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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神，即将每一生命（文化）有机体视作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而非视作某一进化系列中的一个环节），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自己的循环过程，或者说，有着自身的命运的必然性。他的历史主义是神学式的、启示录式的、浪漫主义的，而非批判的、或如狄尔泰那样以“历史理性”的方式所要求的“历史地理解”。

再看一下斯宾格勒作为一位文化哲学家的精神谱系。

斯宾格勒称他的哲学为“世界历史形态学”，而他所谓的“世界历史”，不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和制度史，而就是文化史，他称“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而文化就是贯穿于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原初现象”。因而，从本质上说，斯宾格勒的历史研究其实就是文化史研究，是他所谓的文化的“形态学”研究。

一般地说，在历史中进行文化的研究可以有三个基本的方向：一种是把文化现象当作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作专史的研究，如启蒙时代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年），以及19世纪以来比较兴盛的各类艺术史、文明史研究，这类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地还是文化本身，还是把文化艺术史视作是整个历史研究的一种补充或充实，亦即在潜意识中仍视政治史、制度史等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另一种则是强调一般历史研究的文化方面，强调历史研究应包括政治史、制度史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尤其是文化的领域，例如布克哈特就主张打破传统史学的狭窄的眼界，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就分别从政治制度、时代精神、学术运动、科学与文艺倾向、社会生活、道德与宗教等方面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考察，这一研究与第一种专史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它反映了历史观念的一个巨大变化，即从代表贵族意识形态的局部历史视野中开出了一种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历史视野。

除以上两种研究方向以外，还有第三种方向，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文化研究，即强调以文化的视角来透视整个历史的发展，这是一种透视主义的历史观，它把人类的一切活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艺术等等，全纳入一个文化的视角中加以考察，视它们是同一文化精神在不同方面的体现。18世纪的维柯的《新科学》是这种历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开创之作，他视人类的一切社会制度和文明体系（所谓的“民政世界”或“人造的世界”）皆是由一些“民族共同性”，如宗教、婚姻和埋葬等发展而来，而各民族之所以皆有这些共同性，乃是因为它们都是基于一种共同的人性，即原始民族的“诗性”，故而，从这种原始的诗性出发，就可以探求到人类历史演进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那一切表现或现象，从政治、法律、伦理、哲学、宗教到科学等，皆可以在一个总体的框架内加以研究和考察。斯宾格勒的所谓“世界历史形态学”就属于这种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

维柯的“新科学”当时在意大利本土和法国皆未引起注意，只是到18世纪末，德国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赫尔德才发现了他的价值，19世纪，维柯在德国已拥有了大批的追随者，他的文化有机体的思想经由赫尔德阐发后已成为德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主流倾向。说斯宾格勒对维柯一无所知，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可他在《西方的没落》中对维柯只字未提，这的确是一个令人不解的“遗漏”，这中间究竟有什么蹊跷，还是留待好事者去考证吧。

不过，有一点却是明确的：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的思想不只有从维柯到赫尔德和歌德这一个源头。斯宾格勒的文化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理念：一是把文化视作一个有机体，需要以“形态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刚刚已经提到，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德国文化思考的一个传统，从赫尔德到歌德、黑格尔再到浪漫派及狄尔泰等，皆持有这一观念；另一个则是他的“世界历史”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不只有一种文化，而是有多种文化，它们各有自身的历史，但又遵循着有机体发展的共同节奏，故而，世界历史的形态学研究，其实就是对各种文化形态作比较的研究。这第二种观念其实也暗含于文化有机论的思想中，在赫尔德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在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我们皆可看到文化多元论的迹象。但是，对于斯宾格勒来说，这一观念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极少受到人们的注意，因为它不是源自于某个主流的传统，而是源自于在当时还处于初生时期的一门新兴学科——人类学。可以确定地说，斯宾格勒的文化多元的观念直接地受到了当时的德国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其中人类学家弗洛贝尼乌斯的影响最为明显。

我们知道，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在开始时是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古典进化论学派，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一个反对进化论学派的“传播学派”，弗洛贝尼乌斯就是该派的代表人之一。1898年，弗洛贝尼乌斯出版《非洲文化的起源》一书，通过对非洲各地区物质文化的成分和起源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并把非洲各地区的文化划分为几种类型，例如西非的起源于东南亚的“马来亚尼格罗文化圈”、北非和东北非的“印度文化圈”、北非的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闪米特文化圈”，以及南非的产生于非洲本土的、最古老的“尼格罗文化圈”。尤其是，弗洛贝尼乌斯也使用了文化有机体的观念，并明确地写道：“我断言，每一种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机体在发展，因此，它经历着诞生、童年、成年和老年等各个时期，最后，归于死亡。”“文化在生活、分娩和死亡，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本质。”文化绝不是人们、人民创造的，人与其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不如说是文化的产物或客体。“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表现出自己对于人的真正独立性……文化是自身发展的，与人无关，与人民无关。”这些话语对于《西方的没落》的读者来说，简直太熟悉了，几乎可以找到一字不差的斯宾格勒版本。

弗洛贝尼乌斯还提出了“文化心灵”和“高级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心灵”或精神，例如非洲文化若按性别可分为两种：“特卢斯（大地）埃塞俄比亚父系文化”和“赫顿（大地）哈米母系文化”，“特卢斯”意为从大地向上生长，“赫顿”意为深深地扎根于大地之中。“特卢斯文化”产生于热带草原地区，其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有建在木桩上的水上住宅和水上粮仓，有腿的床等，他还说，这种文化的心灵像植物一样向上生长，如同人经过年龄等级在向更高的阶段成长一样；并且这种文化一直是父系的文化。“赫顿文化”则产生于撒哈拉和北非，其物质文化具有一种钻入地下的意愿，比如地下住宅、地下粮仓、土制炉灶、阴间的灵魂观念等，因此是阴性的母系文化。弗洛贝尼乌斯说，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差异，“特卢斯文化”的心灵的本质是“神秘的”，“赫顿文化”的心灵的本质是“巫术的”，而从它们两者的结合中，可以产生出“高级文化”的形式。1920年，弗洛贝尼乌斯出版《派都玛》，扩展他的两种文化类型理论，并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取代“哈米文化”和“埃塞俄比亚文化”，称前者的心灵（派都玛）的固有特征为“洞｜穴感”、停滞、命运注定的思想，而后者的心灵（派都玛）的固有特征为“远大感”、发展、个人和自由的思想。

弗洛贝尼乌斯的这些思想在斯宾格勒那里也有所反映。“文化心灵”和“高级文化”也是斯宾格勒常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只不过他对其作了更加充分的阐述。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断定他是借用了弗洛贝尼乌斯的思想，但完全否定这种影响似乎更难以让人信服。要知道，斯宾格勒似乎是一个不太知道感恩的人，在整个《西方的没落》中，他只感谢了两个人：歌德和尼采，而对后者，他还是非难多于感谢。他的书中引用了大量同时代人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但他全把他们放在注释中简单打发了事。对于弗洛贝尼乌斯，他还算客气，虽然引用之处甚少，但还是提到（仍是在注释中）他从后者那里借用了“洞｜穴感”的概念来描述阿拉伯心灵的原始象征；其实他用来描述浮士德（西方）心灵的特征的概念——“远方感”——也是从后者那里借来的，但他又一次忘记了感谢一声，哪怕是以注释的形式。

不过，以弗洛贝尼乌斯为代表的人类学“传播学派”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观念更根本的影响还在于，它强有力地冲决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单一直线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模式，否定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排模式，确立了一种文化多元的理念，强调了不同文化各自的独立自足性和独特价值，强调要以整体的观念从文化有机体内部来探寻文化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于某一种因果链条。这一切也都是斯宾格勒的文化的比较形态学的基础。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斯宾格勒作为一位生命哲学家的方面。其实，在斯宾格勒那里，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他本人甚少使用“生命哲学”这个概念）是三而一的东西，他的历史哲学即是文化哲学，亦即是生命哲学，或者说，若将其哲学视作一个整体，则生命哲学的部分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奠定得并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19世纪末，一种被称之为“生命哲学”的人文思潮已成蔚然大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等等，皆以各自的方式倾诉着对生命和世界的感悟。若用斯宾格勒自己的概念来说，他跟这些人应当是“同时代的”，这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19世纪末，而是因为他们都禀承着同一文化阶段的心灵特质，这就是西方文化晚期或文明的青春时期的世界感受和生命的醒觉意识。然则，斯宾格勒似乎并不把自己视作这些人的同道，在同代的生命哲学家当中，他只是比较多地提到了叔本华和尼采，但他对这两个人更多地是批评。因此，对于他与同时代的种种“生命”哲学的关系，我们只能以“观相”的方式作整体的通观，视它们具有共同的浮士德心灵的“同源性”，至于他与这各别的生命哲学之间的直接承传或影响的关系，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此有两点我们需要特别地说明一下。

第一，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始自于对康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在他看来，康德哲学研究的是作为自然的因果的经验世界，而他的哲学则是要研究作为历史的有机的生成世界；而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下半叶，有两种生命哲学都与康德哲学的重估有关：一种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通过用意志来替换康德的物自体而使得表象的世界和生命的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另一种则是狄尔泰等所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他们更侧重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用“生命理性”或“历史理性”的批判来弥补康德的“三大批判”的不足，由此而确立了一种基于“理解”的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就斯宾格勒而言，他对康德的批判其实是更早的歌德哲学对康德的批判的重复，通过这一批判，他确立了他的“作为历史的世界”，亦即歌德意义上的“活生生的自然”；接下来，当他进入这一历史之世界的本质和结构的时候，当他进而分出“大宇宙”与“小宇宙”、“存在”与“醒觉存在”、“命运”的必然性与“因果”的必然性、“节奏”与“张力”等等东西的时候，他的“语言”则变成了叔本华式的。细心的读者若是把《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的首章（这是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表现得最为集中的章节）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作一对比，也许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第二，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主要地是为说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而提出的。我们要知道，在斯宾格勒那里，“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指人类生命的一切表现性的活动，更是指具有醒觉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生命的一种自由的“符号”创造行为，前者是以血液与土地、种族与家族等为基础的，体现了生命最深层的大宇宙的特性，如节奏、时间、生成等，而后者则是以自由的、创造的醒觉存在为基础的，体现了生命的属于小宇宙的特性，如张力、空间、已成；生命在前一种活动中是“表现主义”的，而在后一种活动中则是“象征主义”的，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人的作为历史的世界。在这里，我们隐约窥视到了一条隐秘的逻辑：德国哲学自康德以后一直致力于解决“现象界”与“物自体”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一直致力于心灵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存在与历史的统一；由此而出现了两条极端的道路，即“主体的道路”和“客体的道路”，前者极力强调主体或生命能动的、追求自由的方面，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将这条道路推到了顶峰，后者则更多关注主体的本质外化或对象化的结果，更多关注生命的象征主义方面，即文化和符号的世界，歌德及后来的新康德主义皆属此列；斯宾格勒的哲学——当然不只有他是这样——则意图把这两种倾向融为一体，把前者的表现主义跟后者的象征主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才看到，他的“生命哲学”当中何以充满了叔本华式的存在的呢喃，充满了“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那种植物意象和动物比喻，充满了那么多“光的世界”的隐喻、视觉的意象和“观相”的直觉；而他的“文化哲学”不外是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对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的重构。因此，我们可以说，叔本华是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的“隐匿的”原型，而歌德则是作为一个显形的在场统摄着一切。

也正是因此，我们需要对斯宾格勒少见的一次感谢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这个感谢中，他明确地向我们亮出了他的整个哲学（而不仅仅是生命哲学）的两个精神谱系。

在1922年的“修订版序言”中，斯宾格勒将他的一切都归功于歌德和尼采，他说，歌德给了他“方法”，而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因此，我们先要弄清楚，歌德给了他什么样的“方法”？而尼采又给了他什么样的“质疑的能力”？

在常人眼里，歌德首先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而受到注目，但在斯宾格勒那里，更看重的是歌德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的方面。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歌德无疑属于与康德相对的斯宾诺莎的谱系，他把自然看作是一种贯注着生气的神秘的力量，看作是一种“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康德的经验的自然。斯宾格勒几乎是全盘继承了歌德对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而吸收了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的思想，并将其扩展到对一切生成变化的东西的研究中，其结果便是把一切生成变化的东西皆看作是活的有机体，它们在其生成流变的过程中，总会形成一些原初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形成历史的诸种基本现象和文化的诸种基本形态，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形态学的概念就是由此而来。斯宾格勒说：“文化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原初现象。对于歌德的深刻但几乎不被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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