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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1页）

&esp;&esp;7黄巨兴译《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科学出剧社，1958年。

&esp;&esp;8《金帐汗国兴衰史》。

&esp;&esp;旭烈兀西征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后，在河中地区采纳牙剌瓦赤、马思忽惕的建议，进行恢复治理。西辽人成帖木儿作为术赤的代表镇守河中。阿姆河以南则由成吉思汗诸子各留一部分军队驻守，并受成帖木儿节制。但蒙古军队人少不足以控制局面，呼罗珊地区的秩序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蒙古军不时遭到当地抵抗势力的打击。逃亡印度的札兰丁自那里返回故国，一些故官、故将又聚集在他的麾下，花剌子模的势力很可能死灰复燃。窝阔台即位后，重新安排了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力量。因为“伊朗地区，骚乱还未平静，算端札兰丁仍然桀骜不驯，（窝阔台）派遣绰儿马浑那颜带着一些异密和三万骑兵去讨伐他”。同时任命成帖木儿为副统帅，“命令诸地区的长官和八思哈亲自出征”1。

&esp;&esp;逃往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收集起散在当地的残部，得一万人。得知其弟该牙思丁已自立为算端，而故国却依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之后，便谋划回国以图兴复。1224年，他回到起儿漫，并先后得到了泄剌失（法儿思）、亦思法杭（今伊朗亦思法罕）、剌夷（今伊朗德黑兰南）地区，在一些故官、故将的支持、拥护下，征服了一些反对者。1225年，他进军阿兰和阿哲儿拜占，进入帖必力思（桃里寺），占领谷儿只，到达。

&esp;&esp;当札兰丁兵败势衰之际，绰儿马浑的军队也渡过了阿姆河。绰儿马浑得旨出征后，首先到达呼罗珊，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但是他没能平息这一地区的叛乱，遂将呼罗珊地区的事务交给术赤的家臣成帖木儿，自己则率军进至剌夷，前去追击札兰丁。

&esp;&esp;为了抵御蒙古军的征讨，札兰丁向昔日的对手鲁木、叙利亚的算端和哈里发以及各地长官派遣急使，要求联合对抗绰儿马浑，但没有得到后者的积极响应。1230年冬绰儿马浑抵阿哲儿拜占，札兰丁被迫逃窜，1231年在土耳其东部的山中被曲儿忒（库尔德）农夫杀死。

&esp;&esp;元成宗绰儿马浑驻营于木甘草原和阿兰一带，不时遣兵攻掠阿哲儿拜占、谷儿只、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1233年，降服了帖必力恩，1236年进至谷中，梯弗利思（

&esp;&esp;太宗、宪宗时的蒙宋战争蒙古人对南宋的了解，初期来自金朝，他们称南宋为“南家思”。成吉思汗在北方崛起后，主要的攻击目标自然是宗主国金朝。当他向金用兵时，曾遣使与南宋通好1。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再遣葛葛不罕“与宋议和”，目的在于交结南宋，共图金国。初，南宋对蒙古的主动通好态度漠然，但金朝在遭到蒙古的军事压力被迫南迁后，却企图南伐宋朝补偿北方之失，宋金开战。于是有人献策“北通鞑靼”，十六年（宋嘉定十一年，1221），南宋以苟梦玉为使，到西域见成吉思汗，同时又以淮东制置使贾涉的名义，遣赵珙到河北蒙古军前，拜见太师木华黎。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苟梦玉二次使蒙，双方可能讨论了联军灭金的问题，宋朝联金灭辽故技重演，成吉思汗联宋灭金的策略获得初步成果。

&esp;&esp;二十二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遣一支蒙古军以取金、夏为名，突入南宋利州路，进行武装探察，以了解南宋的军事部署和陇蜀地区的地形险要。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关外五州溃逃，蒙古军遍掠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后退回，成吉思汗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南宋灭金的迂回包抄战略形成。

&esp;&esp;太宗三年（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拖雷再遣搠不罕使宋，提出借道和需粮两项要求。宋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委曲求全，希望以满足对方条件换取边境安宁，作出弃五州，守三关的决定，令汉中以牛酒犒师，并遣人至凤翔蒙古大营回报。与此同时，东路也遣李邦瑞入宋，欲“假淮南以趣河南”。三月，拖雷经大散关入宋，攻陷凤州、洋州、兴元。五月，宋杀使者搠不罕。十月，蒙古军向宋发起攻势，连下三关。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借道伐金，故在十二月于光化军北渡汉水后，蒙古军即离开宋境，这是灭宋战争爆发前蒙宋的（今云南丽江），攻下了不受招抚的部落，打乱了大理国的防御部署。十二月十三日，诸军毕集，包围大理城。十五日，城破。大理国主段兴智出奔善阐（今云南昆明市），国相高祥逃至统矢罗（今云南姚安），被追杀。

&esp;&esp;四年（1254）春，忽必烈班师，留兀良哈台戍守大理，继续征服尚未归附的部落。秋，兀良哈台下善阐。五年（1255），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大理各部均被征服。六年（1256），段兴智以大理地图来献。

&esp;&esp;“忽必烈通过远征大理之役，为蒙古军迂回包抄，从长江以南进攻宋朝开辟了新的战场”10。此后，留戍云南的兀良哈台分别向四川、贵州、广西用兵。

&esp;&esp;宪宗六年（1256），蒙古诸王大会于欲儿陌哥都（月一儿灭怯土），商讨大举伐宋。以灭宋为目标的战争全面展开。蒙古军仍然分为左右两路南下。左翼军由塔察儿统率，包括诸王也松格、察忽剌、忽林赤，驸马纳陈、帖里干，将领不只儿、忙哥忽剌察儿、察罕等，号称大军三十万。右翼由蒙哥亲自统领，包括诸王窝阔台系的合答黑（也可合丹）、秃塔黑，察合台系的忽失海和其宗王阿必失合、纳邻合丹、合答黑薛禅，拖雷系的末哥，蒙哥子阿速带以及火儿赤那颜等军队。此外，尚有诸部军和汉军。1256年秋，塔察儿率左翼军南下，他们过东平，到汉江，攻襄、樊。因军纪不严，却热衷于掠夺，竟未能攻下一城一地，遭到大汗的谴责。

&esp;&esp;1257年，塔察儿攻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

&esp;&esp;1258年，蒙哥出师。四月，驻跸六盘山，调集大军四万号称十万，分三路入蜀。蒙哥率主力自陇州入大散关；诸王末哥由洋州人米仓关；万户孛里叉由渔关人沔州。

&esp;&esp;先令左翼塔察儿佯攻两淮，李迪攻宋东海一线，在江淮战场牵制宋军；留守成都的蒙古将领纽邻抢渡马湖，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的宋军。莫哥、孛里叉两路先行为大军继进扫除障碍。后因塔察儿统率左翼师出无功，屡屡受阻，被撤去统帅重任，改用遭谗家居的忽必烈为东道统帅，仍命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命兀良哈台自云南北上，次年正月与东路军会于长沙。

&esp;&esp;七月，蒙哥以明安答儿留守京兆，大将浑都海留守六盘山辎重，自己则领兵自陇州出发，经大散关至汉中，取金牛道入蜀，至利州。取剑门关西苦竹隘（今朱家寨），拔长一宁山城（今剑阁县东南，苍溪县西北），降大获（在苍溪县蕉南四十里）、运山（又作云山、燕山隘，在蓬安县东南三十里）、青居（今南充市南三十里）、大良（在渠江流域南岸）诸城。年底，进攻重庆。自蒙古军入蜀，境内数十座山城或降或陷或被围困，真正能担负起屏蔽重庆，支撑抗战责任的只有重庆北七十公里的钓鱼城。

&esp;&esp;“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会之冲，正面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背依华莹山脉，既可阻止南下的蒙古军的长驱直入，以蔽重庆，也可以联结渠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路的防线”，同时，“四周峭壁悬崖”，“山势险绝”，“是易守难攻之地”。钓鱼城守将是宋兴元都统兼，他采取“保民练武”的方针，兵精粮足城坚，具有可供城内军民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条件。

&esp;&esp;蒙哥决意攻取钓鱼城，他命人分兵四出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准备了各种攻城武器，包围和攻打钓鱼城。南宋曾派兵攻打成都，以解钓鱼城之围，未能奏效。蒙古军围攻不止，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虽打退了前来增援的宋将吕文德，攻城之役进行了五个多月，无任何进展，招降也遭拒绝。七月，久旱酷暑，军中大疫，蒙哥病死。随征军士，除留下汪氏和纽邻的军队外，其余都随蒙哥子阿速带北撤。

&esp;&esp;忽必烈受命南征后，1259年十一月自开平起程，翌年二月至邢州，五月至小濮州，六月至相州。他沿路招见汉臣、儒生和隐士，询问作战方略，进军得失。七月从所俘南宋人处得知蒙哥死于四川军中的消息，未之信，继续南下。九月渡淮，攻破大胜关（今河南罗山县南），进入淮西，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北），决定由阳逻堡（今湖北新州阳逻镇）渡江，驻军江北。九月，从蒙哥征蜀的末哥送来蒙哥已死的消息，要求忽必烈北还继位。但忽必烈不愿无功而回，于是组织诸军渡江成功，并乘胜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调兵援鄂，忽必烈一面继续围攻，一面遣兵南下湖南，接应自广西入湘的兀良哈台。蒙哥死后，南宋四川方面军事压力减轻，吕文德回师援鄂，东路军压力顿时增加。但南宋权臣、右相、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贾似道畏敌不敢战，密遣使至蒙古军前议和。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至军前请其速回，忽必烈与贾似道议和后撤军北还。蒙宋战事暂停，边境局势缓和。

&esp;&esp;注释1《元朝秘史》载：“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主不罕又译作搠不罕、绰不干、苏巴尔罕。

&esp;&esp;2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屠寄《蒙兀儿史记·塔察儿传》，《速不台传》。

&esp;&esp;3《宋元战争史》。

&esp;&esp;4《元史·木华黎附塔思传》记载：“甲午秋七月，……诸王大会，帝顾塔思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于是命塔思与王子曲出（阔出）总兵南征。

&esp;&esp;5金牛道，又名石牛道，为秦、蜀间重要通道。起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四川，经广元趋剑阁。见《宋元战争史》。

&esp;&esp;6《元史·宪宗纪》。

&esp;&esp;7《元文类》卷六○《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esp;&esp;8《元史·世祖纪》。

&esp;&esp;9《元史·郑鼎传》，惟鼎传误将“世祖”记为“宪宗”。

&esp;&esp;10《宋元战争史》。

&esp;&esp;忽必烈与八思巴的会见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绛称伯让波（智幛吉祥贤）。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世祖师，出身于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坚赞，伯父即萨迦四世祖师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从幼年时起，在读写、学法、听经、修习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众人说：‘他一定是位圣人。’因此将他的名字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1。元宪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会见忽必烈，与后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

&esp;&esp;佛教自七世纪传入吐蕃，九世纪中叶，因遭到吐蕃王朝达玛赞普“禁佛”的打击，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社会陷入分裂状态，奴隶制也逐渐向封建农奴制转化，十世纪后半期，佛教又开始复兴。十一世纪中叶，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发展，各地农奴主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彼此间的争夺加剧，他们也各自同佛教势力建立了密切关系，藏传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噶当（“噶”，藏语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一经律论三藏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该派在藏北当雄西南建热振寺）、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该派支系最多，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是其较大的派系，其中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红帽系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和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esp;&esp;有确切记载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与蒙古统治者联系的建立当始自窝阔台的儿子阔端。但中外藏学家中也有人提出这种联系的建立可能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2。无论如何，萨迦派与蒙古上层的联系确始于阔端而政治关系的确立则完成于忽必烈。

&esp;&esp;窝阔台即位后，将河西地区赐给了次子阔端。阔端驻于凉州，负有向藏族地区发展势力的任务。阔端招降了金朝巩州便宜总帅汪古人汪世显，承制以古代山水画鉴赏来降的临洮吐蕃人赵阿哥潘为叠州安抚使，控制了甘、青、川边界的藏区，为向西藏发展势力打下了基础。元太宗窝阔台十一年（1239），阔端派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藏，军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区，使“所有‘木门人家’都交纳贡款。东从贡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尔，南至扪地区一带，所有王城都被元军征服，收归在元朝国法压制之下，遵从元帝之命，并派遣使臣朝觐元都”3。

&esp;&esp;继武力征服之后，他又遣使入藏，征聘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后，在广泛地了解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他决定首先征聘精通佛教经典的大学者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阔端遣使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迎请，萨班在与其周围重要人物商量后，决定前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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