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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在领袖思想的阳光下一遍一遍翻晒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两个月的头一个月是兴修水利，情况与清水塘的农闲时节差不多，具体说是修一条贯穿农场的“反修渠”。我努力劳动，不偷懒服管教，也积极参加学习，不断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虽然有时心里也有牢骚和委屈，可没表现出来（改造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将与外界不和的东西包藏住）。后来天暖了播种时节到了，就搁下水渠开始播种。农场幅员辽阔，比清水塘农场大得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地面，见不到山岭，土地连着土地。春播工作量很大，农场进入“战斗”状态，管教干部以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激励我们积极表现。“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表现好的摘帽解教，表现不好的后果自己知道！”我知这是句大实话，无论哪里的管教干部都喜欢同犯人讲大实话，讲硬邦邦的大实话。我们犯人也听惯了大实话。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管教都这么把话说得响当当硬邦邦，有的很温和入耳，有位姓邢的副队长还在队前讲了他家乡的一则农谚，说是“春天累掉裤子，秋天撑破肚子”。这有趣的话把队前的管教都逗笑了，可我们犯人都没笑，因为谁都清楚“累掉裤子”和“撑破肚子”于我们犯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秋天打的粮食堆成山，我们该吃多少还是吃多少，没“撑破肚子”一说。但那段时间我们可真正是累掉了裤子，天不亮就被哨子吹起，然后列队到营外的大田“战斗”。肩扛“武器”的我们行走在夜色未褪的天地间，会让人联想到一队秦兵汉勇的破晓征战。我们同样是征战：战天斗地。拉犁、刨地、耙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谁都不敢停下休息片刻，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在管教的监视之下。我们并不怨恨，因为我们不是初到农场改造的雏儿，我们清楚自己是被管制的人，清楚累掉裤子才是好表现。为节省时间，早饭由伙夫挑到地头，一人一个形状大小颜色都像猪心的窝头，吃了一直干到天晌。午饭还是一人一颗“猪心”，再就一直干到天黑。这时人人都饥饿疲劳到极点，全身像散了架，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心情也极坏，谁都不理谁，用凶凶的眼光盯人，连管教这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多事（清水塘农场曾出现过管教在这时刻训斥犯人被殴打的事件）。回营区的路上不时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就像一口袋粮食从驴驮子上重重掉到地上。许多人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晚饭还是不差样的“猪心”，各人吞下肚就立刻趴在铺位上睡觉，睡得死猪一般，连鼾声都像猪哼哼，我们犯人都怀疑是顿顿吃“猪心”吃得人也变成了猪。

我回想在兴湖头两个月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自己的“反常”转场寻找原由，我没有找到。事实上找到了也毫无意义的。在管教干部向我宣布“收拾东西”十几分钟后我便走出了营区大门。这时我被告知：这次属本场内部调拨，新地方是农场边缘被犯人称为“御花园”的附属地。

“御花园”离农场中心四十多华里，步行大半天路程。这里也被称做“小场”。打眼望去，所谓的“御花园”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一块小平地。时下沼泽地一片泛绿，足足的春天景象。粗略估计，沼泽地有几万亩面积，而“御花园”不过十几亩。“御花园”这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一块花卉苗圃地，实际上不是，“御花园”里种植的是庄稼。与整个农场方圆百公里土地相比，区区“御花园”实在算不上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场方却不肯忽略，其一这里土质肥沃，且被沼泽包围长年湿润，利于作物生长。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块不在册的土地，确切点说是场部的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作用自然用不着解说，尽人皆知，犯人将它称做“御花园”已道出其中含义，但这多少显得不厚道。在人人饿肚子的大灾年，管教干部想法子多弄几斤粮食养家活口也实是情有可原。“御花园”通常有三个犯人劳动，以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衡量比大场的犯人要轻松。我被遣发到这里是因为不久前逃跑了一个，逃者是北京S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我顶替了他的空缺。这里的另外两个犯人，一个姓陈，叫陈涛，二十四岁，S大历史系学生；另一个姓龚，叫龚和礼，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一头半白头发，使人一下子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俩被劳改的案由同我一样：五七年的老右。

龚教授、陈涛和我可以说是整个兴湖农场数千个劳改犯中最幸运的人。只要对我们的境况稍做介绍你就会相信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脱离了农场的管制，来到这块自由的天地，天蓝地阔，空气流畅，没有铁丝网电网的圈围，没有警卫的日夜监视，甚至一个管教干部也没有，不知根底的人从沼泽地外面向这边望过来，会以为这里是一户平常人家。确也不错，是由三个劳改犯人组合的特殊人家。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地由我们自己安排耕种，伙食也由我们自己料理，没有硬性作息时间，想干就干想歇就歇，可以随便说话，大声说话，高兴了也可以唱上几嗓，拉屎尿尿也不用请示报告，够了，这就够了，仅仅这些就足以让大场的犯人羡慕一千年。“御花园”是我们三个人的小天堂。如果不是还穿着劳改服，我们会忘记自己的犯人身份。好好干啊，好好表现。满意中我告诫自己。人交了好运总希望与别人分享，到“御花园”的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信，我在信纸上不停笔地写：新地方好，新地方真好，新地方太好了。我恨不能一口喊出一千个好。只可惜这里寄信困难，好消息家里人至少晚知道一个月。

陈涛是我们三个人的头儿，这是场方宣布的。只是让他负责却没明确职务。是“御花园”劳改组组长？还是“御花园”劳改小场场长？还是别的什么什么长？不清楚。我刚来不知该怎样称呼他。不论大小是官就不宜直呼其名，笼统地喊他“头儿”难免有嘲讽意味儿，以年龄论叫他小陈既恰当又亲切，只是亲切有余恭敬不足了。瞧我们犯人遇事就是这么思前想后的没出息。后来我听龚教授叫他老陈，我也就叫他老陈。这么叫心里却不住地嘀咕：我新来乍到姑且不论，龚教授无论年龄和资历都比陈涛高，为何场方不用龚教授而用陈涛？如果陈涛是“内矛”也情有可原（前面说过劳改部门如有需犯人担当的差事大多派给刑事犯），而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敌矛”。另一种可能是陈涛所犯错误（罪行）比较轻，因此获得场方信任。后来龚教授告诉我陈涛是从陕北老区考上S大的，一九五七年鸣放他就他家乡对革命做出的贡献说了一通话，末尾加了一句“革命成功后毛主席一次也没回陕北”，这话是事实不假，但难免不叫人觉得话中有话，果然就有人指出这话是影射毛主席共产党忘本。本质一经点出，问题一下子就严重了，把他打成了右派。他不服，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他说那天他没把话说完，后面要说的是“革命老区人民从心里想念毛主席”，可这话还没出口就被别人打断了。但没人同意把他没出口的话狗尾续貂接到上面去，何况接上去革命的也抹杀不了反动的。

他的话没人听，他继续为自己申辩，后来问题就升了级：将他批捕劳教。他的问题就这样。

平心而论，陈涛本质上是个很单纯的青年人，他的心术不坏，处事也算公道，以他的负责人身份，他完全可以指手画脚不干活，可他和我们一样干；他掌握伙食，也不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可他也有不少叫人讨厌的地方，一是咋咋唬唬口出狂言，再就是以领导身份自居动辄训人。这一点我来到“御花园”的当天就领教过了。他先是向我打探场部情况，问我听没听到政府为右派摘帽解教的消息。我们犯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摘帽解教”这个时代词语就像一轮明晃晃的太阳悬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热量、光明和希望。犯人在睡梦中笑醒十之八九是因做了被摘帽解教的梦（而不是“做梦娶媳妇”），但梦境与现实又是那么遥远，两不相及。

我在清水塘的两年里，只听说有一个作家因表现出色而被批准摘帽和按期解教，而众多的右派犯人却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我们的刑期被无限制地延长着。想想最倒霉的还是那些劳教犯，他们原本三年的教养期从一九五七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创造了教养二十二年的“吉尼斯”纪录——这自是后话。“御花园”与“世”隔绝，信息不畅，所以我一到这里陈涛和龚教授便迫不及待向我打听这方面消息。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好消息。以前关于“中央政策放宽”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烟消云散，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突变，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主张为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还因此受到批评。这是流传在兴湖的普遍说法，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无保留地说出来，龚教授听了只是摇摇头，没再吭声。而陈涛听后脸刷地变成了死人样，两只透出绝望和愤怒的眼珠凶凶地盯着我，就像摘帽解教大权归我掌握偏偏我又不肯高抬贵手那样。我被他盯得不知所措，我说老陈……你先闭嘴！陈涛把手一挥。随之将眼光转向在油灯下看书的龚教授，说老龚你出去一下。出去？龚教授抬眼看着陈涛。出去。陈涛口气很横。老陈这么晚了叫我出去干啥？龚教授满脸疑惑，不动。我心里也纳闷，不晓得陈涛耍的是啥威风。只听他说老龚叫你出去你就出去，我要和老周谈话。他把“谈话”两字咬得很重，我不由一怔，不由想起流传在劳改犯人中间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管教找谈话。管教干部找谈话准没好事。可陈涛是管教干部吗？他有什么资格找我谈话。还霸道地把另一个人赶到黑乎乎的野地里去。我说这样吧老陈，咱俩到外面去，老龚用灯光……不行，陈涛斩钉截铁地说，我也要用灯光，做记录。这时老龚没说什么就走出我们住的窝棚。陈涛占领了龚教授原来的位置，并摸出本子和笔摆在面前，板着面孔，一副审人的架势。我心里很反感，也感到屈辱，自从当了劳改犯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人前途，也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都得卑躬屈膝，将自己装扮成摇尾乞怜的狗。而今天这个狗日的同类也狗仗人势耍“官”威。我不言声，等着他信口雌黄。他说老周你也别太紧张，咱这是按常规行事，是场部的指示，我在这里负责，须掌握这里每一个人的思想状况，你刚来，有些情况我得知道，不然领导来一问三不知，也不好交待。不过你放心，我决不会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坏话。虽然你是山东人我是陕北人，但咱都是犯人，犯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这番话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还没言声。他这时扭开钢笔帽，笔尖对着纸页，说：我问什么，你要如实回答。我说好。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

父周峻青，母周彭氏，大哥周文起，二哥周文来，大姐周文娟，弟弟周文吉，妹妹周文彩。

主要社会关系？

大叔周峻山，小叔周峻杰，大姑周峻英，大姨焦彭氏，小姨彭玉敏，舅舅彭玉泉。

个人简历？

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五四年高中毕业考入K大。

婚姻状况？

未婚。

说说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原因？我咬起嘴唇，不知该怎样回答。陈涛见我闭口不言，以一种被冒犯的不满眼光盯着我。但我清楚自己不是回避问题，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回避的必要呢？我只是觉得一言难尽。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一句话就能说清根由，有的则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的情况即属于后一种。所以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陈涛等了一会儿，见我仍不开口，就很严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实际行动，这就是……我说老陈咱都改造好几年了，这个还能不懂？可，我的问题……陈涛问：你是言论问题吗？我摇摇头。陈涛又问：那是什么问题？我明白不说是不行的，但又没心情说详细，便简单扼要的向这位“御花园”的犯人头报告起我被戴帽判刑的缘由过程。我说到K大的鸣放，说到我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到《大地》期刊与绿叶文学社，也谈到K大外文系党总支以不正当手段从冯俐舅舅家骗取了《大地》稿件。这就有了后来的所谓《大地》反革命小集团。叙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好像不是在向头儿报告，而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往事的回忆与梳理。陈涛听后顿了一下问我的女友后来怎样，我说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判了劳教。由于态度强硬，后来又被判了刑。陈涛问：她现在在哪里呢？我说在黄河边上的一座劳改农场。陈涛问：怎么会在那里呢？我说这个说起来话又长了，老陈你对冯俐的案子也需要了解吗？听我这么说，陈涛便不再问下去了。最后告诫我今后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说到这儿大概他才想起自己的犯人身份，情绪突然低落下来问：老周，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是真的吗？我问我说的哪个情况？他说就是毛主席不同意为右派摘帽解教。我想到刚才我说这事时他那副沮丧样子，便故意加重语气说：是真的，而且已被事实证明了的。果然他的脸又变得像刚才那么难看。我说没事了我去把龚教授叫回来吧。狗屁教授！陈涛使劲将手里的记录本合死，眼盯着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让龚和礼这样的抗拒改造分子搞糟的，本来中央不想把我们关这么久，可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自以为有点学问有个教授学者头衔就可以不买共产党的账，就可以摆清高拒改造，须知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这不到底是将中央惹恼了么，真是一泡鼠屎坏了一锅汤啊！陈涛说得痛心疾首。末了转向我，教训道：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我们要做右中之左，切不可做右中之右，你可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啊。

无论如何“御花园”都是个自由宽松的天地。虽说陈涛以官自居假充积极，很讨厌，可他毕竟不属于品行恶劣的那类人。他表面咋咋唬唬，实则有口无心。缘于他性情上的疏懒，体现在对“御花园”的管理也较懈怠。由于一个犯人的逃跑，劳力减少，这里的春播比大场拖后了些。我来赶上个末尾，干了三四天就结束了。之后便是打井。“御花园”本来有一口井，就在我们住的窝棚后面，水量可以满足我们三个人的吃用，但也仅此而已，场部让我们另打一眼是为了用于灌溉。说到打井，我倒是可以在这里施展一番才华的，经过在清水塘整一个冬季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陈涛和老龚是不行的。看我一副很内行的样子，他们便把打井的“领导权”交给了我，我也就不客气，带领他们干了起来。打井是一桩很累的活，幸好这里的土质较松软，进度很快，劳动也相对轻松，与在清水塘打井以及在大场修渠相比我们逍遥得多。陈涛教导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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