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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团圆之梦（第1页）

团圆之梦，集中体现了元剧的第二主调——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杂剧艺术家内心的正面理想，化作了一系列美丽的演出。

一、《西厢记》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题材剧目之一。《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在元贞、大德年间。对这么一位伟大的剧作家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后面提到的那位董解元，我们连他的真名也无从知道了。）包括那位为他提供艺术基础的董解元，理应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在《西厢记》之后的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可以找到不少位近似于张生的公子，近似于崔莺莺的小姐，近似于相国夫人的老夫人，近似于红娘的丫环，以及近似于《西厢记》的冲突和团圆。近似，在艺术上不是好事，但在民族心理的考察上，却可证明一种稳定性结构的存在。《西厢记》为这一结构的开拓和凝结打下了基础。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张君瑞和崔莺莺的一见钟情，表明了当时男女青年追寻自由爱情的艰难性和急迫性。只是秋波一转，只是光亮一闪，他们就以最大的敏捷，迫不及待地抓住。可怜，又可贵。

《西厢记》中几乎没有恶人。连“孙飞虎”这个名字，严格说来并不代表着一个戏剧人物，而是代表着一种机遇。一见钟情而终于能够走上结为夫妻的道路，孙飞虎围寺和白马将军解围这一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实甫借此给男女主人公一个支点，使他们非正统的情感追求变得“合理”。在以后的剧情中，全部纠葛和冲突，就成了一种合理的意向行动与一种不合理的意向行动的争斗了。

老夫人的反悔，并非仅仅是“忘恩负义”，而是代表着整个上层社会的门第等级观念。因此，面对着这种反悔，崔莺莺和张君瑞只能退却。这是他们两人性格上的软弱，更是因为他们与老夫人之间还维系着某种共通的生态价值观念。正是出于这种背景，王实甫天才地推出了一个在生态背景和行为方式上完全不同的生命形象来破解一切，那就是红娘。

在中国，红娘的名字妇孺皆知。这也就是说，广大观众喜欢以红娘为表征的那种欢快的情感路途，那种麻利的简化手段，那种勇敢的办事方式，那种圆满的婚姻结局。在红娘身上，也体现了通向这一结局的全部艰辛。“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这不仅仅是一个丫环的屈辱，而是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冒险必然要遇到的坎坷。

在种种正常的情感形态被宋元理学和世俗习惯严重扭曲的情况下，爱情冒险必然是精神冒险；而《西厢记》式的大团圆，正是这种精神冒险的彼岸。因此，《西厢记》不仅给中国戏剧史，而且也给中国思想史带来了一脉霞光。

《西厢记》的一个较早的题材渊源是唐代文人元稹（779—831）所写的传奇《莺莺传》。在元稹笔下，张生初见莺莺时爱之甚笃，也可以为之而蔑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不久之后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担负的功名利禄重任，想起历来女人误国误身的教训，便舍弃了莺莺，而莺莺也只能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元稹虽对莺莺不无同情，但在理智上还是支持张生的。这样，他就以一种矛盾和冷漠的情感，写出了一个令人气闷的悲剧。有人认为，这里可能包含着他并不光彩的自况自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云：“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而王实甫，却是在为一群叛逆者的理想喝彩，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人生等级和艺术等级。

中国古代最放达的艺术批评家金圣叹对《西厢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用夸张的言词写道：

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

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只须扑，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于耳，便牢在心。他其实不曾眼见《西厢记》，扑之还是冤苦。

《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

《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也。

《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

《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谁说《西厢记》不好，金圣叹竟主张去“扑”他。以动武来解决文事，当然不妥，但推崇之情确实让人感奋。金圣叹说这番话，离《西厢记》问世已有三百多年。一部三百多年的剧作竟能引起如此深挚的喜爱，足见其跨越时间的巨大影响。

二、《望江亭》

《西厢记》所采用的是一个从唐代延续下来的历史题材，如果让这种美好的爱情理想与元代的现实联系起来，会出现什么情景呢？对此，关汉卿作出了漂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