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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　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　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　志，并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　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　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　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　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迂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　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　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　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象一样。要　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　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　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　“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　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　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　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沫总　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　“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　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　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　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　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象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　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攀。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　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　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庐呢？于是我的画进步　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　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　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　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　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　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　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　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　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　“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　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　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

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　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　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　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　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　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　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　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　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　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　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　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　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　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　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　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　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　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　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　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象个青衣，起老生象个　老生，起大面又象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　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　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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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夏丐尊先生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丐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　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　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　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　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　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芦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　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　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象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　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　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　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　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　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　是“抱恨终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　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国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　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　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　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　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　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　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　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　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　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　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　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　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　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　“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　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　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　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　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　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　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　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　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　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　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　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　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　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　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　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　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　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　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　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　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　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　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　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　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　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　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　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　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　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于重庆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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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夜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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