议用拐杖来走路的病人。

“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我们已经赶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义分子。但为了以防万一。”

“如果卡尔斯是个安宁的地方，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卡说。他心里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长再确认一下这里的确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没有再重复这句话。

首先他们去了城市北部最贫穷的街区，堡内街区和巴伊拉姆帕夏区。雪似乎一点都没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尔达尔先生敲着夜屋的门，这些夜屋由石块、煤砖和带褶的薄板搭成，他问开门的女人们她们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们认识他，他就用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介绍他的记者朋友，说他是因为选举而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的，但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选举，他还要写卡尔斯目前存在的问题，年轻女人们为什么要自杀。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麻烦告诉他，那对卡尔斯也是有好处的。一些人把他们当作竞选市长的候选人，显得很高兴，以为他们会带来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饼干和面条什么的，急切而又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来，还嘱咐卡别怕对他们叫唤的狗。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到来当作警察们搞的一种新式突袭和搜查，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当得知来人不是政府派来的便默不作声了。自杀年轻女子的家人们（卡在短短的时间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杀事件）则都说，他们的孩子并没表现出什么不满，他们对事件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伤心。

在这些巴掌大的屋子里，有的地上什么都没铺，有的铺着机织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顶破旧。他们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们中间——孩子们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车、掉了一条胳膊的玩具娃娃）、旧瓶子、空药盒和空茶叶盒，坐在时不时需要捅捅的火炉前，坐在用偷来的电采暖的电炉边，坐在没有声音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机前，听着卡尔斯说也说不完的伤痛和穷困，听着失业者和自杀年轻女子们的故事。母亲们因为儿子失业或因为儿子进了监狱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个小时，却仍难以让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饱肚子；失业者们经常因为手头拮据犹豫还去不去茶馆。所有的这些人都抱怨着命运的不公，抱怨政府，他们向卡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诉说家乡和国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以往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揍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摩尔塔林，死了。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就恋爱结了婚的女子，六个月前刚生完孩子，丈夫失了业，郁郁寡欢，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后，走进厨房，把门锁上了，丈夫意识到她在里面要做什么，大喊大叫着想把门砸开，那女子却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吊钩和绳子上了吊。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这种转变以一种让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绝望的速度发生。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之前就装好子弹的武器，从旁边屋子拿到卧室里的农药瓶子，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年轻女子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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