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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入蒙古。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时已经是9月13日下午4时了。而在这一天的中午，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苏联方面对事件密切关注，据后来的报道披露，他们准备了四大箱子文件，里面有数十位中共高官的材料，都是近年来从政坛上消失的高官。于是苏联人又来到了现场，这次是包括克格勃、法医等专家小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割下那个年龄较大的和女尸的头颅，在锅里煮掉皮毛，拿回去对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的档案，从而得出林彪就在这架飞机上的结论。

孙一先讲：

我拍了7个卷，沈庆沂拍了3个卷，回到使馆，为了试验效果，我先把小沈拍的一个卷冲了（那时我们没有彩色卷），放出来效果不错，这下放心了。这一个卷就留在了使馆。使馆里都有冲洗设备，另外9个卷就带回了国内，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她是很专业的，外交部的设备很好，除了对焦曝光以外，其他都是自动的。那照片清晰极了，我的相机也很好，是新型莱卡M3的。我拍了许多尸体的特写，包括飞机上的大洞，每个尸体都拍了2－3张，还有埋葬的过程，边拍边步量距离（早先我在军事学院学过简易测量），我还带了指北针，根据这些“数据”绘制了现场草图。中央开会的时候把这些照片放大了十几套，后来更是放了无数套。

照片的底片现在都在中央档案馆，我离开外交部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交了，那时的组织纪律性很强，根本不考虑自己留什么档案之类的事。这件事的后果之一是从此在驻外使馆里配备了电影机和电台。而当时我们就缺这些先进东西。我后来总结这叫“时代性的遗憾”。

这些照片在1980年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时才发表了一部分，当年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里有许多孙一先和沈庆沂拍摄的照片，当然也不会署名的。所以至今许多人不知这些照片是谁拍的，也不会有稿费之类的事。孙一先后来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从此穿上了军装。如今退休在家。毫无疑问，这件事是他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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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握手（1）

握手，这样一个人间极为平常的礼仪，如果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这一握，甚至可成为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标志。中国和美国、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握手，就是这样的一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按惯例，应该是随行人员先出现在舱门，而尼克松却早有安排，他让其他人员退后，自己第一个出现在舱门，他要人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在第一时间照面的镜头。据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的回忆，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一失礼行为时（指杜勒斯拒绝与中国人握手），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群众的注意力。罗杰斯（时任国务卿）和我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前我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忘记了。……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历史性地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为了这次空前的会见，摄影记者们也作了大量的准备。###回忆说：

2月21日清晨，我早早地起来了。车子来接我去机场，我看时间还早，就让司机拉我到西花厅。总理的背影在前院弯曲的长廊里慢慢地移动着，又是一夜没睡。我说，总理，今天中外记者一律拦在离飞机20米远的地方。总理问：你呢？你在哪儿？我说我也一样，拦在远处。总理又问：有多少记者，挤在一起怎么照？我回答说有100多个记者，我们搭了个阶梯式的架子，人在上面谁也不会挡着谁。总理又问：老杜，这次的接待方针知道吗？我说知道，这次的方针是“不卑不亢”。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的上空。周总理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来，跑道两面站着衣装笔挺的三军仪仗队。飞机还没停稳，所有的眼睛就都贴在了相机上。我用的是莱卡相机，还有一支长镜头。舱门打开了，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下了舷梯，他夫人穿的是火红的呢子大衣，我想，要是彩色胶卷就好了。

尼克松步子很快，一边招手一边鼓掌，刚踏上平地，手就伸向了二三米外的周恩来。100多部相机随即发出一片爆豆子般的声音。我回到社里，冲洗照片，放出后我选了两张，一是没握上手的，一张是握住手的。正好我去送照片时，毛主席在接见尼克松一行，我把照片交给总理，不出所料，总理也选了那张没握手的。

周恩来总理站在寒风中，旁边有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外长等中国要员。尼克松走在舷梯上时，周恩来就开始鼓掌，尼克松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还。不等走下舷梯，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也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也是一个时代开始。尼克松显得很激动，说道：“总理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周恩来说：“总统先生，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的国家访问。”这一划时代历史性场面一直通过###传到全世界。

到场的摄影记者很多，大家都拍到了两国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但是时任新华社中央组驻中南海专职摄影记者的###却独辟行径，抓到了俩人的手尚未握在一起、但又迅即在握的瞬间。与已经握上手的照片不同，它不但表现了握手的结果，更突出了握手的欲望，它暗示着中美关系的现状，而且画面效果超凡脱俗，可谓是“决定性的瞬间”。就是这零点几秒的时间差，就是两只手之间这微小的间隙，使得这幅照片在无数的、平庸的握手照片中脱颖而出，成为经典新闻事件的经典新闻摄影之作。

我拍完了毛主席接见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镜头后就把胶卷送回新华社冲洗，我自己拿着总理选定的照片去主管宣传的姚文元那里审阅。“为什么会选这张呢？”姚文元嘀咕着，最后说既然总理定了就用这张吧。第二天全国的报纸都发了这张照片，世界各国的报纸也用了这一张。后来《尼克松回忆录》的封底也用了这张照片。

据《中国外交秘闻》记述，周恩来和尼克松随后一同进入一辆挂着帘子的防弹高级红旗轿车。在离开机场时，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汽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在18号“元首楼”前停下，尼克松、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就住在这栋楼里。吃过午饭后，尼克松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总统先生，毛泽东主席想见您。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对于尼克松来说，与毛泽东会谈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这么快，他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毛泽东陈设简单的书房。毛泽东在秘书的搀扶下站起来，面露微笑地迎接尼克松。当两人握手时，毛泽东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随后，毛泽东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基辛格又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班上的学生研读您的著作。”毛泽东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连忙接着毛泽东的话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说：“我未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已。”谈了其他许多问题后，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谈。我这里只谈哲学问题。”这次谈话本来预计只进行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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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握手（2）

经过多次的反复，两个长期对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终于在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列举了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肯定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之后，强调指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后来尼克松说，这次来中国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而毛泽东却说，他改变了世界？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应该说，尼克松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功绩。虽然后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了台，但中国人还是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他下野之后访问中国时仍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一周，确实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形成的两极世界经过60年代的动荡、分化与改组已经变了。第三世界的政治力量已经崛起，力量之大可以在联合国大会上否决美国的提案。由两个超级大国左右世界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分别有长篇的回忆录，至今读来仍然引人入胜。关于这个过程的电影、电视镜头至今还经常出现，而人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恐怕就算这一张了。

谁是“四五英雄”？（1）

“四五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就不用说了，然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四五运动”还造就了一大批响当当的摄影家，甚至可称为中国摄影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新的观念、新的形式、新的风格都诞生于此。这一批人非同寻常，其中有不少是中国高官的子女，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优于常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摄影事业上却非常地平民，非常地投入，因而也就对摄影的发展贡献很大。“四五名作”之一《力挽狂澜》的拍摄者，就是中共###，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宣　部部长邓力群的女儿罗小韵。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邓力群被冷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因为那时他是“邓小平的人”，而邓小平在1976年时正受排挤，邓力群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这个时候他女儿罗小韵能够拿起相机去天安门拍照，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其实现实中的罗小韵，就是个吃了豹子胆的性格。如今，她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

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过理想，并憧憬着它的实现；但是真的长大成人了，你才会发现，你所从事的事业常常是自己不曾想到过的，我便是这样跨入摄影之门的。

1973年，我结束了5年的插队生活（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5年），赋闲在家一年。正好家里有一台相机，周围的朋友、亲戚有喜欢照相的，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掀起的汹涌波涛，第一次使我省悟到了摄影的真正价值，从那时起，我就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1月8日的下午，我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家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一种不祥的感觉出现在我的心里。我小心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儿？”妈妈告诉我，周总理去世了！话还没说完，眼泪便夺眶而出。尽管在这之前，就听说总理病重住院，但噩耗传来，我们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晚饭全家人几乎都没有吃，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不时传出哭泣声。

第二天清晨，我拿上相机，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的国旗已经降了半旗，天气阴沉沉的，跟我们的心情一样；感觉很压抑。1月11日当人们听说总理遗体要火化的消息，首都上百万群众不约而同地冒着寒风；聚集在长安街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给总理送行。而后，人们又涌向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和花圈，有时要等候一个多小时。纪念碑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小白花，悼念的人群中经常有人哭得晕了过去，医务人员自发地在纪念碑前为悲痛欲绝的人们设置了临时急救台。而“四人帮”一伙儿对全国人民的悼念活动进行了压制，人民心头的怒火越压越重，终于在清明节前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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