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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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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即大军从东京开拔后的第十三天，河北宣抚使童贯、宣抚副使蔡攸亲自统带这支已经有十分之二的官兵开了小差而缩小了的大军，到达高阳关。

既没有坚强的作战意志，又缺乏严密的纪律组织的一部分官兵，无法适应部队生活和艰苦的行军，他们开小差是必然的事情。正式列入编制的官兵虽然迅速减少了，随着大军一起行进的闲杂人员却不断膨胀起来。他们多数是沿途被强迫拉来搬运行李、辎重的夫子，还有通过转运衙门直接或间接的介绍，前来承揽军用商品的专卖商人，还有一批批自动跑进部队来跟官兵做些小买卖的零售商，也有一些和官兵们沾亲带故的人员，他们一时还摸不清可以从哪里入手，先混进部队观望观望，等到有利可图时，再相机行事。这一大批人抵充了开小差的名额，壮大了声势，使得大军抵达高阳关时，仍然不失为一支受命征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

根据宣抚副使的命令，大军进关时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入城式，以鼓士气。虽然他们要进的是自己这方面、而不是从敌人手里拿下来的城池。通常只有在后面一种情况下，而且又是特别重要的城市，才有必要举行这样一个军事仪式。可是在宣抚副使看来，这点微小的区别，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为他们的需要服务。他们现在需要借这个仪式来调剂一下枯燥无味的行军生活，用来娱乐自己。长途行军，征尘仆仆，毕竟是件苦差事。虽说一路上都有地方官竭诚款待，恨不得把他们所属的地皮刮下来招待长官，可是贫瘠的边界地面，早已被他们刮得天高三尺，所剩无几，怎可与繁华的东京相比？蔡攸早在心里抱怨：“早知如此吃苦，不走这趟也罢。这都是王将明（王黼字）挑我的好差事，他自己倒窝在田令人怀里纳福。”

老实说，只要有差可开，不论是公差、私差，不论是大差、小差，宣抚副使蔡攸第一个想滑脚溜走了。

靠着御用钧容直的吹吹打打，一路上笙簧齐鸣、金鼓鼎沸，入城式举行得好像迎神赛会的行列一样，倒也显得威武热闹。童贯曲尽地主之谊，热热络络地款待了蔡攸。其实河北宣抚使童贯是高阳关的地方最高级别长官，如果是主人，河北宣抚副使蔡攸又何尝是客人？何必让童贯来款待他？但是根据习惯势力，童贯在任何场合中都喜欢以主人自居，一有机会就要喧宾夺主，加上他深知蔡攸是一种专靠官场的荣华富贵喂养肥大的软体动物，是一条只知道以吮血为生的蚂蟥和懒得蠕动一下的蜒蚰，受不得一点委屈。他童贯必须主动地多多替他掘下一些陷阱，让这条没骨虫全体软软地陷进陷阱里，自己才好腾出手脚来干“正经”。他童贯到前线来有许多正经事要干，就是嫌这个“副使”在旁边碍手碍脚。蔡攸一离开东京就忘掉了自己的使命，童贯却一直牢牢地记住这条懒虫是官家特别派来“监视”自己行动的。

“杀”进高阳关以后，童贯一面下令大军休息三天，大举犒赏官兵，每名士兵发给二斤熟肉、一瓶美酒，以酬答他们连日行军之劳；一面以宣抚使的名义，命令正在雄州待命的西军分兵两路：种师道统率泾原、秦凤、熙河军由东路，刘延庆统率环庆、鄜延和胜捷军由西路分别出雄州城向白沟河推进，开到边境线上驻屯，听待宣抚使后命。

西军已在雄州驻了一个多月，迟早总得离城开赴前线。这道命令的用心深密之处是在表面上不落痕迹，实际却在不知不觉间贬损了种师道的地位，把他从指挥全军的统帅地位上拉下来，变为局部战区的指挥官，将他和刘延庆放到相提并论的地位上。一向对权力和地位十分计较的种师道当然不能够容忍这样一道命令，当夜就把它顶回去，并且还火气十足地说，他是奉御笔拜为全军都统制的，如果朝廷别有差遣或贬谪，也要以御笔为准。

种师道的理由很充足，童贯知道这道命令下得过火了，对于别人也许还可以，对付种师道可不能如此简单、粗暴。他把幕僚们埋怨一番，暂时收回成命，说到雄州开过军事会议后，再定大军的行止。

六天以后，宣抚副使又一次声势浩大地“杀”进雄州城，拜领了知雄州和诜的接风宴会，当夜就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开得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种师道先发制人，一上来就用明白无误的措辞表明自己对伐辽战争的态度。

“伐辽决策，师道与全军将士丝毫未尝与闻。”种师道摆一摆他那有分量的手，加重语气，“朝廷一旦贸然用兵，强畀师道以都统制之职，师道唯有鞠躬尽瘁，以勤王事。倘获寸进，此乃社稷之灵，官家之福，师道不敢居以为功；如若事机不顺，稍有蹉跎，责有攸归，师道亦不任其咎。今日开宗明义，师道当着诸将之面，把这话讲清楚了，免得将来再有后言。”

从雄州宣抚司不断发往东京的文书，以及和赵隆吵架以来，童贯早知道种师道不赞成这场战争。他也深知种师道之为人，在军事会议上并不抱有软化他的希望，这些原来都在意料之中。但是现在种师道这席话说得如此坦率，丝毫不为他、为朝廷留些余地。“责有攸归”四个字简直是指着鼻子骂人，这使他非常狼狈。

“今日之事，朝廷早……早有成算，”童贯嘿嘿嘿嘿地嘿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与他的气派不大相称的话，“朝廷用节下为都统制，无非是借节下的威名以镇服群情。事之成败，自有朝廷任责。”

童贯这句话说得十分勉强，他的目的原想贬损种师道，结果却反而抬高了他的身价。种师道巴不得童贯说这一句，立刻接下去敲钉钻脚地把它牢牢钉住，说道：“辽事成败，自有朝廷任责。这句话众将军都听明了。师道正要修本上奏，太尉这句话师道要写在奏章里，太尉休得见怪。”

童贯去年以镇压方腊之“功”被晋升为太师，封楚国公，目前正被宣抚司的僚属们空前绝后地称呼为“宣相”，叫得他自己也飘飘然起来。如今种师道完全无视这些事实，仍然以童贯十年前到西军来任监军时的官衔称呼他。这种称呼如果不是他的旧属对他表示特别亲热的关系，那就是充分表示轻蔑。这使童贯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宣抚司的僚属们也为之愤愤不平。

然后会议进入第一个议程——关于进军路线的方案。童贯仍然坚持他在高阳关颁发的命令。种师道虽然同意两路进兵，却顽强地反对由刘延庆和他分统两军。理由仍然是那一个，他的都统制是官家御笔亲封的，都统制要统率全军，不能分统一路。如有撤换，也要以御笔为准。

会议之初，是种师道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阶段。

“节下直如此以御笔为重，怎见得没有御笔，就不能分统一军，开赴前线？”童贯奸诈地向蔡攸笑了一笑，问道，“刘太尉，你意下如何？”

刘延庆被种师道的声势慑住了，期期艾艾回答不出话来。

事情有点僵化了，童贯事前安排下的两个主要幕僚述古殿学士刘鞈、龙图阁直学士赵良嗣乘势出来转圜，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大军仍分两路进兵，西路改用辛兴宗统率，东路改由杨可世统率。辛、杨二人都是童贯赏识提拔的将领，辛兴宗久在刘延庆麾下，杨可世却是种师道手下一员得力大将。这样安排仍有种师道、刘延庆分统两路之实，但在形式上避免了刘延庆与种师道分庭抗礼的现象，这就使种师道比较容易接受。向来在童贯与种师道两人之间充当调停者角色的刘鞈，想出这个方案来，也算是煞费苦心。双方无话，这一条就算通过。

在分兵统将问题上略作让步，是童贯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削减种师道的统帅权，钳制他的活动，使之不得妄自主张、胡作非为。这时他看到种师道由于初步胜利，站稳了脚跟，正要提出用兵作战的具体战略方案时，就摊出了手里的王牌。

“朝廷吊民伐罪，有征无战。”他完全摆出宣抚使的架势，气势威猛地宣布，“诸军开抵前线后，务要善体朝廷及本使之深意，严戢士兵毋得与辽军持械相斗。本使已经印制了大量书榜旗帜，招徕辽人，前来降附，稍停就可由宣抚司分发各军应用。诸将倘与辽兵相接，只可以旗榜招抚，切勿动兵，衅自我开。”

远迢迢地把十万大军从西北边区调到河北战场上来，与辽军夹河相持，战事一触即发。没料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忽然由宣抚使本人宣布禁令，不准与辽军持械相斗。既然不准交战，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莫非吃饱了干饭，到河北地面上来游览一番？诸将听了这道命令，不禁面面相觑。

童贯看到诸将领困惑的表情，进一步向大家解释道：“辽、金用兵以来，辽军屡蹶，五京已失其四，士气萎靡，人心瓦解。朝廷对此，筹之已熟。大军所到之处，只消揭示旗榜，辽军自然望风投拜。破竹之势，成在俄顷。诸位将军，切遵此令！”说着他又加重语气重申禁令道：“本使言出法随，诸军如敢擅杀一人一骑者，定以军法从事。”

“不得衅自我开”还不排斥自卫的还击，“杀一人一骑者，定以军法从事”，这就意味着只好俯首帖耳地叫敌人任意宰割了。这两句话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宋襄公式的仁义自然不能够使诸将心服，杨可世不禁问了一句：“戢兵不战，自是朝廷盛德，”他杨可世戎马半生，还不曾听说过这样离奇的命令，说话时，不自觉地浮现了一个讽刺的微笑，“只怕辽军不识仁义，持械前来相杀，难道我军真的束手受刃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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