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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一九三八年夏，汉口战局吃紧。

浑浊的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往东奔流，形形色色的难民，历尽了人间苦难，正没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翅膀下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一个劲儿地扔炸弹。炸弹发出揪心的咝咝声往下落，一掉进水里，就溅起混着血的冲天水柱。

一只叫作“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突突地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

房舱和统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象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

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象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簸去，象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

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象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喘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

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透湿。

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漏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

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它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可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

难民们没闲心，也没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面前的危险和茫茫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档儿！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地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它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呢。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

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

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

这人就是方宝庆，四十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哟，哎哟”地哼哼。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咳声叹气，什么事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门，眼泪汪汪地骂旁边的什么人。

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地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肮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大凤。

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她是方宝庆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唤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她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

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地唠叨，他受不了。

方宝庆虽然已经四十开外，说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纯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象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象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象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溶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真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阖上了嘴，真会咬下他一截大脚趾头来。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个卖艺的。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丑。他就象当铺或是百货店的伙计那样长相平常。他的举止也毫无出奇之处，丝毫不象个艺人。他也不象有的好演员，不用装模做样，就能显出才华来。他有时流露出一点艺人的习气，倒更叫人家猜不透他是个干什么的。

他个子不高，然而结实丰满。因为长得敦实，有时显得迟钝、笨拙。不过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象猴儿一样的机灵、活跃。你跟他一块走道儿，要是遇上一滩水，你准猜不出他到底会一下子蹦过去呢，还是稳稳当当往水里迈，把鞋弄个精湿。

他圆圈的脑袋总是剃得油光锃亮。他的眼睛、耳朵、嘴都很大，大得象是松松地挂在脑袋上。幸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象是为了维持尊严才摆在那儿的。有了它，脸上松弛的肌肉就不会显得可笑。它们就象天上的两朵黑云，他一抖动眉毛，人家就觉得它们会撞出闪电来。

他的牙长得挺整齐，老露着，因为他喜欢笑。鼻子很平常，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鲜亮。虽然眼睛下面已经有了中年人的皱纹，可这对红嘴唇倒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

眼下他象那些茶房一样，光着脚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转圈子。船走得很不稳当，他尽量避免踩着人，所以才光着脚。光脚踩了人，比穿着厚重的鞋子踩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

他卷起裤腿，露出又粗又白的腿肚子。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长衫，手攥着长衫的下摆，怕扫了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也为了走得更利索点。

他一手攥着衣角，一手招呼朋友。他已经习惯了表演，会不自主地觉着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听众，他应该对他们笑，友好地打手势。于是他一手提衣襟，一手招呼乘客绕着船转圈儿。他抬腿的动作象是在迈过一条小溪，或是在“跳加官”。他习惯每两三天剃一次头，脑袋瓜子老是那么亮晃晃、光溜溜的。他的光头就是他的招牌。听过他的大鼓的人，都记得他那个光头。他的脸远不如他的光头那么惹人注意，引人叫好。如今他的头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剃了，他一面在甲板上走动，一面不时挠挠那讨人厌的短发茬儿。

上了“民生”不到几个钟头，他就认得了几乎所有同船的人。没过多久，他行起事来，就好象他是当初造这个船的监工一样。船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什么东西在哪里，他都知道。他知道上哪儿去弄瓶酒给他的老婆，让她喝了好睡觉，不再老拿手指点他。他也知道上哪儿去找碗面汤来，让他窝囊废大哥喝了，不再叫唤。就象变戏法的能打空气里抓出只兔子和鸟儿来，宝庆还能给害头疼或是晕船的乘客找来阿司匹林，给打摆子的人找来特效药。

他用不着费劲，就能打听出船上人的底细来，好象船长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他呢。眼下船长也成他的老朋友了。用了三十年的一把三弦、一面大鼓（这是宝庆的宝贵财产）帮他结交朋友。他和秀莲就靠这些乐器挣钱吃饭，养活全家。这些乐器只有在北平才买得到。要是碰伤了，压坏了，可就再也买不着了。所以他一上船，就把这些乐器托付给了船长。船长根本不认识他，没有义务替一个茶馆里卖唱的照料三弦和大鼓。本来嘛，他自个儿该管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不过宝庆仿佛有点儿魔力。象一阵温暖的春风，他悄悄溜进船长室，使船长觉着，替他保管三弦和大鼓，简直是件顶荣誉不过的事。宝庆“跳加官”，跳不上几步就得停一下。有时是自己想住住脚。但多半是同船的伙伴们叫他。这个人跟他要几片阿司匹林，那个人又要头痛粉。还有些人抓住他的袖子，要他给说段笑话。他要是想借一副牌，或者打听一下时刻，就马上住下脚来。要是他实在找不到别的事可干，就顺着狭窄的铁梯，爬上甲板，看看烟囱下面那些没人管的，满身是煤烟的小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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