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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才有实行之可能——译者）

我们不难看出，有许多经济安全计划足以徐徐危害自由。这种安全计划所要实现的经济安全，实在是另一种经济安全。这种经济安全计划，系为了保障少数人所不应享受的特权。在这种经济安全计划之庇护下，有许多人底享受和收入，在自由社会中，是不配享有的。（所以，在自由世界以外，高谈“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多为官方。这与强调“计划教育”，如出一辙。“计划”一词，只是文饰的字眼而已。一究其实，不过是蛇缠蛙罢了。统治机构借着“计划”把社会缠着动弹不得，供其徐徐吞食。“计划教育”则为蛇口里放出的毒液。贻祸百代！——译者）他们底享受，在自由社会中，得不到道德上的证明。而这种道德上的证明，又与自由竞争制度是不可分的。认真说来，像这个样子的经济安全之要求，不过是要求酬报底另一形式而已。这种酬报，系由其主观的功绩而定，而非依各人底努力所产生的客观价值而定。（译者按：在泛政治主义的建构之下，经济安全，更明文地作为政治酬报之一。例如，共产党徒在所谓“革命成功”以后，一切衣、食、住、行，甚至配偶，都由“组织上照顾”。“高级官员”，更是享受超凡。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这些人配吗？一点也不配。因为，他们只会阴谋、捣乱、煽动、破坏、呼口号、讲符咒、搞组织。这些玩意，在自由社会中，一点价值也没有。大家避之有若蛇蝎，谁还会予以酬报？但是，从共产组体看来，这些玩意，大有政治价值，所以干这些玩意的人得到经济安全作为酬报。）

在各人得以各依自己底志愿从事行业的任何制度中，各该行业内各人所得酬报，系依其工作对社会其他分子的用处而定。即使他们底酬报与主观所要求的功绩无关，也是如此。大致说来，我们工作所得酬报往往依努力之程度而定；可是，并非在一切形式的社会中皆系如此。吾人需知，在许多情形之下，某种行业，或专门技术，其用途系依不能预见的情境而定。在这样的社会，我们底努力之酬报为何，颇不易定夺。如果某种发明新出，并对社会其余部分的人大为有利。但是，这样一来，却使科学训练极好的人原有的高强技巧立刻失去价值。在这种情形之下，此人处境之悲惨，实不难想象。过去百年来的历史，充满了这类事件。有许许多多人底发明，曾煊赫一时，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但时过境迁，后来居上，便显得黯然无光了。

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犯什么错失，但其收入锐减，而且因而陷入失望的深渊；即使他工作勤苦而且技术优异，他还是不能逃出这种厄运。这类情况，无疑是我们底正义感所不许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受苦难的人之需要，合法利得之保障，如由政府来协助解决，当然会获得大多数人底同情和支持。政府之采取这类行动，不仅保护了生活艰困的人，并且助使他们继续得到从前的收入；同时又保障他们，使他们免于因市场波动而遭受损失。

吾人须知，即使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行业，并不足以保证他们底收入稳定。如果政府设法保证这些人底收入稳定，那末他们底收入之稳定就变成一项特权了。而此项特权之获得，难免建立于他人底损失之上。这样一来，他人底经济安全便为之减少。如果我们希望大家获致收入稳固不变之安全，那末只有在选择就业时牺牲一切个人自由。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不过，这件事只是常常被当作一项理想来看待，并没有认真地全面尝试过。在一般情形之下，许多人以枝枝节节的办法来获得这种安全，即从这一部分做到那一部分。结果，大家所得到的这种安全，是枝枝节节，顾此失彼的。这么一来，难免有一部分人得不到安全，而暴露于风寒之下。暴露于风寒之下者，其不安全，必与日俱增。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为安全所需付予的代价时常增加，而安全之需要也就日趋迫切。驯至到了后来，支付任何代价以求安全，亦在所不惜；即使付出自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了。（由此可知，在这样的情境以内，宝贵的个人自由可能于不经意之间溜走。真是危险！——译者）

在人底社会中，许多人底用处系起于那既不能预见又无法控制的情况。这些人底用处是须受到保障的。因为，如果不予保障，便会遭受损失。可是，在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底用处也是由同样的情况而得到。但是，他们却常常没有受到相同的保障。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这两种人所得到的酬报，与他们底实用价值便是毫不相干。于是，酬报之给予，及其价值为何，全凭官方底看法而定。官方认为一人应作什么，他底动机是好是坏，乃决定酬报之条件。

我们必须明白，官方作这些决定，大部分不过是行使专断权利而已。运用专断权利底结果，必至同工者不得同酬。如果同工者不得同酬，那末就不复能激励大家作有益于社会之事，甚至使各个人不能判断作什么事才会招惹官家底麻烦。（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官方实行专断权利——什么事都是自作自主，则地无分东西，结果都是如此。在官方底专断权利束缚之下，人人如坠入蛛网之蚊，动弹不得，做任何一件小事都是碍手碍脚的。如果说这个样子的社会真会发生什么力量，来从事什么大的作为，那等于说月亮光会晒死人！——译者）

金钱方面的酬报和惩处，与各人主观的功绩没有必然的关联。任何社会常需变更不同行业的人之分配情形。但是，这种变更，如不复能藉金钱方面的“酬报”或“惩处”来实现，便须直接出于命令。饥不择食者流，常希望得到有稳定收入的职位。然而，他不知道，当一个人底收入有了保证以后，他既不能仅因他喜欢其职业而被允准长留其位，也不能因他喜欢别的工作而自行选择别的工作。这是因为，他移动其位置或不移动其位置时所造成的利益或损失并不由他负担。既然如此，那末，他是否可以转业，其权当然操之在控制分配的人之手。（译者按：在苏俄等等实行所谓“计划经济”的地区就是如此。）

在这个样子的世界里，事实上，除非一项工作与我们自己底利益直接悠关，否则很少人愿意在这项工作中贡献全部的力量。至少，就大多数的人而言，如果要他们在工作上作最佳的贡献，那末也需要某些外在压力。因此，在这种意义之下，外界的刺激问题，无论是在寻常的工作范围里，或者是在经理部门中，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般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将工程技术应用于整个国家。假若将工程技术应用于整个国家，便会引起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对于工作人员和工人的训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美国工程师描写得很好。这位工程师在政府部门中工作，对于实行计划之事很有经验。因此，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了要实施一项工程，必定有许许多多未曾计划到的经济行动为围绕此项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留出一个地位，使工人源源而来。可是，当一个工人被开除时，他便失掉工作，并且得不到酬报。如果没有种种自由的旋回余地，那末对待工人就必须像对待奴工一样，要施以体罚才行。否则不能维持工作纪律。”

在行政工作范围里；惩戒怠忽工作者的问题，形式虽有不同之处，但究都属严重。有人说，自由竞争经济之最后的归宿是执行吏，计划经济之最后的制裁便是绞刑吏。任何一种经济中，经理部门所掌握的权力仍然是很大的。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中，经理人员工作所获盈利或所遭风险都不关他自己的事。既然如此，他个人不能判断采取何项工作方针才好。他所面临的问题，只是他是否应依既定规律行事。至于他“应否”避免某项错误，这就不是他自己底事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个人自作主张，乃违反团体之事。他只要谨守本分，就可以较在资本制度的企业之下能保牢他底地位和收入。因为，真正的失败，对他所引起的危险和威胁，比在自由社会宣告破产要严重得多。在一个被管制的社会中，只要他把上司逢迎得好，他在经济上总归可以得到安全的。当然，他这种安全所付代价，乃自由与生命之安全。（这一番话，说尽了管制的社会内层之辛酸。在世界任何角落，凡依照这种方式来导演社会活动者，迟早一定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标准的奴役社会。——译者）

从一种角度看来，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作两种。一种社会可以叫做商业性的社会；另一种社会可以叫做军事性的社会。我们现在要对于这两种类型底社会之间的冲突加以研究。的确，这两种类型底社会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兼容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基本冲突。大体说来，商业性的社会是自由社会；军事性的社会是被管制的社会。我们今日确乎面临一项选择，即是，不选择自由制度，便是选择管制制度，此外别无他途可循。在军事的社会组织之中，工作为官方所规定，工作者为官方所派定；而且，如果官方行事时所可选择的便利之余地很少的话，那末就把大家置于困窘之境。（此言的是千真万确。因为，一个不受人众控制的管制机构，其行事也，当然以便利一己为基本着眼点。在事实上便于官者常不便于人众。所以，人常被置之于困窘之境。在情势不利或经济不丰时，水落石出，此点尤易显露。例如，增发纸币，对官有力对人则为横征；再如，官家要出国旅行，易于反掌。人要出国旅行，则难如上青天，就东德情形即可知晓……。——译者）当然，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中，个人是具有“经济安全”的。可是，大家即使得到这种经济安全，各人底自由一定大受限制。所谓“阶级服从”的军事生活，就是如此。这种安全，乃兵营式的安全。这种办法是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中保证获得某种程度的收入之唯一的方法。可是，这种办法一行，固然可使特殊行业得到安全，却减少了别人收入之机会。如果生产者必需受到保护，以免受到别人杀价的影响，那末，这就无异于说，处境不利的人，在管制的工业中不应享受较大的利益。（在所谓“国有”与“国营”的经济中亦然。——译者）吾人须知，对于加入任何行业的自由之每一限制，便是减少所有在这行业以外的人之经济安全。复次，由于限制政策而得到收入的人数增加，则因不被保护而没有收入的人谋生的机会便愈来愈少。（这种现象，在一个实行统制社会中，只有愈来愈加严重。——译者）如果某一行业所享条件日趋优良，而且其中分子可以排斥他人以便自己获得优厚的利益，那末其他行业之营业不振者，势必走头无路；并且，每一次变动便产生大量失业者。无疑，这些结果，乃近年来用限制政策这一类底办法以求经济安全所弄成的。

在英国，诸如此类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影响社会中层结构的限制，其全般的后果何如，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在一个日趋严酷的社会中，职业无着的人最后失望之情，只有切身经历的人才能领受。这样的人，与因受到保护而不从事自由竞争的人之间的距离之大，也只有身历其境者才明白。所以，实行限制政策，统制政策，一究其结果，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大家在不肥彼而瘦此的条件之下获得经济安全，并且又能够徐图改进。有些人以为他们底“生活水平”应该受到保障，出品底价格和职业收入也应该受到保护。果真如此，就业问题和生产问题便会起激烈波动（一点也不错——译者）。吾人需知，对自由竞争一行“管制”，则一群有势力的人便得以借机剥削一群弱小的生产者。一个阶层之剥削另一阶层，从无如此之残酷者。（译者按：实行统制经济，就是一群人借着政治力量剥削他人的制度。这种制度一行，则昔日游离性的经济反抗行动，弹性的改善办法，将一扫而光。谁说实行统制经济能实现公平经济？）

所以，我们愈是想籍干涉自由市场制度来获致全般的经济安全，则所得结果愈不安全。尤为恶劣者，官方给予特权者之经济安全愈多，则未给予特权者之不安全益愈多。于是，这二种人之间的不和将益愈大。经济安全之事，如愈成为一项特权，则得不到经济安全者底危险将益愈增加。（在极权暴政之下，经济安全与政权构造有直接的关联。在类似苏俄的地区，有而且只有拥护或至少不反对共党政权者才获有经济安全。共党政权拿拥护其政权作为唯一而且最高的尺度，来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底级序：经济安全底程度与人对共产政权底效用价值之大小成正比——愈是对共产政权底效用价值大者，其经济安全愈大；反之则愈小。至于对于共产政权稍示不满或反抗者，则剥夺其生存权，打入奴工营，榨尽其仅余的体力，折磨以死。在苏俄，大党务工作者，大“历史博士”，大将军，对其政权之效用价值最高，因而待遇最好，有最豪奢的享受。中等人物次之；小人物更又次之。其间级序分别之明，俨如北平天坛之石阶，历历可数。这样看来，统制经济，是现代极权暴政最厉害的对内武器。凡属不接受共产制度的人，都应毫不迟疑地弃绝这种经济制度。——译者）这样一来，安全之代价，势将益愈增高。复次，如果享有特权者之数目增加，而且他们底安全与别人之不安全二者间的距离增加，那末就有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慢慢成长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地位之获致，并不靠着自我独立，而系有赖于安全。因此，一个年轻人想要结婚，并不靠他有否为社会谋福利的能力，只问他能否得到赡养费。（此法一行，天下皆然——译者）

在许多地方，借着管制方式来获得经济安全的办法，为政府所容忍，或为政府所支持。这一类底办法，在时间过程中，可以逐渐改变社会结构。这种改变社会结构之发展，因社会主义之推动而加速。驯至今日，年青的一代大都唯选择安全是务。很少人愿意去冒经济活动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年轻的一代选择安全，我们是不能加以责备的。当他们从前一辈的人那里获悉拿薪水比自己从事企业稳当时，而且拿薪水又并非自利自私之学时，他们当然不肯去冒从事企业的风险而选择有薪给的职业。时至今日，年青的一代，是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里。在这种世界里，无论在学校中，或报章上，都流行一种空气，认为商业上的进取精神是不名誉的，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事，雇佣许许多多的人是剥削的行为。但是，在另一方面，对千千万万的人下命令，则又认为是荣誉的事。（妙哉！——译者）大学教授们凭其日常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由于反资本制度，结果在社会上原来的价值观念已经大为改变，因而社会建构也就朝着与原来不同的方向发展。

社会结构变化，安全的理想获胜，独立自由生活的观念失败。这一变化，与三四十年前英国或德国型式底社会比较一下，便最足以说明。自由精神是否在任何地方可被暴力扑灭，这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但是，任何人不易抗拒曾在德国慢慢施行的那一套办法，则为无可置疑之事。（作者所见，较之玄谈“心性”与观念世界中的“人格”者流之所玄谈者，切合实际得多。过去散漫社会的道德律令及依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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