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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如果一个潜伏的独裁者必须完全靠着某一群人才能取得他底力量，而那一群人又都头脑简单，只有些原始的本能，并且可巧他们底头脑和本能都是极相类似的，那么他们在人数上虽占优势，实不足惧。彼等人数虽众，不过被此独裁者玩于股掌之上而已。此独裁者不难藉着使更多的人信仰同样简单的教条来增加其徒从之数量。（所以，凡实行极权统治者，必加紧制造同一型模及同一内容的信念，藉以制造清一色的信徒。——译者）

第二、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自己并没有坚强的信念。因此，如果有一个现成的“思想体系”，一再有人对他们灌输，他们就会信以为真。这一类底人多半是驯良的，易受欺弄的。所以，相对于这类底人而言，独裁者之计易于得售，因而也就易于得到他们底支持。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观念模糊，而且充满了耳食。这种人底思想最易动摇，同时其情绪最易被激动。独裁者利用这些弱点，可以扩大政治组织，并且提高其个人地位。（不独现代极权统治者是耍弄这套手法；在历史上，有许多乘势创“教”的人也是利用人众这些弱点的。甚至到了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原子时代，还有人想利用一般人常有的这些弱点来创“人文教”。照有科学头脑的人看来，不如把它叫做“新白莲教”更适合。——译者）

第三、手法精炼的政治阴谋家之处心积虑制造一个组织严密和头脑一致的团体来支持他，这也许是使坏人抬头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垄断权力者为达到巩固权力之目标而选择分子的标准，逻辑地，当然只问是否“忠诚”，而不问贤愚。贤智而不“忠诚”，反为其死敌。于是只要对他或“组织”献效“忠诚”，常可随他或“组织”之“成佛”而“登天”。这样一来，满天飞者，尽是鸡犬。到了这个地步，人众要求活命，只好奉鸡犬为神仙。最显著的例子，是写一本宣传册子“大众哲学”便可当“哲学教授”。其他依此类推。——译者）就一般人底心理倾向说，比较容易支持反面的方案，而较少支持正面的方案。仇恨敌人，嫉妒比我们境遇较好的人，种种等等，也都是我们平常易于发生的心理倾向。极权的首领常常强调“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鼓励大家仇视团体以外的人。凡此等等，都是为了把自己底团体紧密联系起来，以从事一个共同的行动。政治阴谋家往往在群众面前强调“敌人”如何如何可恶。他们所说的敌人，是一个变数，早晚市价不同。因此，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富农”也好，或外来的人也好，对于极权的首领而言，似乎都是不可少的武库。

在德国纳粹当权的时期，希特勒提倡排斥犹太人。于是，德国许多人把犹太人视作仇敌，直到犹太人底地位被德国财阀取代才罢手。这种行动，与俄国共党之憎恶资本家因而选择富农为打击之对象，如出一辙。在德奥二国，犹太人被看作资本制度底代表。德国人在传统上不喜欢大部分人经商。因此，如果有人反犹，这种想法很容易被那些得不到较高位置的人所接受。德国人之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和反资本主义系起于同一根源。这一方面的知识，对于了解德国当时的情形非常有帮助。可惜，国外的观察家很少把握到这一方面。

在许多地区，集体主义的政策成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且集体主义的趋势又日渐国家化。我们必需研究，如果撇开任何形式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集体制度能否实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特殊主义，也许是国家主义，也许是种族主义，也许是阶层主义（classism）。（近之历史主义者之提倡“历史文化”，在思想路数上，也是一种特殊主义。这类做工，也许可替某类人打强心针；但其效果却与红灯照类似。——译者）

假若有人相信集体底目标和利益与个人底目标和利益一致，那末似乎是预先假定人与人之间的看法和想法相似之程度较大。在实行极权的地区，如果支持独裁的团体内有的分子不是独裁的首领所亲自熟悉的，那末独裁的首领便从事训练，使这些分子与一天到晚跟随他的人是一样的：一样地想，一样地说，并且所想所说就是同样的题材。这样，独裁者便可使这些分子与他自己同化，使他们都和他自己一致。当然，这类底办法，要施之于精选的干部是可能的；如果要在世界规模上来施行，则似乎不可思议。同样，要在世界规模上实行集体制度，势必困难重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认为，资本不应属于个人，而只应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彼辈不知，在实际上，这类所谓的“国家”，常为一个专政的党所垄断，或为一个独裁的人所劫持。结果，所谓“财产收归国有”无异于收归党有或私有，例如现代共党。——译者）即使在国家以内，很少社会主义者敢于主张，应须剥除比较富有的区域之一部分资产，来帮助比较贫困的区域。复次，社会主义者对于国内人民所提出的诺言，并不能施诸国外的人。（英国就是如此——译者）

集体主义的哲学有一项内发的矛盾。这项矛盾就是，当集体制度以人道主义为根据时，充其量只能在比较小的团体以内实行。因为，人道主义的哲学是从个人主义里发展出来的。（严格言之，一强调集体，就无人道可言。有而且只有从个人出发才能讲人道。——译者）直到现在为止，在理论方面，社会主义是国际思想的。然而，一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无论是在苏俄或是在别的国家，社会主义立即蒙上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色彩。当最大多数西方人士想象“自由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纯理论方面的东西时，在实际上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一行极权主义，当无人道主义可言了。为什么如此，理由之一，乃如前述，吾人须知，集体主义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广泛的人道主义；而只能容忍极权的特殊主义。（特殊主义，乃今日世界各部分隔膜、误解、猜忌之一源；对内而言，则为进步之一大障碍。——译者）

如果有人认为“社群”或邦国先于个人，如果有人认为社群或邦国有其自己底目标，而且这一目标独立于个人底目标，并且又超越于个人底目标，那末，只有为与社会或邦国底目标相同的目标而作工的个人，才能被认为是这个社群或国家之一分子。如果有人对人采取这一种看法，那末一定得到一种结果。即是，只有这个人为政府所承认的共同目标而工作时，那末他才被尊重为团体之一员，而且，他整个的尊严，并非因他仅仅是一个人而得来，而是因他乃此团体之一员而得来。（这就是个人在极权邦国中的适当位置。这，在思想背景上，与黑格尔底邦国理论若合符节。黑格尔在此所提暗示，对于极权统治之建立，诚有不可没之功也！——译者）人性底概念，以及各种形式底国家主义，几乎全为个人主义的思想之产物。可是，在集体主义的思想系统里，是没有这种思想容身之地的。一个社群要实行集体制度，只能扩张到各个人目标都相同的那一范围。我们又须明了，助使集体制度扩张的因素，都是特殊主义的因素，而且这种因素是具有排他性的。（所见深刻而透彻——海光）

一个人在伟大的团体之中，往往感到自卑。所以，只要在一团体中有些分子于某些方面比团体以外的人优越，他便感到满足。一人加入集体性的团体之中，有许多本能是必须抑制的。可是，在以集体行动来对付团体以外的人时，则某些本能可以尽情发挥。这么一来，一个人底人格便在集体性的团体中淹没了。尼波（Reinbold　Niebuhr）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尽管我们不太同意他底结论，可是，在那本书里，尼波把这一方面的真理表示得很深刻。尼波在另一处又说：“在现代人之间，有一趋势与日俱增。现代人总以为他们自己是合乎道德的。因为，他们一天一天地把他们自己底过恶往大的和更大的集团头上推。”（真是至理名言。凡推行集体制度的地方，一定都产生这类现象。因此做残暴的事而无动于衷。许多谈玄说幻者不明此一基本事实，还要“遵古炮制”，寄扭转劫运于抬起一颗一颗的“心”。彼辈不知一颗一颗的心早已给集体制度压扁了，如何抬得起来？这样叫下去，再叫一万年，还是白费力气。——译者）事实的确是如此的。在集体的名义之下，我们似乎可以不负许多道德的责任。

计划主义者常常心胸狭窄。大多数计划主义者缺乏一种国际的普遍怀抱。之所以如此，因为在现存的世界中，一个团体对外的一切接触都足以阻碍其有效地执行计划。最大多数的计划者都是军事性的国家主义者。这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所以，实行计划者必须组成幕罩，尽可能地阻绝内外交通，避免外力碍手碍脚，以便好“关起门来干”。在另一方面，又用种种麻醉和阻塞工具来防制“开放的心灵”之成长。——译者）

社会主义者在实际上普遍具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这是远出一般人想象之外的事。虽然如此，其罪恶之昭彰，尚不若韦氏夫妇及早期费边社若干分子之甚。彼等之醉心于计划经济，尚有与众不同之处，即崇敬强权，轻视弱小。历史学家哈维远在五十年前即对韦氏夫妇有所了解。他说韦氏夫妇底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反对自由的。他说：“韦氏夫妇并不厌憎王党（Tories）。”的确，韦氏夫妇对于王党格外宽恕。同时，他们却不同情格兰斯顿式的自由主义（Gladstonian　Liberalism）。当波瓦战争（Boer　War）时，进步的自由分子，和开始组织工党的人在自由和人道的名义下都慷慨地同情波瓦人，以对抗英帝国主义。但是，韦氏夫妇和萧伯纳则袖手旁观。他们是态度矜夸的帝国主义者。弱小民族底独立，对于自由的独立分子而言，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对于像韦氏夫妇这样的集体主义者却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们依然听到韦布先生向我们解释，“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伟大的行政邦国的。在这样的邦国以内，官吏控制一切，而警察则维持着秩序。”哈维又在别的地方引萧伯纳底话说：“世界必然属于强大的邦国；弱小的国家必须兼并到大国里，或者被消灭掉。”（狰狞面目，暴露无遗——海光）

在我们所征引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者怎样赞美权力，因为社会主义者如此赞美权力，所以易于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国家主义。这一发展，深切影响到一切集体主义者底伦理观念。关于弱小邦国底权利问题之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其他大多数集体主义者好不了多少。他们偶尔对于捷克人或波兰人所表示的意见，与现代国家社会党人相似。（可怕！——海光）

从十九世纪伟大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家，像阿克顿爵士（Lord　Arcton）和波哈特（Jacob　Burckhardt），降至现代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像罗素，都因袭了自由的传统。这些人认为，权力本身往往是一种最大的罪恶。可是，对于严格的集体主义者而言，权力本身却是一个目的。正如罗素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之亟求依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活动，这不仅是出于获取权力的欲望而已。这类行动，毋宁系由于为要达到实行集体制度之目的。集体主义者必须增加其权力，才能达到他们底目的。且集体主义者所获权力之大，在许多地方为前所未有者。

许多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有一项悲剧式的幻想。他们以为剥夺个人在个体主义制度之下个人所有的权力，并且把这种权力转移到社会去，这样便可以使权力归于消灭。所以，即使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往往也要从事获取权力，想藉权力来消灭权力。不过，许多社会主义者忽视了一件事，即是，集中了权力固然能够完成一个单一的集体计划；可是，权力不仅是转移了就算数的，它还要无限地扩张的。吾人须知，一旦把从前分散于许多人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则此项握权力较之从前在分散状况下时，势必不断地扩大。权力扩大的结果，简直不独使此权力与从前在分散状况之下时有程度之不同；而且有种类之别。（权力多元化时尚可互相制衡。权力一元化时，横冲直闯起来，何法可制？——译者）有人常说，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所握有的伟大权力，“并不比私人机构集合起来运用的权力为大”。这种说法简直完全错误。吾人须知，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任何人想保有社会主义的计划机构所掌握的权力之一部分都不可能。如果私人的机构并非在一个指挥系统之下齐一动作，而我们还说“私人机构底权力之集体运用”，这不过是玩弄名词而已。分散权力必可抵抑权力之绝对总和。自由竞争制度，乃分散人吃人的中央管制权力之惟一的良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分散；乃保证个人自由之必要的措施。当经济权力成为一项压制工具时，所谓经济权力也者，如果握在私人手中，便不致成为绝对的和完全的权力，也不足以控制人底全部生活。如果经济权力中央化，并且变成政治权力底工具，那末任何人都得靠它才能生活。经济权力发展到了这一步，其去奴役也已不远矣。

在集体主义者之间流行一项“道德原则”，即是目的使手段成为正确。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这条原则，照个人主义的伦理学看来，简直是一切道德之否定；可是，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看来，则是一切行动底最高准则。照集体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底行动是“为全体谋福利”，那末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现在万恶之源。——译者）

集体主义者觉得“为全体谋福利”是一切应为之事的唯一标准。“一切为国家（raison　détat）”是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中最明白的教条。依据这个教条，集体主义者之所作所为，除了权宜之计以外，任何条件都不能限制之。（一针见血。苏俄底一切行为，都可依这一条来解释。一切极权的政治组织底做作，也无不如此。——译者）在集体主义的邦国里，公民应该预备做些什么，并没有什么限制。（所以，今天要人这样，明天要人那样。花样层出不穷。好像耍猴把戏一样。主人要猴子耍什么戏，猴子就得随鞭子动作。——译者）所以，团体要他做什么，或者上级命令他完成什么，他就得照办。他底良心不能阻止他这样干。（在这样铁的制度中，如果还空谈古道德，叫人如何“正心诚意”，如何行“仁义道德”，这不是唱高调，就是不明事理。凡言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荒谬。而此等荒谬，多饰之以人众“不懂”之“哲学”外衣。结果，越谈离题越远，越唱越虚伪。嗟乎！乱世出妖道，岂仅古代为然哉？——译者）（正因如此，更要真道德——海光）

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中没有绝对形式的伦理规律。自然，这并不是说，在集体主义的社群中，个人并没有养成许多有用的习惯，吾人须知在集体主义的社群中生活的人，较之在个人主义的社群中生活的人，更需要某些生活习惯才能生存下去。而这些生活习惯，以及某些品性，必须常常练习，才能巩固和增长。（这话才算搔着痛处。在权威控制之下的人众，必须能逆来顺受；视谎言为真理；视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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