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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波利尼西亚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否则他们就不会居住在太平洋上的小岛之间。实际上我还认为这个民族与后来中东崛起的海上民族或者腓尼基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后话。再联系到北京山顶洞人中的拉美尼西亚女人，这个推断就显得更有道理，因为拉美尼西亚基本上就在波利尼西亚文化圈内　。也就是说，无论山东大汶口文化还是北京山顶洞人看来有可能是同源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都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南岛文化”范畴内。也就是说，中国的南部与东部地区，在早期更多接触了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海洋背景的“南岛文化”。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又加入了其它多种文化色彩，最终稳定沉淀于“三代”。而三代的直接根源却在中东。

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我相信生活在海洋上的这些人们融合、分化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与文化，有些群体甚至消失不见完全被包容在另外的文化色彩之中。比如“三代”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结晶，我们最终只可以分析出其中的一两个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做全面的总结很困难。

在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一直比较接受人类起源“非洲单一说”，当然包括南岛人（含波利尼西亚人）也是从非洲出去的。

在第四纪冰川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人类活动绝迹了大约4万年，而这个时期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因为生活在赤道附近一直生活得自由自在，他们以那些温暖的岛屿为根据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1万多年前冰雪融化期间，他们可能花费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游弋到当时临海的北京山顶洞，其部分后代也分布于相距已经不远的山东泰山一带。台湾在这条交通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中转作用。有许多的研究者认为台湾是“南岛文化　”的发源地，可能就与这个重要作用有关。由于中国大陆文明交流与冲突大大高于台湾，所以最初的南岛文化作为最底层在大陆被彻底掩盖，我们容易看到的是后来人群带来的影响。台湾的“南岛文化”成分因为相对“纯净”而为大家所易见。

对于日后中国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大汶口文化有人给分为这样三期：公元前4300…公元前3500，公元前2900之前为二期，公元前2400前为第三期。在最后这期中出现了西夏侯等遗址，黑陶开始出现，玉钺与石钺出现，并且一些大家熟知的斧头与太阳月亮的组合符号同时出现。

这一时期以赤峰为核心的北方红山文化与大汶口应该有接触，并且时间越近我认为红山与大汶口愈加靠近，他们相互有过更多的影响。我更偏向于把红山的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与仰韶有联系，后期与沿海的东部有联系。

南部江苏吴县一带的崧泽、马家浜、杭州湾的河姆渡、良渚等也做类似考虑归纳，他们通过大汶口而与红山文化发生联系。东部沿海一条线。

以上东部地区很可能与南岛文化都有牵连。所以在近1万年的时间内，到底是中国大陆发展了南岛文化，通过台湾回馈给太平洋中的南岛人，还是南岛人不断向东亚北方迁徙发展，这确实是个问题。但重点是要认识到，大约从龙山文化开始，东部文化就逐渐被新的文化层所覆盖，这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中国东部海洋文明（2）

假如说红山文化中有鹰崇拜，那么南方河姆渡文化里则似乎出现了凤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龙风文化从根源上似乎与西北仰韶文化鲜有关联。也就是说，在中国一直声名显赫的仰韶文化很可能由于被东部文化替代，尤其是被奠定了中国文明根源的“三代”覆盖，今天中国人所继承的很可能更多不是仰韶文化，而是东部海洋文化。当然，这个说法相当武断，但确实值得提出来。龙风文化到底起源何在，现在还是个谜。

黑陶作为龙山文化的象征，似乎除了西北仰韶哪里都有出现过，包括南方的大溪以及后续的汉水屈家岭，河姆渡就更是“以黑陶为特色”（张光直语）。这都说明了中国东部南方与东方的某些统一性，以及他们与西北地区的分别。

张光直先生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河下游冲积扇已基本形成，随着其边缘地带地面豁缝逐渐缩小直至最后消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的陆路交往就必然便利了”。　“有确切无疑的迹象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无论南方和北方，这些有特色的文化都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该进程中，文化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其时间在北方为随后的1000年，而在南方则为随后的1500年至2000年。这些地域文化向外扩展，彼此间确确实实地进行接触，在文化上相互作用，并从实质上表现出相互作用日趋加剧的迹象……”。

注意一下南北两地的不同时期或许是有意义的。它或许暗示了我们某些基本条件上的必然，比如交通工具的这个时间的改进甚至出现。为什么南方会晚1、2千年，他们在等待什么？我认为可能是一种舟船大车。也可能是青铜器的出现有利于南方茂密森林的开垦。

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区域在“相互作用”之下成了“相互关联的文化”。对于这个相互作用的时空概念，张先生认为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开始形成，范围是北起辽河流域，南到珠江三角洲和台湾，东起东部沿海地区，西到甘肃、青海和四川……，所有的地域文化在形成被秦汉王朝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作用”　。

张先生尽管是一位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的支持者，但是他是一位明显有着开放与发展眼光的人。他时时看到新材料的涌现对于史前老的假说的冲击。我不得不说，在这里张先生表达了中国后来的文明就起源于以上提及的新石器时期文明的倾向，这个认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张先生如大多数中国文明独立说者一样，只看到了中国本土完整的“序列”，并陶醉于这些“序列”，但对于新内容的注意不够，比如马车的引进，青铜器冶炼技术的引进，瓷器（非陶器）在商朝的突然出现，文字在后商的突飞猛进，对于这些关键的文明元素都没有足够的重视。最重要的是，中国文明独立说的前提是建立在DNA技术应用之前中国也有猿人进化为中国人的幻想基础之上。现在当我们把人类的起源定位于非洲单一起源说之后，许多推论势必发生了动摇。但张先生并没有看到今天DNA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已经没有机会更改他的结论了，这很遗憾。但张先生的视野始终是开放的，我始终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受到他这个精神的鼓励。

在过去的上万年里，应该源源不断地有外部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国，定居下来，他们带来的文明与本土产生的文明一直在进行交流和本土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奠定了部分的中华文明，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带来新文明的“三代”还没有到来。

大汶口之后的龙山文化开始了，同期比较著名的还有南方杭州湾附近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黑陶以及那些独特的带有大眼睛（或大耳朵）的玉石纹饰都说明了它与龙山文化或者商文化的直接关系。

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那些精良的玉器。东北的红山文化是另外一个以玉著名的区域。尽管从文饰上还看不出来两者有什么关联，但是同样热衷并擅长玉石雕刻都让人猜想之间是否有着深层关联。由于红山文化在前，良渚稍后，在考虑到气候在那个时期发生了气温下降之后，这一猜想就更显得合理。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迁徙，更大的可能是一种融入交流。

整体看下来，实际上中国东海部地区都有十分明显的玉传统，而中国西北地区却似乎只盛行陶文化。这是中国新石器时期东西部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龙山文化挟裹着“三代”文明。

龙山时期一些遗址开始广泛出现于平原地带，说明大海消失了，沼泽也已经开始缩小，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中原。突然多出来的这些土地使整个东亚看起来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埃及与两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发达的王国，中东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不会不关注到东亚长出了一块巨大的肥肉。而更多的商人甚至商业大家族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考古显示，在大约5000年前东亚开始文明加速，这里的社会生活即将发生一些质的改变，其中一个标志是“矛头和箭头的数量却异乎寻常地多”。暴力与战争开始正式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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