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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食储漕运籴粜（第1页）

漕运之事，至隋、唐之世而大盛。《隋书·食货志》曰：开皇三年（583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事亦见《本纪》及《恺传》。《诏》曰：“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彼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若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借人力，开通漕渠，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

转运通利，公私赖之。《高祖纪》：开皇七年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此即古之邗沟。炀帝复开通济渠。见第二章第四节。遂令江、淮、河、汴、汾、渭之水，互相灌输。其间不能舟运者，仅自洛至陕一节而已。《高祖纪》：开皇十五年六月，诏凿砥柱。其功盖未有成？

高祖于民瘼，极为留心。《食货志》言其于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便开仓振给。其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振给。又命司农丞王宜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振给，不以官位为限。其后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州，达于沧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598年），天子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者开仓振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隋世仓储，为古今之冠。前述诸仓之外，炀帝又置兴洛及回洛仓。亦见《食货志》。又有永丰仓，不知其置于何时。《旧书·任瑰传》云：义师起，瑰至龙门谒见，劝于梁山船济，入据永丰。高祖乃遣沈演寿、史大奈领步骑六千趋梁山渡河，使瑰及薛献为招慰大使。瑰说下韩城县，与诸将进击饮马泉，破之。拜光禄大夫，留守永丰仓。则其地当在韩城。此等皆仓之最大者，其郡县仍各自有仓。观高祖遇饥荒辄命开仓振给，可知其亦皆充实。天下为家之世，恒有弱枝强干之谋。高祖漕关东、汾晋之粟，以实关中，自亦不免有私见，然其于民事，要不可谓不尽心。然官吏能实心为民者少，徒知奉法献媚者多，则终必岐国计与民生为二，而积贮之本以为民者，遂至坐视民困而莫之恤矣，然究何益哉？《旧书·李袭志传》：弟袭誉，隋末为冠军府司兵。“时阴世师辅代王为京师留守。所在盗贼蜂起。袭誉说世师遣兵据永丰仓，发粟以赈穷乏。出库物赏战士。移檄郡县，同心讨贼。世师不能用。”而永丰仓遂为唐奉。李密之起也，河南、山东大水。炀帝令饥人就食黎阳。仓司不时赈给，死者日数万人。李言于密，袭克之。开仓恣食，一旬之间，胜兵余二十万。《旧书·传》。其后密亡，唐使魏征安辑山东。征与书，定计归唐，乃开仓运粮，以馈淮安王神通之军。《旧书·征传》。其仓廪之充实如此。唐高祖之起也，裴寂上粟九万斛。后元吉弃晋阳，高祖惜其粟支十年，亦必非起兵后所积也。薛举、刘武周、罗艺、李子和之起，皆借岁饥民困，有司闭仓不发，以激怒其众。及其得志，则皆开仓以赈贫乏。朱粲，所克州县，亦皆发藏粟以充食。惟许绍为夷陵郡守，能自开仓振给，甚得人心，遂克保全郡境。

正仓只为州县之储，并不能遍及民间，昔之言积贮者亦知之，故隋长孙平有义仓之设焉。《隋书·食货志》：“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长孙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振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鸿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皆竞出私财，递相赒赡。此乃风行草偃，从化而然。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振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平传》云：“开皇三年（583年），征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间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因上书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右饥馁。陛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振赐，大德鸿恩，可谓至矣。然经国之道，义资远算。请勒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上深嘉纳。自是州里丰衍，民多赖焉。后数载，转工部尚书。”案《本纪》明言五年五月甲申，诏置义仓，则《志》所著年月不误。然本传所言，亦非子虚。盖平令民秋出粟麦，储之间巷，实在三年为度支尚书之时，五年乃请下诏著为定式。《传》因三年之事终言之，而未计其事在乎迁工部尚书之后，遂至龃龉不合也。《志》又云：“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案《志》云义仓之立，收获之日，随所得劝课，则五年犹无定数，而《传》云一石已下，贫富差等，若三年已有成规者，其所言实十六年二月之制，亦要其终而言之，而未计其岁月之不合也。古书之不审谛，固多如是。义仓精意，全在创办由民自愿，既立之

后，亦由人民自行管理。故劝课初无定额，而存贮必于当社。观所出多少，后由诏书指定，则知其所出有非出自愿者，更移之于州县，则本意全失矣。轻尔费损，必非贫弱所能为，而转由富强之专擅。十五、十六两年诏书所指诸州，盖皆近寇，虑遣侵掠，为入保之计。若所虑止此，所移亦当止于边州。至防豪强之专擅，则非举所有之义仓而悉移之不可矣。此亦或出于不得已，然州县之侵渔，又随之而起。《旧书·食货志》载戴胄之言曰：“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亦必由移之州县，故官易于借用也。然正仓既不能济民，常平又不足平抑市价，社仓究为人民自救之良策，故至朱子，犹欲师其意而变通之也。

《隋书·高祖纪》：仁寿三年九月壬戌，置常平官。《通鉴》同，胡《注》曰：“开皇初置义仓，今置常平官掌之。”案常平、义仓，各有司存，胡《注》未知何据？《食货志》云：“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下云：“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京师置常平监。”是时二字，虽不敢云即指开皇三年（583年），然长孙平称颂帝置常平之官，则其事必在五年（585年）以前。此所云者，盖专管京师谷价，仁寿三年所立，则总领天下义仓邪？

唐制：京师有太仓，诸州县各有正仓，又有常平仓以均贵贱，义仓以备不足。《旧书·职官志·仓部》。《旧书·食货志》云：“武德元年九月，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五年十二月废。”盖时天下未定，未能举其职也？《志》又云：“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冑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振给。”《本纪》：贞观二年四月，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新志》云：“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僚不取焉。岁不登则以振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其所言较《旧志》为详也。《旧志》又云：“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盖时无据地收税之法，义仓独引之，有履亩之烦，故革之也。《新志》又云：“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旧纪》事在贞观十三年十二月。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旧志》云：“永徽六年（655年），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显庆二年十二月，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常平署，属太府寺。《新书·百官志》云：显庆三年（658年）置署。武后时东都亦置署。又云：“自始置义仓，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穷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新志》则云：“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案唐之义仓，名与隋同，实则大异。戴胄之请立义仓，太宗云：“为百姓豫作储贮，而由官为举掌。”则其事本系官办，故官之移用尤易。虽云不许杂用，其后终成具文也。朱子所立社仓，意实与长孙平大同。特承荆公青苗法之后，兼师其意，多一敛散出举耳。长孙平之所立，自人民自相周赡言之，则曰义仓，自其藏贮之地言之，则曰社仓，二名可以互称。唐之义仓，由州县设立，与社无涉。朱子复修长孙平之法，乃专就其设立之地称之曰社仓以别之。故在隋世，义仓、社仓是一，唐以后则

是二。《旧志》又云：“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欠。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籴，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其常平所须钱物，宜令所司支料奏闻。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宇文融括得客户后，制曰：“客户所税钱，宜均充所在常平仓用，仍许豫付价直。任粟麦兼贮。并旧常平钱粟，并委本道判官句当处置。又委使司与州县商量，劝作农社，贫富相恤，耕耘以时。”《通鉴》系开元十三年二月，云：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胡《注》曰：“使司，劝农使司也。”案《通鉴》劝作二字恐误倒。盖常平而外，兼具社仓振赡之意矣。《志》又云：“十六年十月，敕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讫，具所用钱物及所籴物数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专句当。天宝六载三月，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载五月并五载三月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此等法令，亦未尝不意在便民。然韦坚既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以献媚，亦见《旧书·食货志》。杨国忠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新书·外戚·国忠传》。本实先拔，枝叶亦无足论矣。《旧志》又云：“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仓及库使司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本纪》：琦奏诸道置常平仓，使司量加本钱和籴，许之。云米物，似兼指布帛，则已开赵赞之先路矣。又云：“建中元年七月，敕今后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籴货。”据赵赞说，又兼粜盐，见第十九章第三节。三年（782年），赵赞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兼及丝麻匹段，事竟无成，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韦伦传》：伦表请置义仓以防水旱，事在德宗自梁州还后。元和元年正月，制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以时出粜。务在救人，振贷所宜，速奏。《新志》：“大和九年（835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此唐代常平、义仓之大略也。唐于仓粟，管理颇严。《旧书·萧复传》：为同州刺史，州人阻饥。有京畿观察使储廪在境内，复辄以振贷，为有司所劾削阶。《李皋传》：贬温州长史。无几，摄行州事。岁俭，州有官粟数十万斛，皋欲行振救。掾吏叩头，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当死，安暇禀命？若杀我一身，活数千人命，利莫大焉。”于是开仓悉散之，以擅贷之罪，飞章自劾。天子闻而嘉之，答以优诏，就加少府监。此二事，可见擅动仓粟者，其诛甚严。《文宗纪》：开成元年十一月，忠武帅杜悰，天平帅王源中奏当道常平、义仓斛斗，除元额外，请别置十万石。可见帅臣亦不能专决也。常平之法，行诸偏方，往往有效，《新书·韩滉传》。弟洄，刘晏被罪，擢户部侍郎，判度支，积米长安、万年二县，各数十万石，视年丰耗而发敛焉，故人不艰食。《循吏·韦丹传》：子宙，出为永州刺史。州负岭，转饷艰险，每饥，人辄殍死。宙始筑常平仓，收谷羡余以待乏。况于义仓之遍及诸县？《旧书·戴胄传》言：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胄乃上言请置社仓。《高宗纪》：咸亨元年（670年），是岁，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振给之。逐食者多，岂能皆返？况尚有羸弱不能逐食者乎？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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