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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风云人物，但作风以及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却使他毁誉参半。不满罗家伦的人，批评他热心追逐名利权势，争风头，自我吹嘘。他经常主动表达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崇与敬意，发表《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文章，颇受人物议。

“五四”之后，个性火暴的傅斯年与其它学生闹得不愉快，一气之下退出抗议行列。带头拿大旗的人临阵退却，自然谣言不断。此时又传出罗家伦私下受邀到太平湖安福俱乐部，参加军阀段祺瑞宴会，可能遭北洋政府收买的传闻。为此罗家伦遭受很大批评，　甚至被游行学生围住当面质疑。

不满的北大学生画了幅画，又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暗指罗家伦其貌不扬，长得像“猪狗熊”，又骂他无耻。胡适等人为此在《北京晨报》登载《他也配》一文辩驳：“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算是帮罗、傅两人担保，才化解争端与疑虑。

罗家伦在“五四”之后，又参加过多次抗议游行，但因风头太健，不得不与张国焘前往上海避难，并计划串联上海等地学生活动，寻求与南方革命军政府建立关系，以对抗军阀掌控的北洋政府。　透过戴季陶、朱执信引介，刚完成《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学术著作的孙中山接见了罗家伦，罗才正式与国民党牵上线。

出身贫苦的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是从学徒做起，一路靠自修出国留学，返国创业成为巨商。因自身苦学经历，穆氏通过蔡元培在北大设立“藕初奖学金”，帮助家境清贫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1920年，罗家伦北大毕业，与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孟寿椿等“五四”活跃学生都获得藕初奖学金资助赴美。

追随蒋介石　开办大学教育事业

罗家伦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随后又转到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却未获任何学位。

1926年，罗家伦返国，任教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及其附中。由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南下支持国民政府，不少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也先后加入国民党，　促使罗家伦不得不确定政治路向。与一般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国民政府的北伐队伍，追随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处长。

蒋介石攻下南京后，罗家伦出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因为蒋介石“清党”后需要建立国民党全新信仰与党政人才班子，好与武汉政府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抗衡，在罗家伦协助下，蒋介石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亦即“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以教务主任、代教育长等职务出掌校务。

1927年11月11日，时年三十一岁的罗家伦和上海闻人张钧丞之女张维桢结婚，蔡元培证婚。张维桢不仅家世好，沪江大学政治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且是校园美女；罗家伦其貌不扬，但以五四运动名扬南北，两人结合一时成为八卦话题。

回首当年，五短身材的罗家伦，苦恋沪江大学校花张维桢，以八年一百多封情书感动佳人，才将校花追到手。传说张维桢曾开出三个条件才点头下嫁：一、要留学取得洋博士学位；二、学成后回国任大学校长；三、夫妻不可公开并行，要保持相当距离。不过日后友人的说法则显示，上述传说可能仅是街头巷尾穿凿附会而已。两人得结良缘，主要是罗家伦的文章写得漂亮，字出色，有感情，善于辩论，并且勇于尝试。

承蒋介石之命，罗家伦自1927年开始，与戴季陶在南京筹设中央党务学校，以理论、历史、地理和组织四领域进行授课研习，以培养国民党党务人才，强化党务，训练学生关于党务与社会运动的参与与宣传，配合国民党推动训政、发动清党的需要，并宣传国民党作为立党精神基础的“三民主义”。在罗家伦的建议下，蒋介石延续孙中山颁给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展现党校的革命与军事性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3）

“中央党务学校”几经变革，迁台后改制为“政治大学”。为纪念罗家伦，台北政治大学于1955年在校门口兴建两座两层楼教学馆。其中“志希楼”用以纪念罗家伦，本是图书馆，目前为政大理学院教室。

随北伐军势力兴起，北方民间兴起反对军阀的主张，一度对国民革命军抱持很大期望。1928年，罗家伦在蒋介石全力支持下，取代无意就职的孙科，前往北京将原先因“庚子赔款”办校、隶属外交部管辖、培养留美学生的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继而任首任校长。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始于罗上任后。同时他淘汰不适任教师，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大学各系研究所。

中原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与平津附近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关系恶化，北伐军形象每况愈下，身在北京的罗家伦承受很大压力。又因罗家伦倡导“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四化”办学，提倡军训等课程，作风专断，引发部分清华大学学生、校友不满，刮起一股“驱罗”风。

入主清华大学不到两年，罗家伦即辞职南返，清华大学校长因此空悬一年多。这段时间，罗家伦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员身份，与熊式辉共赴济南，向日本军阀交涉五卅惨案的善后事宜，但遭日本军阀蛮横拒绝，同样无功而返。

返回南京后，1932年9月5日，罗家伦接掌由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其余八所大专学校合并改组的中央大学。由于重视实验，充实了研究与图书器材，又延揽了不少人才担任教授，罗的治校成绩颇突出。在蒋介石支持下，中央大学下设文、理、法、教、农、工、商、医等八个学院，成为全国院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大学。罗家伦强调，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罗家伦提出“国防中心论”，认为一切创作与社会建制均需配合国民政府未来战争需要；提出中国需要希特勒式的军事强人，以###，扭转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加上与陈立夫、洪兰友筹组“三民主义革命青年团”，罗家伦的思想与蒋介石扩张个人军事势力的倾向暗暗契合，罗家伦从此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包括蒋介石在南京国民会议的致词，以及《大英百科全书》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纪实，都出自罗家伦手笔。罗家伦名著《新人生观》也在这段时间问世。其浅显易懂，颇受右派学者好评。

对日抗战后，罗家伦出任国难会议筹备委员，全力配合蒋介石迁徙计划，将中央大学由南京溯江迁到重庆沙坪坝新校舍；次年设立柏溪分校，同时出掌西南联大校务工作。艰苦抗日期间，中央大学屡遭轰炸，他写了《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以勉励学生。

罗家伦为中央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1941年8月13日，罗家伦请辞任职十年的校长一职，从此由教育工作正式转向党政工作。

国民党迁台　印度外交生涯告终

1943年，蒋介石派罗家伦为国民政府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首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曾提交《新疆调查报告》供国民政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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