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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成书后在泰晤士报上增添的文章和信件（第1页）

密涅瓦夫人列礼单

“您今晚还有什么需要吗，夫人？”艾迪太太问道，她把咖啡放在壁炉边，拿起密涅瓦夫人的晚餐托盘。

“没有，谢谢，什么都不需要。列好圣诞礼单我就去睡觉。”

艾迪太太在门边停了下来，手里拿着托盘。

“哎，”她说，“小家伙们肯定会觉得今年圣诞很奇怪，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在。”

“他肯定会被准假的，”密涅瓦夫人充满希望地说道。

“也许会，也许不会。”艾迪太太不是会鼓励别人抱有希望的那种人。“更不要说，”她补充道，“家里有十个小家伙，而不是三个。我的老天！那真像是回到了我自己小时候。”

“为什么，你们家有十个孩子？”

“十三个，”艾迪太太回答说，带着一种克莱姆称之为“苏格兰赢了”的表情。

密涅瓦夫人感到十分惊讶，不是因为答案本身，而是因为艾迪太太回答了这个问题。她不喜欢讲自己的童年。实际上，她宁愿让人觉得自己从没有过童年，而是从泡沫里升出来的，很有可能是在法夫的东纽克尔恩附近的某个地方。

“那么，晚安了，夫人。”

“晚安，艾迪太太。晚上的威尔士干酪很好吃。”

独自一人后，密涅瓦夫人倒了杯咖啡，坐在壁炉边的长凳上喝着，同时让火烤着她的背。是啊，今年圣诞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很奇怪；对乡下那些被迫当上寄养父母的人来说更是加倍奇怪。她在斯塔灵思收留的七个被疏散到此的孩子中，据她所知，只有两个人家里有过圣诞树。年纪最大的莉恩是个尖厉、干瘦、专横的十二岁小家伙，她在过去两个月里的变化令人感动，她变得不那么尖厉也不那么干瘦了（尽管还是很专横），可她从来没有在圣诞节挂起过袜子。对于这么大了才要开始遵守这个习俗她有些嗤之以鼻。

“只有小孩才那么做，”她说道。“那真娘娘腔。”

“维恩还那么做呢，”密涅瓦夫人说。“他都快十六岁了，而且他一点都不娘娘腔。”

“你确定吗？”莉恩怀疑地问道。

“非常确定，”密涅瓦夫人脸不红心不跳地回答说。（下次写信的时候，她必须得把这事告诉维恩。）

不过现在计划挂圣诞袜的事还有些为时过早。她得先继续把礼物清单定好。她放下咖啡杯，毅然走向写字台。

密涅瓦夫人的一个坏习惯——就像很多坏习惯一样，只不过是把好习惯放大到了极致——就是她经常开始时井井有条，但结果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收集癖。比如，这其实是个好主意，把圣诞礼单留到下一年，这样就不会遗漏某人或者送给别人相同的礼物。但最糟糕的是，她从来都舍不得把用过的礼单扔掉；因为她自结婚起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现在她手头上有超过十七张礼单。它们不仅在已经太满的抽屉里占据了不少不必要的空间，还让她在一年中最宝贵的日子里浪费了不少时间：因为每当她打开抽屉想看看去年的礼单，她就发现自己很难抵住诱惑不去看更早以前的。

过去八年间，开头的几个名字从没变过：克莱姆，维恩，朱迪，托比，保姆南妮，艾迪太太，唐斯太太，唐斯。第九个名字差不多每隔两年就要变一次，从诺拉到杰茜，从杰茜到格莱迪斯，从格莱迪斯到艾伦：因为密涅瓦家的客厅女仆似乎命中注定都会结婚，而名字也不可避免全都是长短格。哪怕是艾伦，她可能是你会遇到的长相最平平的女孩，几个月前刚来的时候完完全全情窦未开，可现在也有了男朋友。克莱姆在收到密涅瓦夫人报告的这个消息后，回信道：“老天啊，下次我们得找个名字是扬抑抑格的人，或者干脆找个单音节的。她们可能会少一点救世军的精神。”

不过，在更早以前的礼单上，出现了重要的漏洞。九年前没有托比；十二年前没有朱迪。不过她记得，那每一个圣诞节，她的宇宙（放在现在要是没有他们简直难以想象）似乎是完整的。至于维恩，除了最初的两张上没有他，别的上面都有他；她从他去年的礼物旋式鱼竿追溯到魔术盒和红色印第安服装再到十五年前的绒毛兔子，那感觉就像在回放他的整个童年，和特技电影里泼洒的牛奶自行回到罐子里一样。

她把礼单一张张叠起。维恩在她的脑中又长大了一次：他三四岁了，穿着日光浴装、戴着松松垮垮的亚麻帽；他六七岁了，穿着灰色法兰绒短裤（那么像，又那么不像托比）；他十二三岁了，穿着长裤；他长过了她的手肘，她的肩膀，她的头；最后，在高过她六英寸的地方低头朝她咧着嘴笑（那么像，又那么不像克莱姆）。

另一部记忆电影和这部同时播放着，而它唯一可循的痕迹就是纸上右手边的一排价格。这些手写数字在回忆的帮助下，精确记录了密涅瓦一家物质生活水平的起起伏伏。最初的两年他们花钱大手大脚，因为年轻无知，因为薪水稳定，也因为父母定期寄来津贴；随着克莱姆自立门户，他们就必须过得节约一些；后来克莱姆的事业似乎开始成功（但其实那是假相），他们便过于乐观地搬进了一座更大的房子。紧接着的那几年生活跌入了低谷，时日艰难；阑尾炎幸灾乐祸地和银行的最后通牒撞了个正；他们进入了专业人士阶层永远必须面对的两难境地：要么公开削减开支，要么继续虚张声势，以便在可能会成为客户的人面前保持形象。那几年，他们在外吃过晚餐后，会说不，谢谢，他们宁愿散散步然后打辆出租车，呼吸点新鲜空气对身体好；那几年，他们达成共识，把纪念币当成圣诞礼物送给彼此（因为他们无法在送给别人的生日礼物上削减过多开销），他们用大量彩色包装纸包好这些纪念币，在孩子面前郑重其事地交换礼物，打开后发出愉快的惊叹。他们倒不是需要纪念币；只是如果他们什么都不交换，孩子们会被吓到的。

最后一切又有了起色。克莱姆为桑德罗·博特曼造了一座不同寻常的乡间别墅，桑德罗一直和人提起此事，那让一切加速进展。托比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能力买下斯塔灵思，并雇佣唐斯一家照看房子。纪念币被正常的礼物取代，自从那时起，右手边一栏底部的总金额就一年年增长。不过，幸运的是，他们两个的记忆力都不错：每当有年轻夫妻和他们一起吃饭时，他们总会说，“是啊，当然：一个转角你就会遇上转机。”

密涅瓦夫人把最后一张纸叠在其它的上面，把它们全部重新夹在了一起。不，她不能扔了它们：那包含了她生活中太多部分。此外，无论人的记忆有多清晰，时不时把它们抛光擦亮也没什么坏处。你所忆之物构成了你自己：不多，不少。

她取出一页白纸，整整齐齐地在顶部写上：

“1939年圣诞节”。

战时和平

伦敦

1939年10月5日

最亲爱的苏珊，

为了找工作我刚回到伦敦，因为斯塔灵思现在似乎运作得非常良好，包括儿童房和被疏散到那儿的孩子，一切都很好。我还不知道我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当然前提是如果我能找到工作的话。开车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我最期待的是为某个十分重要的秘密人物效力，驾驶一辆马力强劲的长车身汽车，载着他飞速前往神秘目的地。我的乘客会时不时看看手表，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加大油门，M夫人。”从后视镜里我应该会看见一辆超强马力的直排八汽缸车，伪装成卖杂货的面包车，快速追上我们……是的，当然，那就是我想要的工作。不过这种人要么正在消失——对此我应该感到痛惜——要么，这种可能性也更大，就是他是自己开车。

同时，我在帮忙做些我能找到的各种奇怪工作——给信封写上收件人和地址，卷绷带，等等等等——此外，我比自己能描绘出的要更享受回到伦敦的生活，这可真令人不可思议。

有件事很有意思。尽管泛光灯实验曾常常揭示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建筑之美，熄灭灯火其实能揭示出更多。你虽然看不清建筑的细节，但是能第一次彻底看清它们的轮廓。那是在有一丝月光的时候。不过，即使没有月光，人们还是能靠听觉、触觉、嗅觉发现新事物。比如，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广场栏杆的设计如此迷人。现在通过触摸，我对它们了然于心。在街角闻到沙袋那潮湿的黄麻味，我就知道自己快到防空洞了。事实上，整个伦敦闻起来都有种令人惬意的黄麻味——哪怕是在室内，因为窗帘也要用到黄麻绳。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之一：我猜，有一部分是因为它让人想起了孩提时用麻袋做的摇摇欲坠的帐篷。

至于气球[53]——你可能已经在报纸上读到很多关于它们的报道，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跟你聊聊气球。它们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温暖人心的伙伴。你知道，战争爆发后我就没在伦敦待过，五天前我坐晚班火车回伦敦，我承认自己当时真的很紧张。车窗外是宁静的金色落日，烘房像黑猫一般竖在那景色前，一路上，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里的那句可怜又可爱的台词不停在我脑中回响：

结束了，夫人；明媚白昼已消逝，

你我唯向黑暗行。

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的小腿很酸痛，因为在车站被一辆手推车绊了一跤，此外，我很讨厌屋子里既没有克莱姆也没有孩子们，而且艾迪夫人看着越来越像约翰·诺克斯[54]；一切都如此令人讨厌。不过第二天一大清早，我望出窗外，看见那些又肥又小的银色鱼形气球漂浮在空中，那一刻，我深深舒了口气。它们真的很漂亮，不过——像小狗一样——它们把漂亮和骨子里的滑稽结合在了一起。它们时不时被收起来：表面上看上去像是要充气，实际上我怀疑是为了刮去附在上面的甲壳动物。我多么希望他们收起气球时，能在上面画上诸如中国龙之类的图案。我相信那会让它们更具威慑力。最棒的是（还没人告诉过我这点），在刮大风的夜晚它们会唱歌。那就像在一座抛锚停泊的船上睡觉，耳边伴随着绳索间的风声。唯一不同的是，谢天谢地，伦敦不会摇晃——或者说还没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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