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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最起码的骑士精神的感觉，你也会承认，时尚对妻子女儿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早在1930年，尽管女装和童装的产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25％，第二年下降了32％。既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僵硬的衣领、帽子、吊袜带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衣服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更廉价的材料和做工大规模地模仿时髦的上衣。而且，在需要的压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倾向于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谈到了更长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样式开始否定爵士时代轻佻女郎男孩子气的棱角分明，并预言“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伴随性回归”。褶边、蝴蝶结、丰满的线条，宣告了1931年末对欧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发现。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描画得闪闪发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达，这种时尚是1929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便从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销女郎和打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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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新的生活设计（2）

在此期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懒人则在仪态上追求更好的时尚，倾向于“尽情吃喝、挺直腰杆”。短发赢得了持久的胜利，尽管爵士时代那种剪到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这段时期过去一半之后，发梢内蜷的齐肩发型开始戏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观念，并与一种匆匆而过的时髦相一致，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随“摇摆乐”的节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宽松的运动衣是如此明显地被现代人所偏爱，以至于到30年代中期，裙子开始再一次升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而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不拘礼仪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很多严肃古板的社区遭到抗议。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为30年代后期的露趾鞋铺平了道路。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节省，不仅仅是节衣缩食，而且常常还有住房上的节省。富人当中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种类与境况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比例从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萧条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增长了六分之一，乔治亚州与之相当。

有些年轻人离开了阴郁而邋遢的环境，以便为自己赢得独立或更好的机会，出钱养活老人，或者用借来的钱进入师范学校，如今，他们身无分文、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默认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著名定义：家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当你不得不去那里的时候，它不得不接纳你”。在任何地方，父子间的紧张似乎都有增无减，如果后者过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没有工作的话。挣工资的父亲往往要重申他的权威，就好像年轻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样。在城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楼或出租房里，这无疑加剧人们的脾气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住处的接受救济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搬家，尽管只要可能，他们就会牢牢地紧跟那些熟悉的老邻居。

然而，失业者和他们的家人常常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躲着不见客，成人则一脸不高兴地拒绝来自依然工作的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因为他很难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请朋友们玩一个晚上的牌。更容易受伤害的人恰恰想要独处。就这样，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联系，连同美国生活在丰年和歉年的老友谊，往往因为骄傲而被中断了。有些家庭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以惯常的速度迈步向前，直到灾难将他们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为对生活远景的展望过于乐观，或者因为不愿意降低某些生活标准，而走到了同样的关口。还有一些家庭则以谋略和勇气与大萧条搏斗，有时候嘲弄吝啬，并充分享受他们在娱乐上的罕见浪费。

在家庭圈子之内，很可能居住着这样一些幽灵：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诸如此类不断累积的烦恼，常常会扭曲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对他口出恶言，奚落嘲弄——从富人的嘴里很容易搜集这样的话：“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强有时候导致人渴望酗酒和赌博的刺激——如果手头还有点钱的话——结果就是自责或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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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新的生活设计（3）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　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几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则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1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的大学①里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　诸如此类的担忧，并不局限于年轻人。那些眼看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辛苦积攒起来的钱被蝗虫之年吞噬一空的老家伙们也都说：“再开始存钱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陷得太深，我想，我们再也甭想出来了。”在一群将近400个失业的男人当中，半数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或“门路”，而不是能力。在商业中，接受“粗犷的个人主义”①传统的人略少于一半，尽管在一群类似的有工作的男人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依然认可这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对很多人来说，这场灾难让人怀疑节俭的古训。有些人断定：储蓄的使徒们——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一些人则从哲学上反思：“你不能带走它”——这句古老的谚语因为1931年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而流行起来，并在5年后的一部深受欢迎的戏剧中发出了回声，这是乔治？S。　考夫曼和莫斯？哈特所创作的一部喜剧，说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家庭一辈子过着快乐逍遥的生活。为什么烦恼呢？那些还有能力买得起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You　Mast　Relax，）成了1934年最畅销的一本书，不久之后，他们又拿起了马乔里？希利斯的励志手册《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ａｎｄ　Like　It，1936）和《赞扬你的预算》（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在轻松愉快的漫不经心当中，混合进了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国会鼓吹者）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们单纯质朴的满腔激情所提出的那些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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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新的生活设计（4）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场灾难的洪水深不可测，它们滚滚而来，冲掉了古老的潮标，在祖传智慧的停泊处挣扎着。这个时代把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内战以来其他任何时期都要深。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长辈的古老智慧，全都在书籍、杂志和私人谈话中受到了挑战。或许，归根到底，美国生活的许诺终究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词语的暴政，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但是，在年轻人动辄造反的同时，中、老年人却常常更加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忠诚，特别是如果现状中有他们的个人利益的话——他们会奋起捍卫像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这样一些真理，反对改变法律和政体中的某些方面，他们把这些方面与更幸福的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贫穷的威胁也在发挥它的影响，正如汤森改革运动所证明的那样。

因为，在经过两三年之后，失业已经进入了美国生活的机理中。它的严酷以及显而易见的毫无希望，可谓空前绝后。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这片荒凉偏僻的旷野上开拓文明以来，多少次来来去去。看起来，这次危机尚没有先例。贫困无处不在，失业的人被它逼到了绝境，如今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差别。这位80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那年头，整个西部都向自耕农开放。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1890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他回忆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一同成长。’”现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这样声称：“去西部吧，年轻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像挪威的旅鼠①所做的那样。已经山穷水尽了。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有人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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