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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燃烧的雅加达 jakarta burn chater 13（第1页）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雅加达西区警察局拘留中心

C审讯室

凯特往后翘着椅子，考虑着自己要做何选择。她大概只能告诉调查员这个试验项目开始时的情况。即便他不相信，她也得让这些被记录在案，他们控告她的时候有用。“停一下。”她说。

那男人在门口停了下来。

凯特让椅子腿落地，把她的胳膊放在桌子上，“我的试验项目收养这些孩子是有很正当的理由的。有些东西你必须明白，当我到雅加达来的时候，我本打算用美国在此的办事方式来进行试验。这是我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我们失败了——然后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做事方法。”

那个小个子男人从门口转了回来，坐下，听着凯特描述她是怎么花了几个星期准备雇用病人的。

凯特的团队原本通过一个合同研究组织（CRO）来运行他们的试验项目，就跟他们在美国做的一样。在美国，制药公司专注于开发新的药物或者疗法，当他们发现某些有潜力的项目时，他们通常就把试验项目的管理工作外包给CRO们。CRO们会去找到对试验项目感兴趣的诊所。诊所或者是站点之后会让病人们登记参加试验，使用新疗法、新药物，然后定期检测他们是否出现健康问题——是否有不良反应。CRO对项目中的每个站点保持密切监视，向赞助商研究机构报告结果，后者再向FDA22或者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管理部门提交报告。最终的目标是试验出具有想要的治疗效果、又没有任何负面作用或者不良反应的结果。这是条漫漫长路，实验室里的新药只有不到1%最后能出现在药店里的货架上。

只有一个问题：雅加达，说大点，整个印度尼西亚，都没有自闭症诊所，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处专家门诊关心发育紊乱。这些诊所对临床研究缺乏经验——这对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状况。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产业非常弱小，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太小了23，所以很少有医生曾接触过药物研发过程。

那家CRO最后采用了新方法：直接去跟患儿的父母签约，自己运营一家诊所实施治疗。凯特和试验项目的首席研究员——约翰·赫尔姆斯医生一起跟CRO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想找出别的选择，但没有成功。凯特力劝赫尔姆斯医生推行这个方案，最终他同意了。

他们列了一张名单，罗列了雅加达周围100英里范围内有自闭症患儿的家庭。凯特在城里一家最好的宾馆订了一间礼堂，邀请名单上的家庭出席。

接连几天她都在写项目宣传册，重写，再修订。最后，本冲进她的办公室，告诉她如果她再拖延下去，他只好退出项目了。凯特让步了，项目宣传册被送到道德委员会，然后送到印刷厂，而他们开始为活动做准备。

那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准备欢迎每个到来的家庭。她希望她的手能停止出汗。每隔一两分钟，她就得在裤子上擦擦汗水。第一印象最重要。自信，信任他人，专业。

她等待着。他们的宣传册够多吗？他们手头有1000本，尽管他们发出的邀请函只有600份，可父母双方可能都要来出席。别的家庭可能也会来——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对患病家庭进行可靠的登记，也没有可靠的数据库。他们该怎么应对？她让本去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宾馆的复印机：在她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准备好宣传品的复印件。

预定开始时间过了15分钟了，有两个母亲首先到来。凯特再次擦干她的手，大力握手。她说话的嗓门有点太大了，“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谢谢光临——不，就是这儿——随便坐，我们随时可能开始……”

预定开始时间之后30分钟过去了。

预定开始时间过了1个小时。

她把来了的6位母亲聚在一起，聊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怎么了——你们是哪天接到邀请的？——不，我们还请了其他人——我想肯定是邮政系统出了问题……”

最后，凯特把这6个出席者带到了宾馆里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好让大家都不那么尴尬。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每个母亲都找借口溜走了，说是她们要去接孩子啊，回去工作啊，等等。

宾馆楼下的酒吧里，赫尔姆斯医生已经喝成了只醉猫。凯特过去坐在他身边，随即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就侧过身子靠近她说：“我早告诉你这行不通了吧。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永远都雇不到人的，凯特。为什么——嘿嗬，酒保，哈，这儿，给我再来一杯，呣，一样的，好人啊——我说到哪儿了？啊，是的，我们得打点行装了，快点。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份录用函。上帝啊，我好想念牛津啊，这儿可真他妈的太潮湿了，每时每刻都感觉像在洗桑拿。可我得承认，我在这儿做出了生平最好的成绩。说起来……”他又靠近了些，“我不想说出那个词，说出来也许就不灵了。可……诺贝尔奖。我听说啊，我被提名了——今年会是我的幸运年，凯特。我等不及要忘掉这次惨败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乖点呢？我觉得只要遇到有正当理由的事情，我就变成了软心肠。”

凯特真想指出软心肠的他可是提出了一份苛刻的协议——他的薪水是她的三倍，任何出版物或者专利上他的名字都在第一位，尽管整个研究事实上都建立在她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但她收住了自己的舌头，喝完了杯中的莎当妮酒24。

那天晚上她给马丁打了个电话：“我做不……”

“打住，别再说下去了，凯特。只要你下定决心，你什么都做得到的，你一直都可以的。在印度尼西亚有两亿人，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有大约70亿人。大约有0.5%的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自闭症——这就是3500万人——跟得克萨斯州的人口一样多。你才给600个家庭发去了信件。别放弃，我不允许。我明早会给伊麻里研究院里管赞助的头打个电话，他们会继续资助你的——不管那个老混蛋约翰·赫尔姆斯在不在研究项目里。”

这个电话让凯特想起了那个她从旧金山给他打电话的晚上。那时候他向她承诺，雅加达对于她重新出发，继续她的研究会是个很合适的地方。也许他终究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她走进实验室，告诉本去订制更多的项目宣传册，还要去找些翻译来。他们要到农村去，他们要广撒网——也不会再坐等那些家庭上门来。她炒掉了CRO，她无视了赫尔姆斯医生的抗议。

两周以后，他们往3辆卡车上装上了4个研究员、8个翻译，还有一箱一箱的项目宣传册，上面印着5种文字：印尼马来文25、爪哇文、巽他文、马都拉文，还有巴达维文26。选择哪几种文字让凯特煞费苦心：在印度尼西亚有超过700种不同的语言在被使用，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在雅加达和爪哇岛最常用的5种。尽管有些滑稽，但她可不想让她的自闭症疗法项目因为交流问题而失败。

结果和在雅加达市中心宾馆里的那次一样，她的准备完全徒劳无功。一进入第一个村子，凯特和她的团队就大吃一惊：那儿没有自闭症患儿。村民们对宣传册毫无兴趣。翻译们告诉她，这儿没人曾看到过哪个孩子有这些问题。

这完全不合逻辑。在每个村子里面至少也该有两个到三个可以请去参加试验的对象，还可能更多。

在下一个村子里的时候，凯特注意到有个年纪比较大的男翻译，当其他的翻译和团队成员们去挨家挨户探访的时候，他靠在车厢边上。

“嘿，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凯特问。

那个男人耸耸肩：“因为做不做都一样。”

“该死的，才不一样呢。你最好现在就——”

那个男人抬起手来：“我无意冒犯您，女士。我只想说，你们问的问题不对，问的人也不对。”

凯特打量着他：“是吗？如果是你会去问谁？你会问什么？”

男人从车旁一跃而起，对凯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跟上。他一路朝村子深处走去，跳过了那些看着比较好的屋子。在村子边上，他第一次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一个矮个子妇女出来回应的时候，他用急促的语调飞快地说话，时不时朝着凯特指指。这场景让她十分尴尬。她有些难为情地把白大褂的翻领拉上来。她不嫌麻烦地穿好全套行头，完完全全把做出一副可信的、冷静的外表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她早该想到她在村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了：他们穿着的衣服大多是他们用从血汗工厂里拿回家的边角料自己做的，要不就是已经破烂不堪的旧衣服。

凯特发现那个女人离开了，便走上前去想向那个翻译发问，但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她。那个妇女回到门口，推着三个小孩，站到他们俩面前。孩子们盯着自己的脚尖，沉默地站着，犹如雕像。翻译从一个孩子走向另一个，上下打量着他们。凯特移动了一下重心，开始揣测他下面要怎么办。这些孩子是健康的，没有任何哪怕最轻微的自闭症症状。翻译在最后一个孩子面前弯下腰，又喊起话来。那个母亲飞快地说着什么，但他对她大喊大叫，然后她陷入了沉默。那个孩子紧张地说了三个词。翻译又说了些什么，然后那个孩子重复了一遍。凯特怀疑，那是不是谁的名字，或者是地名？

翻译站起身来，又开始指着那个女人叫喊。她猛力摇头，反复地说着一句话。被翻译纠缠了几分钟之后，她低下了头，语调也变低了，她朝另一间窝棚指了一下。那个翻译的语气头一次变得温和了些，看样子他的话让那个女人轻松了些。她把那些孩子赶回了屋里，飞快地关上门，差点把最后一个孩子夹成两半。

在第二间窝棚发生的事情和在第一家很像：这位翻译大声喊叫，指指戳戳，凯特尴尬地站在一旁。那个村民紧张地把她的四个孩子带了出来，然后等在一旁，眼神焦虑。这次翻译向一个孩子提出他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孩子说了五个词，凯特觉得应该是几个名字。那个母亲表示反对，但翻译无视她，继续给那个孩子施压。他回答以后，这个高大的男子蹿了起来，把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推到一边，冲进门去。凯特手足无措，但当母亲和孩子们跟进家里去的时候，她也跟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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