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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这样，中国方面终于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８日下午，夏皮罗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黑延易馆长以及中国古人类学家黄维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计划。几经查访，他们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来到兵营旧址后，夏皮罗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６号楼的照片，然后，他一边拿着照片查看，一边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夏皮罗最后确认，这个地点与照片上的地点完全吻合。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昔日美国军人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踪影不见了，如今留下的尽是校园内中国少男少女们的纯真与欢笑。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原来美军陆战队兵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６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他们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６号楼已于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６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因为那位老陆战队员告诉他说，箱子是埋藏在地下室的木板下面，所以只有先找到木板，才可能找到箱子。

那位负责人说：地震前，他们没有发现过６号楼地下室铺有地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

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但性格倔强的他在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身边的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这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出来。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维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访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人士，这位人士想了想告诉他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就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６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６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他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听了这一情况后，绝望的脸上又露出喜色。于是怀揣着一线希望，他们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６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未发现过什么箱子。

但颇有经验的夏皮罗并不肯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７号楼说：“这７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６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７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７号楼里我们能看出一点什么。”

馆长和黄维龙觉得夏皮罗言之有理，便又来到了７号楼。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别观察。按理说，如果７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６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他们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细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即：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为低一点。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１９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９日，我们来到了天津，在黄维龙先生的引导下，走进了７号楼的地下室，只见赤身裸背的民工们正躺在那儿酣然大睡。经仔细查看，我们发现地下室的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略低点。那么这儿原来是否确实曾经有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后改成了水泥地呢？”）

从７号楼地下室出来的夏皮罗依然没有死心，他拿出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了看后，指了指对面一栋楼房问道：“过去那儿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时常出没的一个妓院？”经过就近一番询问，确实是如此。夏皮罗便提议说，再到那儿找找看。于是他们又到对面的楼群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原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那个秋日的下午，这位年近七旬的美国老人站在那儿，反复地看着手中的照片，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却又无从说起。很久很久，他才转过身来，以沉痛而又遗憾的心情对黄维龙等陪同说道：“‘北京人’化石没在这里找到，看来美国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这一线索并不准确，我本人为此甚感遗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死心，也许‘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这个操场下面的某个角落里而一直未被发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争取再来一次天津，到时我想法把美国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带来，和中国的朋友们一道对这个操场的地下作一全面探查，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我会重新找到新的线索！”

说罢，夏皮罗转过身去。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女儿发现，父亲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夏皮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后，又对相关的人士和相关的地方作了一番寻访，依然没有结果。最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周口店。那天，他站在周口店当年裴文中发掘第一个头盖骨的地方，深有感慨地对中国同行们说道：“人类的历史真是有趣极了，半个多世纪前‘北京人’好不容易在这儿被寻找到了，没想到一场罪恶的战争又给搞得下落不明。也许，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没完没了的寻找史。等着吧，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中国寻找的！”

可惜的是，带着一腔遗憾回到美国的夏皮罗，直至１９８９年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领土。

饮憾而去的，不单单是美国的夏皮罗，还有中国的史前考古大师、“北京人”头盖骨的第一个发现者裴文中。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８日，裴文中静静地躺在了北京海军医院的一张病床上。

这是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大师似乎什么也不牵挂，惟一牵挂的，便是“北京人”。

“文革”中，由于裴文中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了，生活上的突变，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肉体上的迫害，使得本来身体强壮的老人变得极度虚弱。可在１９７０年，尚未得到解放的他竟然拖着病躯，跋山涉水，赴往鄂西考察巨猿。

粉碎“四人帮”后，裴文中迎来了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刚一获得解放，他便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忧愁烦恼、恩怨是非统统忘于脑后，而抓紧生命中最后不多的时间，积极投身于对古人类文明的寻找与探索之中。１９７８年，他与青年人一起前往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参加挖掘工作。在那里，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要把７５岁当作５７岁来过。这话，后来成了好多老科学家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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