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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终止革命的方法，是依据阶级层层管制之原则，细心将社会组织重加改造。他们又主张用强迫性的精神力量加诸社会各阶层以达到这一目标（译者按：这种办法，演变到了现代，就是藉政治暴力，强迫人家接受一个得势的政治组织所标尚的“主义”。于是，造成思想统制的专横局面。这路作风之最完备的标本，是共产组织。）当着牵涉到自由问题时，那些社会主义的创建者，对于他们所欲实现之企图，绝不踌躇。他们认为，思想自由就是十九世纪社会罪恶之根源。圣西门（Saint。Simon）是近代计划主义者之第一人。他甚至警告说，凡不服从他所创立的设计局的人，将“予以畜牲的待遇”。（译者按：现在共党类型的政治组体正在实行圣西门之言：对“凡不服从”其“设计”者，一律“予以畜牲的待遇”——除了以物理的方法消灭其身体的存在以外，给予粗劣不堪的配给（喂来亨鸡时，每鸡之食料定量分配，未尝不是“配给制度”之应用，关入集中营，强迫劳动……但是，对不服从者“予以畜牲的待遇”时，是否对于服从者就不“予以畜牲的待遇”呢？否！不过配给较佳，作为“忠诚”之奖品而已。美国猪之配给营养较佳，但猪还是猪也。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不服从计划者，予以较劣的畜牲待遇；服从计划者，则予较佳的“畜牲待遇”。所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一行，人的尊严消灭。人而失去人的尊严，仅余细胞一堆，尚得谓之“人”乎？）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民主有一段高潮。社会主义只在这股澎湃的民族潮流之影响下才开始与自由的力量结合。后来，所谓“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这一名词出现，在很长的时间以内才把鼓吹社会主义的前辈们所引起的一般人对社会主义疑惧的心理平息下来。民主政治根本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这种制度与社会主义永远不能调和。关于这一点，杜克利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译者按：杜克利，生于一八零五年，死于一八五九年。法国政治家，出世于Verneuil地方。一八二七年作凡尔赛地方长官。一八三一年应法国政府之命前往美国研究反省制度。氏将研究之所得，写成《美国的民主制度》一书，一八三五年出版。此书问世后，欧洲各国俱有翻译。一八四九年曾任法外交部长。）

杜克利于一八四八年曾说：“民主制度是扩大个人自由之范围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限制个人自由之范围。民主制度将一切可能的价值加诸每个人之上；而社会主义则把个人当做一个工具。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中，个人，不过是一数目字而已。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共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二者都主张平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即使是这一共同之点，还是有差别的：民主是在自由里去追寻平等，而社会主义则是在桎梏与奴役中追寻平等。”（译者按：罗素曾说：“奴隶与奴隶之间是平等的。”这样的平等，有何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呢，所以，我们不可为了“平等”这一空虚的概念而感到满足。当着我们看到“平等”这一符号，或听到“平等”这一声音时且不忙欣然色喜。我们要作进一步的追问：“平等”是怎样来到的？是被动地“配给”的呢？还是主动地争取的？尤其要问：“平等”所指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是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呢？还是主人与主人之间的平等？这种年头儿，要办什么事都困难，只有要得到奴隶式的平等最容易。斯达林，马林可夫，……之流，正制就大批“平等帽”，免费奉送。但是，要得到主人与主人之间的平等，其事至难。你如果要向斯达林，马林可夫之流争主人式的平等，他们一定会说：“嘿，你争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你叛变，你反革命，该杀！”由此可以判然分明，哪一种平等是假平等，哪一种平等才是真平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里，的确很容易实现平等，可惜这种平等是假平等。这种毫无意义的假平等，还值得强迫许许多多的人牺牲利益去追求吗？还值得用什么“计划”以求其实现吗？如欲实现货真价实的平等，有而且唯有在货真价实的民主制度里。）

因此，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存疑惧之心。而且，渴慕自由，乃最强有力的政治动因。为了缓和许多人的疑惧心理，并且利用大家渴慕自由的政治动力，于是，社会主义者天天对大家作诺言，允许大家得到所谓“新自由”。他们说，社会主义之实现，将使人类从必然的领域飞跃到自由的领域。（译者按：这话乃所谓“矛盾的统一”之一形式。举凡，从“国家之压制”到“国家之萎谢”，从政治现实的极权主义到政治理想之无政府主义，从政治理想上的仁慈到现实政治中的残酷。从现在否定一切到未来再肯定一切……等等“矛盾”的转变，都是与“从必然飞跃到自由”同一型模的想法。在事实上，一切独裁极权统治，无不以或多或少的程度利用此说以掩饰其现实的丑恶与严酷，且把大众的注意力引向理想的未来，而忍受目前的蹂躏。其实，这种“理想主义”不过高等的愚民术而已。这一路的说法，在语意学的解析（semantical　analysis）烛照之下，都是穿上圣衣的恶魔。容有机会申论之。）他们又说，社会主义会带来“经济自由”。如果人类没有经济自由，那么已经得到的那种政治自由是“不值得享有的”。人类尽管为了争取自由已经作过长期的奋斗，而能完成这件功业的唯有社会主义。那已经得到的政治自由不过是这件功业之初步的成就罢了。（社会主义是走上共产主义的桥梁。危险——海光）

社会主义者为要把这番议论显得言之成理的样子，于是不得不将“自由”一词的含义加以精巧的改变。因此，这些改变的地方，很值得我们重视。在那些曾为政治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使徒们的心目中，自由一词之所指，是免于被人压制，免于他人滥施专断权力。尤有进者，当一个人受到某些因素之束缚，以致除了顺从他所属的上级之摆布以外，他便毫无选择之自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从这些因素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这也叫做自由。社会主义者所允诺的新自由，其所指并不是这些意义。社会主义者所允诺的新自由，所指却是要人免于受必然之限制，要人免于那无可避免的选择范围的环境之强制。虽然，有的人所受到的限制较多，而有的人则较少；可是，其受到了限制则一。社会主义者说，新自由是要人从这种环境的压迫里解放出来。物质之缺乏，好像是一个暴政。当我们要获得真正的自由时，首先必须打破物质之暴政，首先必须解除“经济制度所给予人的束缚。”

照上面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自由一词之这种意义看来，所谓“自由”，简直成了力量与财富的别名。那些向人允诺新自由的人确常又向人作诺言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物质的财富将大量增加。然而。我们不难知道，只从绝对征服吝啬的自然界下手，并不能带来经济自由。社会主义者所谓的新自由实在的意义，就是要消除不同的人在选择范围的大小所存在的差别。因此，新自由所要求者，其实就是一个旧的要求之别名而已。这个旧的要求就是财富之平均分配。不过，这个新名词一经提出，就使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又多添一个共同使用的字眼。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一词得以尽量剥削与利用。尽管这派人士对自由一词的用法不同，可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区别。至于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结合在一起，能把这种问题想一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译者按：以上两段对于自由的解析，乃语意学的解析之一实际的应用。这种解析，可予“要素论（essentialism）一当头棒。要素论，亦如高度的形上学，危害民主生活久矣！对于在政治方面的要素论之驳击，中国文字方面者，可看张佛泉先生最近的论著“自由与人权”一书。）

毫无疑问，向人期许较大的自由，已成社会主义宣传的一个最有效的武器。有许多社会主义者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们的主张能够带来自由。然而，他们信仰的虔诚，于事又有何补呢，（许多虔诚是错误的——海光）如果社会主义者对大家允诺走向自由之路，而在实际上，不过是投向奴役之路，那末只有使悲剧加剧罢了。现在，被勾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天多于一天。他们昧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冲突。社会主义者连旧日自由党派的名字都篡夺去了。这一切结果，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者向人允诺更多的自由有以致之。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社会主义。他们以为社会主义显然是从自由传统里衍生出来的。所以，当有人说实行社会主义之结果，就会引起与自由背反的结果时，无怪乎那些知识分子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近年以来，也有人开始感到社会主义的种种莫测后果之可怕。他们一再发出呼吁，可是，这类呼声是从我们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发出来的。观察家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事观察这类现象。尽管这些观察家们在研究此类问题时还存心希望得到并非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结果，可是他们毕竟发现法西斯主义的情境与共产主义的情境实在有许多类似之处。当着英国以及别处的“进步人士”仍在欺骗自己，以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相反的两极时，那开始怀疑这些新暴政是否同出一源的人，却一天多于一天。麦克司？伊斯特曼（Max　Eastman）是列宁的老朋友。他提出了一些见证。他所提出的那些见证，连共产党人听到了，也要惊震不已。他觉得他不能不承认：“斯达林主义并不比法西斯主义好。斯达林主义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糟，比法西斯主义更残酷无情，更野蛮，更不公正，更不道德，更反民主，任何善意的期待都不能挽救它。”他又认为最好用“超级法西斯（superfacist）来形容斯达林主义。至于什么是斯达林主义呢，伊斯恃曼认为是：“斯达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斯达林主义就是藉政治方法达成产业国有化与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斯达林把国有化与集体化作为他建立无阶级社会之计划所依赖的一部分。”伊斯特曼既然认出斯达林主义实在就是这么一种社会主义，那么他所作的论断之所指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

也许，伊斯特曼先生是一个最显者的例子。然而，这样用同情的态度对俄国的实验作过观察，并且得到相似结论的，并不止他一人，他也绝对不是其中的第一人。比他早几年。有位叫哲伯伦（W。H。Chamberlin）的，他以美国通讯记者的身份在俄国住了十二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对俄国一切美好的幻想被粉碎了。他把他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研究的结论，用扼要的话表示出来：“社会主义，一开头就确乎不走向自由的道路。社会主义将走向这个独裁的漩涡，走向最残酷的内战之途。至于说，用民主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并且保持社会主义，似乎是乌托邦世界里的幻想”。同样，又有一位英国作家，叫做弗意革（F。A。Voigt）的，他以外国通讯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政治发展做过多年真切的观察。他最后下结论说：“马克斯主义已经带来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在一切重要之点上，马克斯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从民主眼光观之，马克斯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皆一丘之貉。因二者无论在思想型模、心性、或作风上，皆基本地相同，至少相似。而二者之所以相斗者，不过为权力，为支配欲之满足而已。——译者）李普曼（Walter　Lipmann）先生坚信：“我们所从属的这个时代，正在从经验得知，当我们放弃自由而将自己的事听任一个具有强迫性的组织来安排时，其结果将为何如。居然有些人以为放弃了自由，一切听任别人摆布，就可期望将来得到满足的生活。如果真的这样行起来，他们的希望必归幻灭。当着有组织的管制加强以后，生活目的上的花样一定会愈来愈少。结果，什么事都要归于整齐划一。这是依计划而行事的社会或藉权威专断的原则来处理众人的事务之惩罚性的结局。”（李普曼先生之言，真是触目惊心。如果把一个社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社会，那末，作到最好处，也不过是变成蜜蜂蚂蚁的社会。到了这一地步，人都变成低级动物了。所以，要“建设”这样的社会，根本无需什么“专家”来“计划”：拜蜜蜂蚂蚁作老师就很够了。人的生活之特点及其可贵处，就在各人自己管自己的事。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吾人对抗共产制度之最实质的理由，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玩意，而是反对俄国共党那一套把人变成低级动物的思想和办法。——译者）

类似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近年来，许多有资格作判断的人士所出版的著作里面，便常有类似上面的话。特别是曾作过目前这些极权国公民的人，他们因曾亲身经历那段转变的过程，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修正自己从前所抱持的一些信仰。因而，他们所讲的话，与前面所引的几段尤为类似。我在下面将再引一位德国作家的言论为例。这位作家的结论与前面所引的相同。不过，他所说的，或者比前面已经引证过的言论，更较正确。

这位德国作家叫做德洛克（Peter　Drucker）。他说：“以为经由马克斯主义可以到达自由平等之域，这一信仰已经完全崩溃了。这一信仰崩溃的结果，迫使俄国走上德国所走的同一道路。这条道路是导向极权的、纯否定的、不经济的、不自由的、不平等的社会之道路。在要点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非完全相同。这二者是一个发展之两个不同的阶段。当人们觉得共产主义是一幻想以后，下面的一个阶段便是法西斯主义。今日，共产主义在斯达林的俄国之已变成一个幻觉，亦若其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之为一幻觉。”

纳粹和法西斯党许多领袖的历史对我们也是很有意义的。凡曾细心观察过在意大利或德国这些运动如何成长的人，会看到许多领袖人物，从莫索里尼起，连拉瓦（Laval）与魁斯林（Quisiling）在内，都是先做社会主义者，后来变成法西斯或纳粹党徒。如果我们注意这些人物转变的过程，便会为之吃惊不已。这些领袖人物固然如此；参加这些运动的大众尤其如此。在德国，如众所周知，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徒变成一个纳粹党徒，或一个年青的纳粹党徒转变成一个共产党徒，都是相当容易的事。关于这一点，那些替两党从事宣传工作的人知道得尤其清楚。（两种组织的分子这样换来换去的情形，不止在德国为然。其所以如此，正如译者在前面所述，两种份子在思想型模、作风、与心性上，血缘都极其相近：二者都是政治一元论论者——一党主义者，都是极端主义者，都是狂执主义者，都是马基威尼的学生，都是黑格尔的信徒——一左而一右，都视取消自由与统制思想言论为必要的手段，都视首领为天帝而众人为工具，都拿“主义”、“国家”、“光荣”为招诱愚众的符咒，虽然其一强调种族优越论而另一高唱阶级至上论，但结果对内之压迫残害与对外之侵略则无不同。依逻辑．如果甲所有的性质亦为乙所有，而且乙所有的性质亦为甲所有，则甲等于乙。所以，从绝对主义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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