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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缭绕，许多善男信女，跪在地上虔诚祷告，顿时感到身临佛国，不禁俗念全消。

三进无量殿，建自明代哲宗时，是一座独具匠心的伟大建筑，房屋全用砖瓦巨石造成，但里面却无一根梁柱。偌大一座殿宇，竟不用木料，而由拱门架构支撑，使游人感到神奇不已。

四进千钵殿，塑有十一面千手文殊菩萨像。最基层的像为三个大型头像，居中为五个中型头像，顶上层是以品字形排列的三个小型头像，其表情各异，极尽良工精艺之美，看了叫人入神称奇。

五进铜殿，全由紫铜铸造而成，门窗椽柱，梁栋壁墙，屋顶奇鸟，房角风铃，殿堂屋瓦，殿内钟鼓，无所不为铜铸。

俗话说：游山可以益智，赏水可以清心。阎锡山观山赏水的劲头很足，这反映了年轻人对知识追求的渴望。通过浏览寺庙古迹，既怡心，又添知，确实不为虚行。经过这次朝山，对初入世的阎锡山启发不小。他从五台山回来后，深感世界之大和学识的不够。他说：梵本认为佛法无边，其实世界才是真正无边的，因而学海也才是真正无边的。于是他在经商之余，一边积极到崇实书院与在此读书的学生谈论学习，一边借来颜柳字帖，反复临摹书法，重新就读的念头油然而生。然而这一心愿的实现却得乘于父子俩人在生意场上的失败。也就是说阎锡山重新读书是在父亲“打虎”失败，家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商没前途的背景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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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少经商　“打虎”失败

斗移星转，一年的习商生活过去了，进入1898年，阎锡山已经基本上全盘掌握了商号中的生财之道。铺内门面上的应酬，由阎锡山和梁世爵二人已足可应付过去。这时，阎书堂开始分心了，他不再以此为满足，不再安分守己谨慎经营小本生意了。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投机性的买卖上。

当时，由于交通信息不便，五台、定襄一带，银两和制钱（铜钱）的比价时高时低，不少人利用银、钱差价，买空卖空，在金融市场上牟取暴利。当地人将这种投机买卖称作“打虎”生意（意即吃利丰厚，但风险也大），将金融投机市场称作“虎市”，将经常从事这种投机的钱行、商号的掌柜称作“虎头儿”，将银两与制钱的比价称作“数子”。“虎市”天明开市后，“虎头儿”们参照太原和邻县的行情做出“数子”，如每两白银值制钱一吊二。然后金融投机者们根据“数子”进行交易，看涨的买进，看跌的卖出。“数子”趋涨，买进就赚钱，卖出就赔钱；“数子”趋跌，卖出就赚钱，买进就赔钱。五台县城的“虎市”双方不见现款和实物，仅凭一句话，买进或是卖出，就可获利。由于当时信息不灵，致使这种投机活动，更具冒险性，有的甚至对市场丝毫不加分析，近似赌博。

阎书堂对这种投机生意垂涎已久，只因以往忙于店务，无暇光顾。现在有精明的儿子守门面，自然轻闲多了。他想不妨去看看。但怎么说也抵不住大把大把银子的诱惑，最终还是染手了。起初，先是小打小弄，不敢大进大出，也确实赚了一些钱。其时，阎锡山也积极为其父打听市场动态，分析市场行情，总以为这样发财快一些。但这毕竟是一种风险经营，可靠性很差。以后“吉庆长”大把进出，结果在一次“打虎”中一败涂地，亏累约合白银六七百两。卖掉铺内杂货抵债，尚欠许多。这下可害苦了阎锡山，辛苦近两年积赚来的资金，全部用去抵债。那时，持有“吉庆长”钱帖子的群众闻讯赶来要求兑现，阎氏父子实在无法应付这一局面，于是便决定潜回河边村躲避。以后在梁世爵和佃户智万金的帮助下，把商店里残存的货物、家具秘密运回河边村后，便不敢再去五台城了。

一、年少经商　再入义塾

“打虎”的失败，非常痛心，但却圆了阎锡山重新读书的梦。

从五台城回村后，已近年关，全村人忙着过春节，阎氏父子却躲在家中一筹莫展，不得不从本村“泉泰成”商号老板曲成喜那里借了一点钱，才勉强购置了一些年货，马马虎虎渡过了春节。大年一过阎书堂就到“泉泰成”帮忙做一些杂活。阎锡山再入本村义塾，开始了苦读生活。

此时，阎家经济的破产，势必要影响到阎锡山的物质生活，但是，也正因为家境的中衰，才冥灭阎锡山的非分异想，使他能够一心一意去研读古代名著。

义塾的老师还是曲本明，只是所学内容不同以前，主要是选读子书，并着重研究宋明理学，对周、程、朱、陆以及张学派之主张，均进行了较系统的研读。

宋明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周、程、朱、陆、张。周即周敦颐，主张“静”、“诚”的潜修功夫，“静”则“无欲”，“诚”则“明”，*见性，道在其中。程即程灏、程颐，程灏认为理须以“诚”、“敬”存之，程颐更说“诚”在身体力行，故理须尽性，性即是理，理要力行，致知在格物。朱即朱熹，主张“格物以致知为先，明善以诚身为要”，认为“究理致其知，反躬践其行，居敬明诚，以臻事功”。陆即陆九渊，主张自然，修身养性，他认为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道合一，应物无穷。张即张载，他认为“变化气质、归于本质”是理的境界。后人以这几位理学大师的居处命名，为他们定了学派：周敦颐居濂溪，称为濂学派；张载居关中　县，称为关学派；二程居洛阳，称为洛学派；朱熹讲学于闽西，称为闽学派。共分为四派。

宋明理学，除关学派外，大都是唯心主张者，但学习这些理学思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思辩能力。阎锡山潜心探求，对其以后二元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晚年“中”的理论的确立，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义塾中，阎锡山不仅学习了理学范著，而且对心学也颇感兴趣。他在研究了陆九渊的“心道合一”的“理则”后，发觉理学与心学，原本是同出一源的，是“并行而不相悖”的一种学问，只是在方法上有些不同罢了。于是，他又认真研读了王阳明的学说。

王阳明，乃明朝大儒。他的学说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主要是“致良知”，“良知良能”与“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心即是理，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一切是非之衡量均在我心，故心正方可致良知。良知在行、知行合一，乃成事功。王阳明将心学理学融为一体。宋明理学影响了元、明两代的思想，阳明学说则影响了明朝后期至清朝末年的思想。

在义塾中，阎锡山在曲本明的指导下，还研读了经学。

经学者，经世之学。由于理学心学，过于抽象，务虚而不实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等人主张重视实用之经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反对空谈“心、理、性、命”，认为理由事见，应本即事以明理，尝以尧、舜、周、孔之圣学，为在人生上表事功。具体说来，即六府、三事、三物。六府为金、木、水、火、土、谷。三事谓正德、利用、厚生。三物谓六德、六行、六艺。故其为教，必得之于习行，必见之于身世，必验之于事功。有七字富天下，六字强天下，五字安天下之说。七字为垦荒、均田、兴水利；六字为人皆兵、官皆将；五字为仁、义、理、智、信。

总之，经过一年多的深读，17岁以前接受的文化教育，使阎锡山初具儒学的基本知识。以后的实践证明，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各种学说的熏陶，特别是程、朱、王、顾之学的濡染，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不可逆反的影响。

一、年少经商　浪迹省城（1）

当阎锡山专心研读诸子经书的时候，1900年北方各省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运动。6月17日，八国联军为*义和团运动，攻陷大沽口炮台，并向天津、北京进犯。这一切，动摇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搅乱了阎锡山二度平静的读书生活。

6月21日，西太后以皇帝名义发表诏书，表示对外宣战，但事实上没有应战的决心，也没有坚决抵抗的部署，所以当侵略联军8月14日打到了北京城时，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仓皇离宫，经昌平，出居庸关，转入山西省境内。附近省份清军便来山西勤王。清政府甘肃马玉崑和董福祥的部队经龙泉关开进山西，路经阎的家乡河边村。

听说这些部队纪律很差，村民都十分恐惧，于是共同决定推举一位纠首（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出面与部队交涉，免得部队过村洗劫一空。阎锡山在村中素有“勇敢”的名声，又读了那么多书，大家把希望盯在了他身上，公推他为纠首，负责保护全村利益。对于这一担有风险的差事，阎锡山丝毫没有推卸，接事后，立即与村中长者商议对付办法，接着集合村中壮丁，略加训练，各执刀矛和土枪，在村路边严密戒守，等待清军通过。当时村中没有支持防卫的费用，阎锡山便私取继母陈秀卿的首饰出当，换成钱币，作为活动经费。由于戒备较严，清军过后，全村基本安然无恙，没有受到多大损失。事后村里人对阎锡山自有称道。陈秀卿知晓阎锡山私取首饰的举动是为了大家，认为做得很对，未加责备。这件事虽说不大，但经此，阎锡山的“勇敢”得到了充分表现，村中的人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阎在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对待义和团运动，阎锡山和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一样，非但没有能够看出它的伟大革命作用，而是指责它的弱点。当时义和拳盛传“刀枪不入”，他亲身与拳民试验，认为纯属“伪妄”，告诉村民不要相信。但通过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却使阎锡山看出了清朝政府的政治窳腐和外交无能，为以后赞诩革命，推翻清朝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阎锡山的读书生活就被迫中断了。这一期间，他追求的理想与自处的环境落差太大。因自“打虎”失败以后，家庭光景越来越不好，作为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不能不考虑为父亲分忧，于是他开始承担一些家务杂活。

8月中旬，八国联军占领保定后，作出了要进兵山西的架势。受侵略军的威胁，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自动向西撤退。9月，德、法、英、意军队果然经易县占领紫荆关，清军退到了山西省灵丘、平型关。此时，距龙泉关以西的五台县也驻有清兵。阎锡山还曾被派到清军营地支差，为清兵担水、切草、喂马，和其他民夫一样挨打受骂，吃尽苦头。

这一下，阎锡山真正才体会到了地位低微的苦楚。

不仅如此，怕到年关，又到年关。原来的债主们漫漫数十里前来讨债，几乎逼得阎家死去活来。其父费了不少口舌才把债主们支走了。

作为年轻气盛的阎锡山，吃苦不怕，却最不愿看到父亲低三下四向别人求饶了。整个春节又没过好，他苦思冥想了几天，寻思着打破这种被动局面，改变家庭地位的新途径。想来想去总觉得“走为上策”。那么“走”，往哪走？走了以后干什么？从事农工商贾都非自己所长，所长者，就是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文化不也是一种优势吗？不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吗？于是他郑重地向父亲建议：　。。

一、年少经商　浪迹省城（2）

凡人从事农工商贾，毕生志虑所及，辛苦所得，多不出家室之谋，钟釜之计。况商复难有成，而易至败，父亲智能虽高，而事多困厄，儿不如父，曷能有望。窃意欲有为于时，有益于世，若不继续读书，多求知识，无以自了，遑论其他。

阎书堂听了阎锡山的建议，觉得儿子的志气宏远而可行，特别对阎锡山提出要到太原去的想法，认为是摆脱债务有益后生的一举两得的高招，于是欣然答应了儿子的要求。这就引出了浪迹省城的一段经历。对此，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与定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的《阎锡山与家乡》一书作了如下绘声绘色的描述：

过年以后，父子二人眼看在村里待不下去了，便决定南下太原。他父亲打发他先到陈家营他堂舅那里借路费，被堂舅数落了一顿，他一气之下走了，不再借钱。又跑到宏道镇向在那里做买卖的叔父阎书典借钱。阎书典不但不借给，反而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跌倒自己爬，你们的商号赔塌了，还想把我也累倒吗？”阎锡山碰了一鼻子灰，又找到他本家叔叔阎书康。阎书康当时也在宏道镇店铺里当店员，虽然赚钱不多，但一听父子俩要借钱外出躲债，就十分痛快地拿出仅有的几个钱来，递给阎锡山，还再三嘱咐说：“回去赶快叫你父亲往省里跑，不要走大路，要绕河北（滹沱河北面）各村走，不要叫人家撵上。”他在阎锡山父子极端困难的时候，以小小店员的力量，尽力设法安慰和救济他们，所以阎锡山父子感恩戴德，始终不忘。

阎锡山回家后，因见盘缠不多，又悄悄拿了他继母的一副银镯子，带在身边。他岳父徐一敬又资助了他一些钱，他妻子徐竹青也把自己做针线活积攒下的一点钱给他凑了数。于是便与父亲连夜背了行李动身出发。走到南作村口（距离河边村十里）时，天已蒙蒙亮，只见一辆铁轱辘车从村里走出来，车上除赶车的外，什么东西也没拉。他父亲走近前打问，才知道赶车的叫薄吉福，要到太原拉废纸。因为去时车是空的，可以顺便拉客人。

阎锡山的父亲知道自己钱少，就央告说：“我们父子俩轮流坐车，算一个人的路费行不行？”薄吉福一问是河边村的，就说：“怎么不行？快上车吧。”于是，把行李放在车上，阎锡山的父亲也上了车，阎锡山跟在车后步行。走了一阵，阎锡山的父亲下了车，让阎锡山坐在车上；又走了一阵，阎锡山下了车，阎锡山的父亲又上了车。薄吉福心里不过意，就和阎锡山的父亲说：“让娃娃（指阎锡山）也上（车）来吧！”阎锡山的父亲摸摸衣袋，忙说：“算了吧，他年轻走得动。”薄吉福知道他是惜钱，就说：“我只收一个人的车钱还不行？”说着，把牲口叫住，停了车，让阎锡山上车。阎锡山怎么也不上，一股劲地说：“我能走，我能走。”薄吉福是个急性人，一听生了气，就说：“你看你这后生，白让你坐车还不坐？邻村上下的，又不是外人。”阎锡山看看他父亲，他父亲看看薄吉福，一句话不说。阎锡山见父亲不放话，就一直站着不动。薄吉福又催了几次，阎锡山的父亲才让他上了车，父子俩都非常感激薄吉福。

走到忻州后，阎锡山的父亲怕太原花销大，就把阎锡山留在“成钰东”药铺。因为过去有交往，“成钰东”药铺的掌柜就让阎锡山在店里帮忙，混口饭吃。　阎锡山的父亲一个人到了太原，落脚在柴市巷“荣庆栈”，靠东求西借过日子。后来，经同乡介绍，与人合伙包揽土木工程。过了一段时间，又在巡抚衙门“稿房”（负责管理收发公文）里找了个闲杂差事，生活才有了着落，把阎锡山也叫到太原。

以上描绘，尽管不乏虚构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处于困境中的阎氏父子的心路。阎锡山到太原后，首先随父亲拜望了同乡魏老五（名仰微），经魏介绍，在太原市最繁华的柳巷“裕盛”商号当伙计。这里活不重，但很忙。由于生活艰苦，不久阎锡山得了伤寒病，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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