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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并且，因为把自己的感觉和对方进行了沟通，才使得对方停止了下一步的行动。如果当时逃跑的话，对方一定会开枪的。我只是努力地告诉对方，我是受委托来进行工作的，绝对不是坏人，只###们互相沟通，就能够互相理解。如果遇到这样严峻的情况，当下的年轻人早就踌躇不安了吧。

自己接受的工作要100％由自己完成。如果觉得自己不能100％完成这份工作，那么一开始就委托给其他团队去做，自己绝不参与。因为我讨厌这种半途而废的事情。要么做，要么不做，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么彻底的态度，就不能对工作负彻底的责任，因此也就不能向客户提供很好的服务。

还有，我经常和客户公司的团队成员一起工作，那个时候，我肯定参与到以年轻人为中心的7~10人团队的全职工作中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公司外部的人，当顾问的工作结束后，我就会离开。为了在我离开后，大家还能做同样的事情，就有必要事先对公司内部人员进行培养，有那些人在的话，即使以后发生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可以不用再去雇顾问，自己就能够解决。

这样的工作方法，是在我32岁的时候养成的，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而当初那些团队成员们，现在几乎都是公司的社长或者董事会成员。他们在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把我的热情传递给了他们，因此他们可以做到不考虑自己的私事，而一心一意去想如何把公司变得更好。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各个公司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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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事情都要用“3c”来考虑

我播的种已经开花了，这简直就是《企业参谋》的实践。一般来说，年轻的时候，人们只有比较狭隘的视野，只站在一个部门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但是，如果年轻时候就做了高层的参谋，就可以变得在什么事情上都能站在高层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我经常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说，要用customs（顾客）和petitors（竞争对手）以及pany（自己的公司）的“3c”来思考问题。在年轻时就养成那样的习惯的人，在今后也能很好地被培养起来。

除了现在从事的工作以外，我感兴趣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我已经决定，在我剩下的这辈子不再去碰那些事情了。这是因为从现在开始着手，也只能是半途而废。

例如，以海外的企业和政府为对象进行的顾问工作，我除了亚洲，不做其他地区的。虽然说在亚洲，我至今为止着手的也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韩国这4个国家和地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台湾，各选取一个企业和政府，而在韩国，只选取一个公司。让一个公司重建或者使之走上成长轨道，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例如，我已经连续15年为马来西亚政府担任顾问。

顾问这种工作，如果要干，就要干得彻底。因此就必须要了解公司的人们，必须正确理解这个组织，而且，必须要对客户公司投入感情。所以才不能轻易接受从海外来的那些工作委托。

正因为如此，虽然以色列、南非、冰岛、俄罗斯、香港、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常常希望我给他们提供建议或者写一些改革提案，但是我都拒绝说“非常感谢大家的信赖，但是请原谅，我不能做。”这是因为，我现在手里的工作就已经让我应接不暇了，其余的工作就只能是下辈子再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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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高低和工作业绩没有关系

正是因为我这样彻底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社会上对我的评价也渐渐高了起来，无论去什么地方，我的能力都可以通用。可是，有一些公司的高管会对我这么说“大前先生，你的‘麦肯锡’有这么多的部下，所以你才能写那么多书吧。真是让人羡慕啊。”也有内部的人员这样说“因为大前先生现在是‘麦肯锡’的分社长，所以传媒都愿意接近您吧。”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从“麦肯锡”辞职后，也没有什么部下了，但我还是写了很多书。和在“麦肯锡”工作时一样，我每年选定一个新的课题，用互联网搜寻资料，在国内、海外来回飞，用自己的眼睛、耳朵收集活生生的信息，所以才能写出那些书。正是因为我有新的信息，又能写书，所以大众传媒才会来采访我。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我是分社长才能够写书，传媒接近我也不是因为这个身份。有一个很好的证据，大家并不知道我离开后的麦肯锡的日本分社长是谁。

因为东京事务所逐渐壮大起来，并且常规业务也增多了，我决定在工作的第10个年头辞去分社长的职位，担任日本的会长并去了大阪。虽然原意是想在大阪从零开始业务，但是“NHK”在晚上7点的新闻中报道中说“‘麦肯锡’把本部移到了大阪。”这就足以说明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种麦肯锡=大前研一的氛围。后来我把大阪的业务也交给了其他合作者。因为我们进入台湾和韩国的市场也已经10多年了，所以决定在韩国和台湾开设正式的事务所，于是我就担任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会长。可是，分社长也好，会长也好，职位和我工作的业绩没有任何关系。对我的评价并不是来自于我的职位，而是对我个人的评价。所谓的顾问就是这种###质的职业。

那些不优秀的人，总是给自己的不能成功找各种理由。例如，“社长没有远见”、“部长无能”等等，像这样只知道批判上司的上班族有很多。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样，经营顾问这个工作，要向顾客提出“你这么做，就能变好”的建议，也就是说，是一种为了使顾客变得更好而提出建议并且获得回报的工作。应该想的是，如果自己当了社长会怎么办，如果是部长的立场又该怎么办。我觉得工作有不成功，但不会有失败的人。而且还认为议论别人好不好，并不能让我有什么进步。

在私下谈论不满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有不满的话，要么自己去尝试改变，要么就直接找上司谈。但有些人不这么做，白天在会议室一直保持着沉默，而到了晚上大家一起聚在酒馆的饭桌上时，却能说出一些非常了不起的意见。在酒馆和人聊天的时候，常常会让人惊奇地发现有的人竟然有很好的想法。但如果问他“为什么白天在会议室，没有说出来这个意见。”他会自嘲地说“就算是我说了，也没人会当回事。”可是，既然有这么好的见识，为什么不把它活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呢？说出来总比不说好。

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但却一直没有办法的是，那些每天都庸庸碌碌过日子的人，有没有想过自己哪一天也能开花结果。请恕我直言，只在私下高谈阔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无法开花结果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在逃避现实，在现实当中有改变公司的机会，现实中也有让自己成长的机会，但是，他们选择了逃避，只有晚上在酒馆中，借着酒劲才能吐出一些真实的想法。在我看来，那样的人生是社会的浪费，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觉得对公司的发展没有兴趣，而且也感觉没有意义，那就应该立刻离开那样的公司。在觉得没有意思的公司里浪费身体和时间赚取工资，这本身就是问题，自然也就不能向公司说出不满。如果想活出自己的人生，就应该全力帮助公司变得更好。如果觉得那是一家没有价值的公司，就应该辞去工作，要么去寻找，要么去开始创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工作。我不要求大家每天考虑究竟为了谁而活着，但是每半年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的吧。

另一方面，那些能开花结果的人，是白天就能坦率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是那些即使被上司怒骂道“混蛋！你给我闭嘴！”也不害怕，还继续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只要持续下去，终归有一天，上司改###度，问“喂，你有什么好点子吗？”那时候除了要说出意见，还必须表态说“请让我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说出意见，而当上司对你说“那就由你来做这件事吧”时，你却选择了退缩，并且推辞说“这个……我还有点别的事情……”，那你就只是一个“公司内评论家”而已。所以在陈述自己意见的时候，你还应该做好自己亲自去做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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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出必行”很重要

在我出版和演讲的时候，会有很多人问我的职位，其实我就是一个经营顾问，如果有人称呼我是“社会改革家”，我会更高兴。可是，经常有人连问都不问我就，就把我写成“评论家”，这是我最讨厌的称谓。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让明天的日本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为了这个实现这个想法，都这么大年纪的我还在不停努力创造新的事业领域，还有不顾所有朋友的反对去参加“东京都知事”的竞选。我在世界上最有名的顾问公司，获得了最高的工资，并且领到了让我今后都衣食无忧的退休金。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回到原点，去挑战那些有风险的事业，就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地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日本如果一直像这样，把所有的问题都束之高阁，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年轻人。在这种状态下，我不可以只顾自己过着幸福的余生，并且感叹说“啊，这一生过得还不错”。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养成过这样的习惯和癖好。我估计我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基因。即使我被人说成“真是个愚蠢的男人”，我也全然不在乎。那种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只图自己过得舒服的生活，是我所不齿的。

至今为止，我一直就日本和东京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相应的解决方案。现在，我虽然已经没有再去参加竞选的打算，但是如果有人说“明天你自己干一个试试。”我还是会很高兴地从明天开始着手去做。正是因为我有自信，能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改革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我才一直提出建议。即使在现在，在我给人咨询的时候，也经常有人说“大前先生，你既然这么说，就请你自己做做试试”，而我每次的回答都是“当然可以，那就开始做吧。”于是，我就把自己的办公桌搬进了客户的公司，姑且不论那些不说不做只知道在私下进行评论的那些人，即使是那些只说不做的“公司内评论家”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言出必行”才是重要的。如果是上班族，我觉得应该养成能站在比自己高两级的管理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习惯。如果只是站在比自己高一级的直属上司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就容易发生纠葛，而站在高两级的立场上，正好合适。也就是说，如果是平头百姓，就想想如果是部长会怎么做，如果是科长的话，就想想专务或社长会怎么做。如果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就绝对能够比同僚早一些为公司尽力。而且当你经历了5年、10年之后，职位真的升了两级，那个时候的你肯定能很好地完成工作。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困境。例如我，最开始连经营八字的一撇都不懂时就进入了“麦肯锡”公司，也经历了多次像是被骂作“公牛身上的乳房”之类的困境。

在差点从MIT退学时，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MIT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落选时的事情。进了MIT，看到了博士学位考试的题目，觉得很简单，于是就立刻申请接受博士学位的考试。结果，虽然答案全部写对了，但依旧还是落选了。博士学位考试，如果落选两次，就会被要求退学。当时，我还不理解日本和美国在教育上的根本区别，看到结果只觉得眼前是一片黑暗。

考试的题目是，假设在月球上面建设一个原子炉，在里面###和地球上同样构造的芯棒，那么理论上，在原子炉停止运转之前，原子炉炉心温度会上升到多少度？而且，这样是不是安全？单是炉心温度能上升多少度就已经是很难的问题了。解答试题时，我给出了上升度的答案，并且针对是否安全这个问题，注明如果是度是安全的。

数字是对的，而且在参加考试的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正确地计算出这个数字。但是考试结果是不合格。老师是这样解释的“请好好看看题目，我们问的是它是否安全，你只是数字对了，但并没有很清楚地表明你的思考过程。这对一个工程师而言是最危险的。”

那些通过考试的学生，虽然数字答错了，但他们就是否安全这一点展开了论述。也就是说，必须要写清楚在重力很小的月球上采用和地球相同的做法是否危险，怎样做才能确保安全等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要详细论证清楚，在重力很小的月球上，如果采用自由落体的方法是否可以，如果有不安全因素，那么该采取什么保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考虑是否需要加上强制###的过滤措施，而且还要在冷却环节中采用加入钆溶液等方法。如果能这样论述的话，就会被教授们判断“的确如此，这个人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也有能够控制局面的思考能力。”

老师还继续说：“只要逻辑思考模式正确，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时间是足够的，而且还能使用计算机。可是你轻视了逻辑，一个劲地想写出答案，结果在这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样的人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不能让你从MIT毕业。”

这就等于宣告了，只要你写的答案和标准一致就算你正确的日本式教育，在美国是行不通的。而我在那之前恰恰接受的就是日本式的“对或错”的教育，这个打击对于25岁的我实在是很大。

日美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日本教育出来的都是些善于套用方程式写答案的人，而美国教育重视的则是从零开始到导出结果的整个思考过程。也就是说，我养成了马上写答案的习惯，而没有深度思考的习惯。因此我痛感到，必须要从头开始，重新学习。

我好不容易考入MIT，如果再有一次考试不合格，奖学金没了不说，我也要卷铺盖直接回家了。已经没有了退路的我，在又好好学习了一年后，参与了第二次考试。因为是在非常寒冷的2月份，为了取暖，我把小酒瓶装进口袋，带入了考场，边喝边答题。结果被助教发现了，虽然考试合格了，但因为我把酒带入了考场而上了学校的惩罚会议。真的是很危险，幸好我的指导老师帮我解脱了这个困境。

我要感谢MIT的这种教育，最终，我用2年零9个月取得了博士学位。仔细想想，在1967年入学的时候班里共有130个同学，而到了1970年3月份受理论文、在同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只有我一个。这是因为付出比人多一倍的努力，在被指出缺点后及时改正，才能有这样的结果。在那以后，这种在自己头脑中构建思考模式的方法，不论我去了什么地方，都对我有帮助。即使在现在，我也常常被人称赞为：在没有国界的经济领域里，做了很多独创的事情。如今我在世界范围内四处演讲，并且能得到每小时5万美元的演讲费，这全都是托那些MIT老师的福，是他们帮助我改变了过去那种日本式的对或错思维模式。

一点点的小事，就能改变人的一生。如果当时我没能取得博士学位，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而且，在走向了工作岗位后，如果一直留在“日立制作所”工作、或者妻子在希尔曼的家里并没有看到“Japan　Times”、或者被骂作是“你是公牛身上的乳房”时头脑发热而辞去“麦肯锡”工作，我将会走入与今天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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