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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1页）

&esp;&esp;注释1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竣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1978年。

&esp;&esp;2《元朝秘史》卷九。3《元明秘史》卷一○。

&esp;&esp;4异密，波斯语，相当于蒙古语的那颜，即官人。

&esp;&esp;5《史集》》记载：“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们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蝴蝶图根据这一约定和蒙古人的传统习惯，从1207至1214年，成吉思汗把三十余个千户及蒙古国东、西两翼之地分授给诸子诸弟，形成了东、西道诸王兀鲁思1。

&esp;&esp;享受分封的有成吉思汗的母亲、诸子、公主、诸弟，他们是封地和属民的主人。常被称为“投下”（亦作“头下”）、“头项”、“位下”，蒙古语则称为“爱马”。

&esp;&esp;受封诸王对封地、属民拥有相当大的支配权，酷似较独立的封国，同时也是草原分封军民集团，这种投下或部，是大蒙古国属下的一层统治机构。

&esp;&esp;兔儿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年，1207），成吉思汗命长子术赤领兵征伐了林木中百姓，征服了斡亦剌、乞儿吉思等部。术赤得胜归来，成吉思汗很高兴，他说：“我儿子中你最长，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马生受，将他林木中百姓都归附了。我赏与你百姓。”2同时，孛罗忽勒、朵儿伯朵黑申又征服了豁里秃马惕。蒙古国将有毡帐的百姓和林木中百姓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esp;&esp;于是，成吉思汗按照当初的约定，在大汗家族内部进行分封。他说：“共立国的是母亲，儿子中最长的是拙赤（术赤），诸弟中最小的是斡惕赤斤。”按照蒙古人的习惯，最小的儿子（蒙古语称“斡惕赤斤”）3是父母财产的主要守护者和继承者。于是成吉思汗分给母亲和幼弟一万百姓，术赤处分得九千，二子察合台分得八千，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各分得五千。二弟合撒儿分得四千，三弟合赤温早死，其子按赤台（又作按只台、阿勒赤歹、阿勒吉歹）代表其父分得二千，异母弟别勒古台则分得一千五百。

&esp;&esp;这次分封，虽是以家族中血缘关系亲疏为标准进行的，同时也有论功行赏的成分。成吉思汗的叔父阿答儿台曾跟从王罕阻挠过蒙古大汗的统一事业，当给亲族分配“忽必”时，成吉思汗本欲处死他，因功臣孛尔术（孛斡尔出）的解劝，看在已故父亲的份上，原谅了他，但不曾依家族成员之例分给他应得的“忽必”。

&esp;&esp;随着人口的分配，也大体确定了投下的疆界。术赤的封地（也称禹儿惕、嫩秃黑或兀鲁思）从阿勒台山（阿尔泰山）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地区，同时令其向钦察草原用兵，征服该地区的国家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地，于是术赤及其后人在最初封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钦察汗国。察合台的封地自阿勒台山至质浑河（阿姆河）。窝阔台的封地在阿尔泰山西南叶密立（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诺）、霍博一带。拖雷的封地在阿勒台东、谦谦州（叶尼塞河上游）和乞儿吉思（叶尼塞河中游）一带。大体上术赤拥有也儿的石河至咸海、里海以北的地区，察合台领有畏兀儿至河中原属西辽的地区，窝阔台分得叶密立以北，额尔齐斯河上游、阿尔泰山一带原属乃蛮的地区。拖雷则据有大斡耳朵西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上述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他们的封地在成吉思汗大兀鲁思（或称大斡耳朵）的西部，故常被称为西道或右手（右翼）诸王，这些封地分别由成吉思汗诸子及其后裔掌管。

&esp;&esp;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涅河（又作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河（海拉尔河）地区，与帖木格·斡惕赤斤的封地相接。合赤温之子按只台的封地在捕鱼儿海子（今古贝尔湖）南、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南端西麓一带，南至胡卢忽儿河与弘吉剌部为邻。帖木格·斡惕赤斤同其母亲的封地在蒙古东北最远处，哈剌温山以西哈拉哈河一带。别勒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和怯渌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一带。南接按赤台，西邻成吉思汗大斡耳朵。这些封地都在大汗斡耳朵的东部，所以他们的领主被称为东道诸王，也称左手（左翼）诸王。拥有和管理这些封地和游牧民的是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

&esp;&esp;在各自封地内，诸领主有权将其所分得的土地人民向各自的子孙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封国内的又一层封地与封君，即所谓“国中之国”。

&esp;&esp;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后妃，直接控制了怯渌连河、斡难河上游和土兀拉河（土拉河）、斡尔寒河（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国中心地区。

&esp;&esp;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也给诸王任命了辅弼千户那颜（蒙古语，意为官人）。母亲与幼弟斡惕赤斤处委付了蔑儿乞部的古出千户等四人，术赤处委付了轻吉惕部的忽难等三人；察合台处委付了哈剌察儿等三人。窝阔台处委付了亦鲁等二人，拖雷处委付了哲别等二人，合撒儿和按赤台处也各委派了一人。

&esp;&esp;这是蒙古国建立之初的首次大规模分封。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分封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同时，由于各投下主人对大汗效忠程度的不同，甚至有的领主与大汗之间发生了武装对抗，各封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西道诸王逐渐脱离元朝中央的控制，发展成与元廷保持松散隶属关系的独立政权。与此相反的则是元朝中央加强了对东道诸王的控制和限制。就个别宗室成员而言，则是与大汗亲缘关系密切和效忠于大汗者，得到了较多的实际利益；发动武装叛乱者，被平定后，其权力也相应被剥夺。

&esp;&esp;太宗时期，窝阔台入主中央兀鲁思，在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哈尔和林）建都，使之成为大蒙古国的统治中心，而将自己的封地交给了长子贵由。同时，利用大汗的权力，从拖雷所辖的属民中拨出逊都思、雪你惕等三千户给次子阔端，令其驻牧西凉，全权负责对川、陕、甘、宁、青、藏的攻略征伐，由此，又形成了以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阔端的兀鲁思。

&esp;&esp;宪宗蒙哥时期，诸王封地再一次发生变化，首先是术赤兀鲁思的扩张。由于地处西陲，又握有自基本领地出发向外扩张的权力，所以术赤兀鲁思最先出现了离心倾向。随着军事征伐的胜利，术赤及其继承人次子拔都逐渐控制了以钦察草原为中心的大片领土。宪宗蒙哥的入继大统多得力于拔都的支持，因此拔都又经大汗特许在兀鲁思内享有更大的权力。于是，术赤兀鲁思首先成为大蒙古国内扩张最快，领土最大，享有独立权力最多的宗藩之国。

&esp;&esp;蒙哥即位，遭到窝阔台子孙的抵制最大。蒙哥在处罚武装夺权的窝阔台子孙后，对窝阔台兀鲁思也进行了调整。他将窝阔台

&esp;&esp;蒙哥弟旭烈兀在宪宗朝曾奉命率军征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并实际上控制了上述地区，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夺中，他最终支持了前者，从而取得了对阿姆河至密昔尔（埃及）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权，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藩国。

&esp;&esp;拖雷与此相反的是东道诸王势力的削弱。以帖木格·斡惕赤斤为首的东道诸王，曾经是蒙古汗国东部地区的支配力量，成吉思汗西征期间，他曾为监国。窝阔台死后，他虽因图谋汗位被杀，但其兀鲁思并没因此而被削弱，至其孙塔察儿时，其势力已达到哈剌温山以东的广大地区。由于拥戴忽必烈有功，世祖时期，塔察儿长期受到特别的尊宠与优待。但是，他们效仿西道诸王向东部的辽阳，高丽一带发展势力却受到了元廷的限制。世祖后期，由藩王与中央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东道诸王的叛乱。叛乱平定后，忽必烈剥夺了部分叛王的军队和部众，并设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长期镇守这一地区。他们受封后扩张所得的土地被朝廷收回，虽能退保原封地，但地位和实力却被大大地削弱了。

&esp;&esp;除列土分民的“忽必”以外，蒙古大汗对亲族和功臣还有一种称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随着蒙古国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时期在蒙古草原地区的分封和赏赐也扩展到了新占领地区。而由于新领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忽必”和“莎余儿合勒”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esp;&esp;太宗六年（1234），金亡，河北、河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纳入蒙古统治范围。但长期的战争，居民多逃入诸汉人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同时，诸将领也将所俘人口作为私属，寄居州县，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非常有限。为了将无籍和私属人口纳入大汗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大断事官，全面编籍中原户口。

&esp;&esp;次年，失吉忽秃忽以所籍中原户口上报大汗，共得户一百一十多万。按照蒙古人的观念，所得中原汉地有城子的百姓，也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也应在亲族中进行“忽必”的分配和向功臣提供名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于是，太宗八年（1236）下令将中原民户分与宗室和功臣。这次分配范围较广，自太祖叔、太宗叔祖答里台以下，至太祖诸弟、太宗诸兄弟、姐妹、子女或其后裔以及诸功臣、将领等，都分得了数目不等的汉地民户。

&esp;&esp;但是汉地的分封进行得并不顺利。首先，在与蒙古将领共同攻打金朝时形成的汉人地主武装，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控制了河北、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民户，分封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抵制。同时，中原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农业区，那里早已采用租佃制经营方式，那里的人民是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他们对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享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分封就意味着他们将被领主所控制，成为领主的私属，身份地位将下降。这是历史的倒退，必然激起中原人民的抵制。

&esp;&esp;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规定：各地只设达鲁花赤4，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税，非奉诏不得征兵赋。按照这一原则制定的具体办法是：封地由地方州县和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管理，在赋税中，按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的份额，每年向领主颁赐一定数目的丝料。这就剥夺了诸领主对封地的治理权，领主只能得到封地的部分租赋收入，这就是“五户丝制”。它与唐中期诸皇子弟的食邑制颇为相近。

&esp;&esp;但是，蒙古贵族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在草原地区享有的权力，他们习惯于像治理草原封地一样治理中原食邑，因而，耶律楚材制定的“五户丝制”自其执行之日起，就被诸封君所破坏。而中原地区的社会背景、汉人官僚的抵制以及中央集权与分封的矛盾，也使这种食邑制不断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变化。

&esp;&esp;按照规定，五户丝食邑允许设置由各投下主委任的监临官达鲁花赤，其余事务则由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负责。实际上，自中原分封之始，各投下就违制私自向封地派遣官员，致使食邑内，除合法的达鲁花赤之外，又不断增设札鲁忽赤5，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这种状况使中原食邑基本上被正规或非正规的投下官府所支配，最终造成封君权力的扩大和五户丝食邑制的名存实亡”6这种状况，无疑侵害了大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了五户丝制的根本原则。因此，在诸王的中原食邑中一直存在着朝廷与封君争夺治理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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