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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所以易于讨好。这类译法似乎颇难而实在并不难，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要比用白话文还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可以写得像样，原意也并不失掉，自己觉得满足，读者见了也不会得不加以赏识的。这可以说是翻译的成功捷径，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与事倍功半的白话文翻译不可同年而语。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译者因为喜爱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于译者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亦是不得已也。

我把这一段文章引在这里，一面也是说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一面是说明雅与文言的关系，在用白话文译书的时候，三字诀中的雅可以不必要，至多归并在达字里边也就可以了。

（四）　韵文与散文

末了这一节话恐怕缺点顶多，因为是外行人所说的。我不会得做诗，这里说起韵文，乃是上文讲到文言译书，所以连带引起来，想对于用古文译诗的问题说一句话。看来很像是矛盾，我对于有能力的人把外国诗歌译成中国旧诗并不反对，但是自己如遇见书中有诗歌出现，却主张用散文译，无论是连写或是分行，总之都是散文，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有韵的白话这一体，所以没法子用韵文译。韵文总有它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则是如字的有脚韵，自《国风》《楚辞》、诗词以至小调弹词，都是如此。把外国的诗歌要翻成中国的韵文，便必须用上边所说的某种形式表现它出来，这才在中文的译本上有韵文的感觉，大抵愈用古旧的体裁也愈容易译得好，其理由与用古文译书是一样的。不过这也仍旧是为译者自己的利益而说的话，对于读者是否便利，对于原文是否体裁相合，也还是很有问题，即使是同样的问，用《小放牛》调改写《天问》，我想总不能算是合适吧。翻译外国的韵文，在我个人看来总觉得是一件大难事。六朝以来，佛经里有好些韵文作品都译成了中文，如《佛所行赞经》，还有某一种的本行经，全部是韵文，译成了“偈”的形式，这里显示出译师们苦心与独创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不愿意改译成散文，要用韵文呢，那时所有的各种形式总有可以采用的，可是用了便要受约束，不变成大雅也是长篇述祖德诗了，所以他们造出了一种无韵的非散文，沿用“偈他”（gatha或译伽陀）的名称，是专为译述印度原诗用的新文体，至今读了还觉得很有意思。正如《四十二章经》用《论语》《老子》体的文章写了之后，感觉得虽雅而不适合于发挥新事理，乃揉合骈散，成立了晋唐的佛经文体，这里不用骚赋，别造偈颂，意义相同。这给予我们一个教训，便是旧文体纵或可以应用，新时代应当自己去找出途径来。现今想用古诗文各体裁译著的人大概是没有了，但是新的途径也还没有找好，散文方面总算走了几十里路，韵文却没有什么头绪，这是值得去试探寻找的，虽然在我外行人这里毫无意见可以贡献。

重译书与重出书

1951年7月15日刊《翻译通报》3卷1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重译书究竟是否多是每况愈下，而不是后来居上，我想这很是一个疑问，还得要加以调查研究。顶重要的一点是，重译书与重出书的区别须得分清楚了。重译书是明知道这书已有译本，决心来从新翻译，这里必定有什么一种原因，如不是发现前译有错误，要来改正它，便自信重译一遍，可以更为达雅，才肯费了时间精力来做这样的工作。假如是有这样用意来动手重译，那么在理论上说总不能比前译更差。重出书则是彼此全不接头，同时或前后译成出版，译文虽有好坏，那完全是偶然的，与翻译先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有用意的重译，我以为是值得奖励的，一面加上正确的批评工作，使得读者能够择取比较优良的译本，在译者出版者方面也是一种警惕，不好再随便从事。至于译书的重出，除了目的专为谋利的抢译抢印，系属不好的现象外，似乎没有多大的害处。如要帮助读者免花冤钱，可以加重批评，分出好坏来，再来办好翻译工作者通讯机构，交换消息，也可减少重复的翻译。只要译者出版者不专注重利润，对于文化负点责任，出的东西够得水平线以上，重出的版本也有用处。中国地大人多，文化学习日益发达，书籍需用很多，能够供应都是好的，何必限定一本，只此一家的去发行，反而使效用减少了呢。外国常有许多古典著作，翻译至再至三，那既不是谋利，也不见得因为以前名人译本有什么大错误，大抵只觉得照他的意思这样译法最好，所以来实行一下，与别的各本并行，于流通古典，推广文化上边增加一分力量，这是大家知道的事。中国只要物力人力足够，这样的办也是很好的，目下虽然力不能及，但照这原则说来，书的重出不算坏事，那总是明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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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岁生日记（题为编者所加）

1951年12月28日作

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廿八日晴，晨零八度，旧十二月朔。不知今日为可祝耶，为可诅耶？诞生为苦难之源，为自己计，自以少遇见此日为佳耳。先君没于三十七岁时，祖父卒年六十八岁，但也在诞日前半年，余今乃过之，幸乎？不幸乎？庄子述尧对华封人之言曰：寿则多辱。若是（我以为这是很对的），则亦是不幸也。但我现今目的只在为人与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愿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出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也。虽然在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极好的事，不过其利益只在个人而已。早晨孙儿辈来拜寿后书此志感，写毕胸次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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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口充肠――饭后随笔（三三九）

1951年1月1日刊《亦报》

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千字文》里有一句话道，适口充肠，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能很得到要领的把人类吃食的动机说明白了。我说人类的，因为在一般动物吃食只是充饥，到了两只手的朋友总要讲精讲肥，分别好吃不好吃，现今再加上热量与维生素的计算，这已是第三级了。自然热量供给与消耗不平均，维生素缺乏，是要生病的，但我觉得充肠的问题也并非不重要，正如维生素病是“吃饱的饿死”一样，热量与维生素充足而食量不满也是饿得很难过，虽然于卫生无害。有人理想将来科学发达，一个人一天只要吃三颗丸药就够，不必吃饭，这事或者有一天可以做到，但是我怕人的胃肠如不改良，保健上虽是行了，生理上难免痛苦，因为胃是不习惯于空虚的。因此卫生与适口两级虽是人类进步后所独有的，但充肠究竟还是根本的需要，我们没法轻视它。维他命剂总有限度，熊掌与鱼不能常享，结局仍是蔬食菜羹，管他什么鸟成分，只要没有毒可以吃便好，吃一个饱才可卷起袖子来做事，这一直是老百姓的意思，现在看来还是完全不错的。

琉球的酒壶――饭后随笔（三四）

1951年1月3日刊《亦报》

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有两把琉球的酒壶，藏了已有二十年，这回分送给两个朋友了。其一是我从日本一处民间工艺品的店里买来，因为在大陶瓷器店是不卖这种东西的，本是老百姓的用品，那时代价也只有日金半圆，却不能不说是难得之物。其形如大蒜头，中间的圆筒作喇叭口，却没有盖，旁有一嘴，暗色釉上涂彩色不成形状，这如放在馄饨店的板桌上装酱油醋，倒也适合，但实在却是盛酒的。琉球的烧酒名为泡盛，大概酒花很多，颇有名，以壶的容量不大而论，那是盛白酒而非黄酒的殆无疑问。其二系友人在同处买来见赠，形式奇异，其状如圆环，径约一寸，中空容酒，上侧有一圆筒为柄，从上端倒酒入内，对面是一壶嘴，仿佛是为烫酒便利而作的，釉与花纹大致相同。这些壶不知道原来什么名字，与日本的铫子朝鲜的酒煎子形状均不相似。本来这也是平常物件，但是现今琉球沦陷在美帝手里，不知何时才得解放，所以成为可纪念的东西，我的两位朋友都是说吃假黄酒不如真白酒，送给了他们或者还可以有用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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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关公――饭后随笔（三四一）

1951年1月4日刊《亦报》

署名十山

未收入自编文集

这回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得到了重要的收获，据报上所发表几项决定都很正确重要，前进而又那么稳健，正是难得。其中一项，对历史上与传说中为人民所爱戴的英雄人物应予以肯定，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例。在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的空气中，对于民间艺术往往过于打击，犯性急的毛病，结果是至少也是无益，这到现今才算渐加纠正了。但是在这里当然也有斟酌，未必一律无条件的肯定，譬如伍子胥、诸葛亮、赵子龙、岳飞、牛皋这些人自然是不成问题，至于关羽，我想这就没有那么简单，实在必须加以清算才对，因为这偶像后面是存在着一种迷信的。据说演戏时扮关羽的人不敢称名，台上报名也仍说吾乃关公是也（我于戏是外行，只据传闻如此，或是说我乃关某是也亦未可知），为什么呢？因为这关公是明朝的昏君封过他为伏魔大帝，清朝又因他帮助攻略中国，很崇奉他，士大夫还尊之为关圣帝君，这真是岂有此理之极了。小说戏曲里的孙猴、济颠僧我以为还不妨容忍，假如民众是喜欢他的话，但那位关羽却是断乎不可，这或者不是个人一偏之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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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孟德等――饭后随笔（三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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