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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第1页）

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衰落征兆，往往是其国境和地缘政治空间逐步压缩，进而退回到文化同一性最为完整的母国状态。

在冷兵器时代，那些盛极一时的帝国都未能逃脱内部倾覆的厄运。

自“光荣革命”开始，英国遵循了海洋霸权和贸易立国的既定国策，在君主立宪体制下建立起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到了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其国力已无可匹敌。战舰带来了全球贸易和疯狂的殖民扩张，同时也带来了近代科技和人文思想。

帝国衰落的种子其实早已种下：十八世纪末，它输掉了那场“独立战争”。此后，在大洋彼岸，在它的北美洲前殖民地，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新国家——美国。在欧洲，新兴力量也纷纷崛起。而在历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战之后，世界格局为之一变，大英帝国步步后退，终至一蹶不振。

正因其贸易商人的特质和理性的早熟，英国非常罕见地在其衰落过程中逃过一劫。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并非耻辱性的失败，而是适时的求生之道。它保持了尊严。自诺曼底公爵以来，它的国土就从未被任何一个外族践踏。而大英帝国的变体——英联邦，仍然象征性地将英国女王奉为国家的最高元首。

这就是英国，一个机智、冷静、善于观察形势而自我调适的国家。它乐于自嘲，也宽容别人的讥讽，那让它至今仍然保持了必要的影响力：文学、艺术、音乐，辅以必要的武力。

飞机刚进入到英国领空，你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氛围，那种姿态，甚至是说话的语调。在美式英语通行的世界里，这显得有些怪异。座位前的显示屏开始播放一部宣传影片，各种肤色的年轻人出现在英国的各个角落，那个曾经的帝国如今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熔炉。

这难道不是有趣的一幕么？

宋汉城想到的是：日本毕竟不是英国乃至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镜像，那是另一个系统，基督教文明的系统，你可以仿造，可以复制，可以自居为“西方”，但你从来不属于希伯来—希腊体系，除非天皇也改信基督教。

日本在完成近代国家转型时，很多内外政策效仿了英国体制，恢复了中世纪的天皇权威，却没有建立英国分权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明治维新前后，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说开始，原先浸染于儒学、北传佛教、汉唐文化的知识界断然否认了自己亚洲国家的身份，甚而自诩为“远东的不列颠”，以西方列强为参照坐标，切断了自身文化的源流。此种历史的断裂、身份的错乱，加之扩张图霸的野心，终于导致了二十世纪与德、意法西斯国家的结盟。

这样的背景下，高木繁护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已进入第三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两年所写下的那段话，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宗教信念，不如说更是对文化认同的回归。在那个时代，他必然是个异端。

他的失踪，是否有可能与他的这一思想有关？甚至可以进一步合理猜想，他当年也并未在热带丛林中死去，而是经历了我们无法想像的人生？

飞行途中宋汉城一直在做笔记，他将这些纷繁思绪整理成了文字，那是他寻找答案的必要准备。也许不仅是关于石板经文的答案，中村或高木繁护的答案，他是在寻找自己。

“我们在伦敦打算如何观光？”宋汉城问直子，一边看着机场传送带上那些贴着五花八门标签的行李，“还是直接去牛津？”

“伦敦的同事已经替我们约好了荷默博士。他不在牛津，就在伦敦。七点，在泰特美术馆门口见面。”

在一个拥有全球网络的正义组织里工作，惟一的便利就是你几乎可以调动所有的资源。

此时是伦敦时间清晨六点，他们入住酒店后，正可补上一觉，以驱除旅途的疲劳。中午起床后还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查看那些资料。今天是周末，机场入境检查窗口排起了长龙。直子和宋汉城两人直接从外交通道通过。

伦敦，泰晤士河北岸，七点左右。

直子和宋汉城两人站在透明鲸鱼骨架般的千禧大桥的一头。在街灯和建筑物灯光的映照下，夜晚的伦敦开始显现出白昼所未呈现的活力。前方，泰特美术馆那座高耸的烟囱塔楼上，被誉为“瑞士之光”的白色顶层已通体透亮。无边的暮色勾勒出了这座巨大艺术仓库的简洁轮廓。

身后，由圣保罗大教堂和维多利亚时期建筑所构成的北岸街区仿佛还停留在大英帝国的古典时代。

云霾低垂，阵阵冷风从河面吹来，十一月初的伦敦已寒意逼人。尽管如此，桥面上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多是慕名而来的观光客，泰特美术馆的夜景业已成为伦敦城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褐色砖墙下的美术馆出入口已关闭，两人在那里等候着荷默教授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