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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好心人的帮助。他也试着找点适合自己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但别人都拒绝了他。1924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沈从文也想到了他。11月13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到公寓里来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听见门响，沈从文回过头来。一位年约30的年轻人，身体瘦削，面庞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缝着双眼站在门边。“找谁？”“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郁达夫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炒菜打锅边的声音。“你吃包饭？”郁达夫问。“不。”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沈从文终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遥夜——五》，这篇文章感动了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1925年5月，经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一各办事员，月薪20元。但没过多久，沈从文就因发表了两篇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教务长，为了保持自己人格独立，他自己解聘了自己，又过着穷生活的苦日子。

为了应付目前，在离开香山前后，由于杨振声在《现代评论》任编辑，郁达夫应邀作该刊撰稿人，并帮助编辑部看稿；赵其文担任该刊经理、会计一类职务；沈从文应邀担任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北京政变以后，有人介绍沈从文去找冯玉祥的秘书长薛笃弼——薛笃弼在冯玉祥部驻防常德时，曾任常德县知事。——于是他又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过事；那时，沈从文的哥哥正在东北教学生绘画，得知沈从文在北京的处境，便写了信来，要他去东北，他又短期离开过北京。

1925年1月13日沈从文的一篇小说意外地发表在《京报•；民众文艺》上。在这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得过五毛钱的书券。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沈从文寄身的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谈话中，沈从文得知这两位编辑就是名字经常见于《民众文艺》的项拙和胡也频。过了一星期后胡也频带着丁玲又来看沈从文，巧的是沈从文和丁玲竟是老乡，都是湖南人。一来二去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每次见面总离不开如何想法筹钱，用自己力量办刊物的话题——那时，他们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尽管按当时北京物价，办一个类似《语丝》规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册，有十二三块钱就可办到。但这时，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文章，按最低稿费标准索酬，也无法找到固定地方发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无消息。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就会引起人们注意。这年5月，沈从文一篇题名《福生》的小说，由胡也频通过一位熟人转给周作人。当这篇小说在《语丝》上发表后，胡也频拿了这期刊物，告诉沈从文时，沈从文见到目录上文章的标题，感动得只想抱着胡也频哭泣。但这种幸运只能偶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那个自办的刊物只能在他们的想象里诞生，旋即又在想象里夭折。

这时沈从文与丁玲还有鲁迅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误会。

1926年，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1927年底，随着第一阶段北京生活的结束，沈从文走完了最初阶段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最先见于报刊，是1924年12月。《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至今能见到的沈从文的处女作。1925—1927年，他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三年间，先后发表各类作品170余题。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散文、小说、戏曲、诗歌合集《鸭子》，1927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这些“早期作品写的都是真事，那时还不会虚构”沈从文后来说。

1927年，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1928年1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随后，胡也频与丁玲也来到上海，接着上演了他们二人与冯雪峰之间的感情纠缠，后来还流传着二人与沈从文的三角恋爱。

1929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1月10日和20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在他们眼里，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10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5000份。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1928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10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1928至1929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1928年10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100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1929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4期《人间》，8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1928年，沈从文为了生存，不得不另想出路，当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他在课堂上呆了十分钟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就是在这课堂上沈从文见到了他以后的夫人张兆和，关于他和她的恋爱故事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直到1934年沈从文写出他的代表作《边城》时，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也找到了自己的爱，对人类的爱，对爱情的爱，对民族的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十节　　在革命集体中找到快乐的丁玲

丁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丁玲，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她的祖父当过大官，她的父亲蒋浴岚守着丰厚的家产却成了败家子，刚过30岁就因吸鸦片而死，她的母亲出身书香世家。丁玲的父亲去世后，家庭已经破产，常有人上门要债。丁玲这样描述她的母亲：“在女人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生得并不怎么好看，却是端庄得很，又沉着，又大方，又和气，使人可亲，也使人可敬。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丁玲的母亲不是个弱女子，他很自强，守寡后她上了师范学校，而后成了一名教师。

丁玲一直学习成绩优秀。1922年春，丁玲应王剑虹之约来到陈独秀和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学习，但后来平民女学遇到困难，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王剑虹到了南京。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小天地，和王剑虹恋爱，是她们宿舍的常客。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不满二十岁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在文学系旁听，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教务长，茅盾教小说研究。这所学校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培养过不少**人才。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瞿秋白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影响过她。两年后王剑虹因病死去，使二十岁的丁玲更加寂寞，她当时正处于矛盾和痛苦当中，她渴望自由。当年她去了北京，偶然遇上了比她还穷的胡也频，他的勇猛、热烈、执拗和乐观感动了丁玲，他们相爱了。

1927年秋天，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小说《梦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特别是后者的发表，“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1930年丁玲逐渐意识到生活天地的狭窄以及立场感情上的限制给她创作带来的局限性——“染上一层感伤”，“看不到应有的出路”，“有着很坏的倾向”。（丁玲：《我的创作生活》）她积极参加**实践，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和**思想的启迪下，她的小说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从对旧势力不满、愤懑到走向**的新一步，代表作应当是《韦护》和《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同年胡也频发表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资产**作家向无产**作家转变的过程。胡也频的政治活动日益频繁，党组会有时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也频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丁玲记得一个工人来过他们家，像熟人一样，他教她唱《国际歌》。丁玲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从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想方设法营救，也不起作用。

1931年2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的一天。优秀的左联**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者共二十三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在危难时刻，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倔强坚定。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更残酷的斗争。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此时的上海，白色**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丁玲的工作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鲁迅借回答《北斗》杂志的询问，发表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过许多文章。瞿秋白写杂文是从给《北斗》写稿开始，井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翻译作品。冯雪峰、阿英、周扬、夏衍以及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发表作品。著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北斗》还积极参加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发现培养了不少文学新入和工农作者。斗争把丁玲锤炼得更坚强、成熟。她不仅写文章，办刊物，还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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