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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说的谢谢（第1页）

1939年我负了一次重伤——摔伤了一条腿。这是我自作自受。我们这帮半大孩子正处在惹是生非的年龄段，加上平时没有人照管，整日里寻找各式各样的奇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冒险。我觉得用许多铁锹搭成一个奇异的跳台，穿着滑雪板从上面跳下去，这太缺少吸引力，而且很不够劲儿，于是我决定从板棚顶上向下跳。

好哇，跳了一次，又跳了第二次，都很成功，跳第三次的时候只听见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咔嚓嚓地响了一声，两眼直冒金星。起初我以为是滑雪板断裂了，转过头来，眼前竟是一片漆黑。开始并不觉得痛，不知为什么有些害怕，接着我惊呆了，喘不出气来，额头和脊背全都沁出了汗水。

这副芬兰滑雪板是我得到的奖品。在区里举办的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上唱了一首《孤独者之歌》而获奖。伙伴们把我从破板棚里拖了出来，用滑雪板作担架，把我抬到了医院。那副滑雪板很漂亮，弹性极好，漆得亮光光的，后来它被放到哪里去了，我已经全然不知道了——因为自从那次跌伤后我不再滑雪，只是在极端需要时不得不使用滑雪板，但从来不由山顶往下滑，更不用说从跳台上往下跳了。

我觉得自己在医院的门诊部里无限期躺了很长很长时间。我破天荒第一次体味到无依无靠，与大家隔绝、孤苦伶仃的感觉，只是暂时我还没有流泪，我眼盯着周围的人，且看他们怎样处置我。他们让我翻身，给我脱衣服，嘴里不停地骂我。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在给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做这些事情。既然让他翻身、骂他、给他脱衣服，那么他疼他的，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竟痛得天昏地暗呢！由此我更加觉得委屈和痛苦。

我记得，当一位护士阿姨要给我脱下裤子时，我使劲儿地往上拉，她打了我的手。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天不怕地不怕，我模仿那些莽壮粗汉，大吵大骂，最后不得不在一位上年纪的爱唠叨的护士阿姨面前屈服了，乖乖地让她给我脱下了裤子。转眼间全身一丝不挂。我似乎感觉到或者说意识到我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等级，成了另一种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做些什么，而我只能听天由命，只能服从，因为我是个残废人。

这时我第一次哭了起来，由于害羞和伤感，我用手捂住了脸。

第二次，我已经不是哭了，而是在手术台上嚎叫，甚至可以说不是号啕大哭——是像猪崽一样尖叫。

不知什么原因，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幽冥可怕的，用担架把我抬进的房间里暗淡无光，阴森笼罩着房间的各个角落。我被从担架上抬到高高的手术台上，给我罩上了床单，可我依然感到很冷，全身颤抖不止。从黑暗里有一个黑影走来，他像个幽灵，颤颤巍巍的，他有力的双手好似螃蟹的一对螯抓住我的腿不放，又是扭动，又是抻拉。悬挂在我头顶上的电灯在我眼前闪出绿光。就在那时我扯起嗓子像小猪似的嚎叫起来。

我终于醒了过来，一位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子大叔俯身望着我。他双眉紧蹙，面色阴沉可怖，在他面前我孤立无援，渺小可怜，哆嗦成一团。昔日的那个淘气大王哪里去了？他闹得整个学校不得安宁，只要他在大街上一走，各种球类、曲棍和其他小玩意儿便满街横飞，好像是咩咩叫的畜群在庭院里四散奔跑一样。

这位从黑暗角落里走出来的威严大叔，他自己也有如幽幽的暗影，黑黢黢的，只见他唇髭一动，用手指了指我，说：

“给这个狗崽子打上石膏！让他记住从板棚上往下跳要受什么样的罪！”

他一面脱下橡皮手套，一面压低声音愤然地说：“这么小的年纪就把一条腿摔伤了！要知道，伤的是大腿，大腿啊！你懂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他绝望地挥了挥手，对我又说：“真该揍你一顿，好让你爱惜自己！……”

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为了让我能够站立起来，那位面色黝黑而又“阴森可怕”的医生伊凡·伊凡诺维奇·萨别里尼科夫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付出了多少辛劳。那时候伊加尔卡市医院里没有X光机，也根本没有药到病除的药品，可这位医生竟把我的腿医治好了。

伊凡·伊凡诺维奇骂起我来总是疾言厉色，我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当他不向我抒发怒气的时候，我就猜想一定有什么事情使他惴惴不安或者怅然不快。

我出院的时候去向医生告别，他拍了拍我剪得很短的头，目光犀利，灼灼有神，略带嘲讽的神态刺痛着我：

“好啦！现在该是拼一拼的时候了，说不定会摔掉脑袋呢！”然后郑重其事地说：“一两个月之内别丢掉拐杖，说不定当兵去会合格的……”

入伍当兵，我真的合格了。我努力地战斗了，只是一遇到坏天气，大腿钻心的疼痛就会使我回想起伊加尔卡市医院和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战后我来到了伊加尔卡市，到处询问医生的情况，盼望能够再见到他。伊加尔卡的许多住户也都很怀念他，可他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当年曾经在医院工作过的一位妇女说，伊凡·伊凡诺维奇好像也上了前线，当了军医……”

“又有一位好人失去了踪迹，”我暗自思忖着，“我没有来得及报答他，甚至忘记说一声谢谢。我一听说让我出院，就高兴得昏了头。也许他在战争中牺牲了……”

人的命运曲折、迂回、起伏、纠结，命运中的一切都神秘莫测，有什么地方和什么人邂逅更是难以预料，甚至连在最为荒诞不经的幻想故事里也难以臆造出来。这并不是我的至理名言。

有次我回到家乡，信步来到市场游逛，打算买一点松子吃着玩。这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松子。

我在一位大婶的摊床前品尝松子，而她却一直盯视着我。松子炒得又香又脆，嗑了一个还想嗑第二个。丢下如此美味的坚果实在无法想象。我说：“我买五小碗，很久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口福了。”

大婶满脸忧伤，她的脸也像松子一样呈黄褐色，这时她忽然用平静地语气说：

“拿去吃吧，维佳，拿去吧！哪儿也找不到咱们家乡这么香的松子儿！”

我当时有些愕然，便和这位大婶聊了起来。原来她是安娜·希皮古卓娃，我们本来不很熟悉。过去有段时间我们那具有献身精神的家庭在一个用预制构件搭成的临时住房里过冬，房间里很冷；而希皮古卓夫一家就挤在我们对面的一所小房子里。北极圈内[1]生活很艰难，也许是由于城市很小，有友善的传统，不知什么原因，伊加尔卡市的人相遇时总是一见如故，互相亲亲热热。

这不安娜高兴极了。她甚至不想收下我买松子的钱。

我好不容易才把钱硬塞给她。从表情和衣着可以判断出她不是为了发财致富才到市场上来卖东西的。

安娜马上收拾摊子不再做买卖，她请我到家里去喝茶。一路上我听她说，她的两个儿子从战场上没有回来，而阿列芙金娜……“你记得她吗？”我点了点头，说记得。其实就是打死我，我也记不得阿列芙金娜是谁了。原来阿列芙金娜由于盗用商店的公款坐了牢。现在只有安娜和老头子希皮古卓夫打发日子呢。老头子从战场倒是活着回来了，但丢了一只手。他酗酒无度，把钱喝光了，就成帮结伙，摇摇晃晃地在大森林里游来荡去，采集一些稠李、浆果、松子。

希皮古卓夫家住在卡恰河对岸，离市场并不很远，住在一幢已经倾斜的旧房子里，占用一部分房间，日子过得清苦，但房间收拾得很干净、舒适。老头子不在家，我也没有问他去哪儿了，我开始看墙上挂着的照片，安娜烧上了茶炊。她指给我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她的两个儿子时，安娜用手帕不停地擦拭眼泪。兄弟俩的照片是在伊加尔卡拍摄的，他们站在轮船码头上的木板垛旁边。两兄弟体格健壮，浓眉大嘴，穿着长筒靴和帆布工作服，手里拿着厚木板，笑盈盈的。

“瞧，这就是阿列芙金娜！认出来了吧？”

照片的四个角已经折损，个别地方还有黄斑浸染。照片上一个小姑娘愁眉不展、表情呆滞地瞅着我，她头戴男帽，额前露出垂直的刘海儿，身穿小圆点花布连衣裙。这顶帽子或是垂直的刘海儿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临时住宅中光线昏暗、没有尽头的走廊；楼梯底下的捉迷藏游戏；我给小姑娘作了一幅画，那是画在一个称之为“纪念册”的普通笔记本里，我画了金黄色的海岸上有绿色的棕榈树，一张白帆出现在地平线上，地平线我是用蓝铅笔勾画的。画的下面弯弯曲曲地写了一行字：“愿你永远珍存！”

上帝啊！这一切是多么遥远啊！仿佛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在完全另一种生活中……

“她经过学习培训之后当了营业员，正准备出嫁。遇到了一个合适的男人，是极地飞行员。后来闹了个盗用公款的罪名……一切全完了……”安娜又用手帕去擦拭眼泪，压低声音悄悄说：“现在经常写信来，在忏悔，说她从前是个傻瓜，一心想过阔绰日子，这回算是过上了不用操心的日子了……你念一念她的信吧，心都碎了。”安娜从圣像后面取出来一捆信，对我说：“念吧！我再听一遍，再哭一场……每当我收到她的信，都要哭一阵子，我们家里就剩下这么一个孩子了，可她却在监狱里……”

我给安娜读信，她忍受着痛苦顺从地听着，不时地摇摇头。当听到特别伤感的地方，便低声地哭一小会儿，比如说，信中写到两个哥哥时，写到他们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和睦睦时，写到她这个傻瓜没有珍视父母的良言忠告，过早地凭自己的小聪明去闯生活，而这些小聪明反倒害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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