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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借口要买香菇，跑到中峰，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见她一面。回县前，她来找我，说已经请假，要去县里买东西。后来我知道，她的借口是去买天麻，文工团的人因此给我们两人起了绰号，称她为香菇，称我为天麻。我们同车到达县城，她下午去办事，晚上来我的房间叙谈，当夜住在县文艺队的宿舍里。

按照常情判断，两个彼此爱恋的年轻人关门处于一室，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事实却不然，那时候的我，说单纯也好，说迂腐也好，对于一个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动一下亲吻的念头也会觉得罪恶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规矩地坐着说话的时候，中峰那里已经炸开了锅。正是阳历除夕，文工团的人聚餐，有人问贝珍哪里去了，响起了一片嘻笑：“县革委会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真厉害，把我们团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会儿，一下子就带走了……”在场的地区政工组一个副组长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当天夜里，文工团不断地往县里打电话找人，并调查贝珍睡在何处。第二天，从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贝珍一到达，立即被隔离了起来。第三天，我去中峰，无法再见到她，只得到了别人转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与我见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粗暴地压制恋爱自由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可是，在当时，两个年轻人哪里有力量对抗握有一切权力的组织。若干个月后，文工团一位老演员到资源出差，她是贝珍的老师，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较多的实情。那个政工组副组长掌管文工团，他宠爱一个男演员，而那个男演员看上了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职权从中撮合。在他看来，我不啻是闯入了他的禁地，搅乱了他一心想包办的婚事，难怪要恼羞成怒了。中峰风波后，他和那个男演员对贝珍进一步施加压力，仍以失败告终。贝珍的老师告诉我，贝珍始终为我辩护，说她是主动的。她对老师说：“一般男的往往头脑简单，感情僵硬，我长这么大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贝珍的老师还谈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在阳朔拍电影《漓江春早》，别人抢镜头，她却很淡漠，躲在树阴下绣花。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难过，觉得贝珍可贵，格外想念她了。

八、贫贱夫妻

中峰事件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我本来就下不了毁弃婚约的决心，这时就更没有理由犹豫了，便动身去山西，在那里与敏子登记了结婚。敏子问我为何电阻她来资源，我不愿撒谎，把发生的事情如实相告，这在她心中落下了长久的阴影。

我们离开山西去上海，途中在南京逗留了两天。事实上，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南京度过的。虽然这一夜的情形难以启齿，为了对敏子公平，我仍要鼓起勇气说出来。不管我对婚事多么矛盾，在南京那家小旅馆的房间里，我毕竟是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个女人的美丽的裸体。当这个曾经勾起我的无数白日梦的时刻真正来临时，我兴奋而又紧张，并且极其笨拙，结果，事情在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我知道这叫早泄，心中万分恐惧，断定是我长期自慰造成的恶果，对自己的性能力丧失了信心。第二天，我发起了高烧，烧得全身无力，嘴唇脱皮。自始至终，敏子没有丝毫不满的表现，她温存地照料我，替我脱衣穿衣，送水接尿，总是甜蜜地笑着。我异常感动，心里真觉得她好，并为自己有负于她而内疚。在她的照料下，我的身体很快复原了。她又温存地抚爱我，帮助我熟悉她的身体，不多天后便有了满意的收获。我尝想，当初她倘若对我不耐烦甚至歧视，我很可能会因为自卑而一蹶不振。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每当我生病或遭遇困难时，敏子都表现出色，她的确是一个有献身精神、可以共患难的伴侣。

可是，在当时，我的感动维持了没几天，很快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从上海出来，我们进行蜜月旅行，去重庆小早家作客，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游三峡，在武汉上岸，乘火车返桂林。在整个旅途中，我们相处得很不融洽，争吵不断。起因好像都是小事，其实她是在为婚前那个插曲生气，便长时间不说话，惹得我也生气，空气相当沉闷。在武汉时，她不理睬我，径自走得不见踪影。我背着一张在万县买的藤椅到处找她，累得气喘吁吁，腿都快断了，绝望中回头看，她正偷偷跟在我后面。

回到资源后，敏子住了三个月。一年后，她离开西藏，调到资源。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两人之间经历了痛苦的磨合过程。我们的性格正相反，一个太内向，一个太外露，而且好像构不成互补。如果我们过去有较多的接触，也许会成为朋友，但肯定不会走到结婚这一步。其实她是一个好妻子，非常细心，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做家务有条不紊。但是，偏偏遇上我这个顾影自怜的人，嫌她在感情上不细腻，对我的那颗敏感的心不能感应。她最担心的是我天性喜欢女孩，贝珍是前车之鉴，可能还会爱上别的女孩。她是有道理的。我多么愿意看到女孩们投来的有含义的目光，一旦结了婚，这些就没有了。可是，我不检讨自己，反而有几分强词夺理地责备她说：“难道你不也是一个女孩吗？既然是天性，就要发挥出来。你不想一想，一个女孩守着一个天性喜欢女孩的男人，却使他的天性发挥不出来，她的女孩味儿是否少了一些？”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是伤透了敏子的心。她多次悲哀地对我说：“你只对你喜欢的人才是善良的，否则，再待你好，也不能打动你的心！”她其实是很懂感情的，有时议论道：“哪怕一块石头，在手里握了许多天，一旦丢了，还有些想念呢，何况朝夕相处的伴侣。”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很感动，觉得自己真应该好好待她。

在敏子调来一些日子后，我们的关系明显改善了。我们互相都在努力。为了帮助她了解我，我给她看我的日记，还特意为她写往事的回忆。她看后恳切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过去我是多么不了解你。想到当初你怎么会忍受我们家那种环境，怎么会同意和我结婚，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你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啊。”本来我们之间问题的症结在我不太爱她，并且放任这种不太爱的情绪，现在我把重心移到了努力去爱她，至少要待她好，她自然就投桃报李了。从此，她充分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一心扑在丈夫身上。她对我母性十足，关爱备至，我从她那里感受到的也更多是一种母性的爱。她愉快地为我做各种事情。我读书，她就帮我摘抄卡片，我写作，她就替我誊抄，她称这为“作业”，总是催我给她布置“作业”，然后一丝不苟地完成。偶尔出差，她一定会跑书店，选购她觉得我可能想看的书。出差时看到传抄的内部讲话，她想到资源消息闭塞，为了让我读到，便辛勤地抄写，有一回竟在路灯下抄了个通宵。出乎我意料的是，一次她从桂林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她去文工团找贝珍了，两人在一起玩了三天。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同在兴安县境内的一所部队医院住院，认识了那里一个可爱的护士小玲，我和小玲彼此很合得来。她表现得十分大度，对小玲说：“他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又没有知音，经常是很苦恼的。我虽然愿意理解他，但我们的心不是那么相通。现在有了你，就弥补了这个不足。”很显然，她在尽最大努力顺应我，包括顺应我喜欢女孩的天性，当然是在适当的限度之内。

在资源人眼里，我们这个两口之家算得上是一个浪漫和睦家庭。敏子来资源后，分配在农机厂当统计员，而我调到了党校。不开课的日子，我也住在农机厂她的那间破旧宿舍里。房间很小，三合土的地渗水，不管下雨天晴，屋里总是潮湿，被窝始终粘乎乎的。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读了许多书，敏子替我抄了大量卡片。资江在农机厂边上流过，那里有一座大坝，我经常在坝的上游游泳，每一次敏子都在近旁洗衣，用这种方式陪伴我。农机厂离县城约有两公里路程，我们经常沿着公路去县城购物和办事。小县的人保守，夫妻不一同上街，而我们总是双双并肩而行，被视为过于亲热，招来议论，有人甚至编造出我们共拎一只热水瓶的故事。敏子一定还记得我们养的一只母鸡，母鸡孵出七只小鸡，她为它们一一命名，我们看着它们长大，给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有一回我在党校，正逢我的生日，她揣着两只鸡蛋步行两个多小时，前来向我祝贺。看来，我们是要在这个深山小县里相依为命下去了。倘若不是后来国情发生巨变，情形很可能如此。我不想违心地说我不喜欢后来的变化，但是，我想告诉敏子，我不会忘记我们在资源共甘苦的岁月，当我回忆这段岁月的时候，我心中充满对她的感激之情。

九、社会的角落

在群山屏障下，小县城里的生活是平静的。文革期间，这里也曾经剧烈地动荡过，许多人惨死。我到资源时，事情仅过去三年，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痕迹了。现在小县里也会发生故事，成为单调生活的点缀，仿佛向湖面投一颗石子，绽开一圈波纹，然后复归于平静。这些故事往往与性有关，有的悲壮，有的猥琐。

我刚到资源不久，县政府大院里就惊爆一起凶杀案。军管会（当时公检法合并为军管会）的一个年轻人，担任我们县革委会机关的团支书，结婚不到一年，用手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原因是他隐瞒了已婚事实，妻子知道后要离开他，遂遭毒手。

农机厂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工，未婚而怀孕，在宿舍里自己偷偷把孩子生出，然后掐死，塞进一只纸箱。此事被发现了，无论怎么审问，她不肯说出那个男人是谁。当然，她被开除了，但未被判刑。处罚是针对通奸行为的，在当时农村地区，杀婴似乎不算什么。

中峰的一个农妇与人通奸，谋杀了亲夫，被抓了起来。她怀有身孕，按照规定，不能执行枪决，必须先把胎儿取出来。若干天里，她被关在县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我曾去看过，一个脸皮白净的年轻女人，面无表情。做破腹手术，主刀大夫是与我同批分来的广西医学院一个学生，和我很熟悉。他告诉我，他对这个杀人犯才不留情哩，手术时麻药也没有用，而她竟一声不喊，实在顽固。我听了十分震惊，为他的残忍，也为女人的坚强。不几天后，开公审大会，宣判完立即押往河边枪决。会场上人山人海，一派节日的景象，我站在后面空地上，心中莫名地难受。

县城某单位一个中年干部，妻早亡，多年来与女儿共住。十七八岁的女儿总是神情恍惚，似受了精神创伤，终于吐露长期被其父奸污的苦恼。两水公社秘书是一名退职篮球运动员，身材高大，原在县体委工作，有一天因为强奸幼女罪被捕，很快传出他在拘留所里自杀的消息。中峰公社是全县主要产粮区，书记是县里的大红人，身体肥胖却壮实，我经常看见他风尘仆仆的身影，突然听说他因为鸡奸多名年轻下属而被调查，若干天后，他在宿舍里上吊了。

资源很小，县里及各公社的干部互相都认识，至少都知道，谁出了事，马上就传开了。除了不时发生的案件外，日常的生老病死也会成为新闻。资源患癌症的人特别多，据说原因是地下有铀矿，在县城熟人中，我就看见先后有十来人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每出现一个新的不幸者，人们互相报告消息，叹息一番，过不多久就忘掉了。小县城里的人有顽强的生命力，把生老病死看得很平常。小街上走着出殡的队伍，虽然棺中人是大家都熟悉的，人们依然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日常生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吃喝，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若干人围着一只炭炉，炉上架着铁锅，正在热烈地聚餐，当地人叫做打牙祭。事实上，铁锅里的内容相当贫乏，当时肉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半斤。因此，人们便把心思用在怎样弄到计划外的食物上面，途径有二，一是走后门，二是异地采购。司机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姑娘最想嫁的对象，因为可以游走四方，弄到本县短缺的物品。有门路的人家纷纷为子弟谋求司机的空缺，一个副县长把儿子安排进了汽车队，比自己当上了县长还得意。开公共汽车的司机最为威风，巴结他的人真个比巴结县长的多，他点头便是票，刹车便是站，和他搞好了关系，可得许多方便和实惠。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却更显得是一个书呆子了。我舍不得把时间花在家务上，每月的肉票不要，过年过节单位分配的肉也不要，永远在食堂用餐。人群聚集之处，或吃喝，或打扑克，我皆敬而远之。牌桌上少一人，若有不了解的人要我参加，马上会有了解的人轻蔑地说：“他是大学生，不会打扑克，只会看看书！”这基本符合事实，我的确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除了应付交给我的工作外，多数时间是在读书。下乡时，我也总带着书去读。因为这个原因，县机关对我的主要批评始终是说我骄傲，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脱离群众。其实，我放不下的只是书罢了，除此之外，我是很随和的，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民从来不说我有大学生架子。

我真正搞不好的是与某些官儿的关系，在他们面前，我也许真有点儿骄傲。相当一些出身农民的基层干部，他们往往摆出干部的架子教训农民，又因为出身农民而歧视知识分子。有的人掌握了一点小权力就不可一世，我实在无法报之以谦虚。机关一个管总务的小头目闯入我的房间，发现我的桌上放着《红楼梦》，窗上挂着绿帘子，顿时气势汹汹地责骂道：“你看你像什么话，读黄色书籍，还挂绿窗帘，洋里洋气的！”面对这样的责骂，你除了笑他愚昧，还能怎样更客气地对待他？我刚到资源时，让我负责收缴和处理文革期间流传的所谓非法印刷品，这一工作结束后，按照当时顶头上司的意见，销毁了大部分收缴品，封存了少量样品。五年后的一天，宣传部长在大街上突然把我叫住，质问我那些收缴品放在哪里。听我说销毁了，他勃然大怒，斥责我为什么销毁，接着听我说还有样品，又斥责我为什么不全部销毁。面对这样的无理，即使在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又怎么能为了照顾他的部长面子而忍气吞声？毫无疑问，在所有这类场合，我都落得了一个骄傲的罪名。我终于明白，我若要不骄傲就必须绝对顺从，这个标准对于我实在太高不可攀了。

在基层工作多年，亲身遭际使我对许多基层官员的素质感到悲观。那时候的问题还不是腐败，依我看主要是昏庸，得过且过，大小事都不肯担负责任。无论一件什么小事，如果需要领导签字，那就惨了，官儿们必定互相推委，你在官儿们的森林里迷了路，找不到肯给你签字的人。我在资源是外地干部，婚前和配偶调来前有法定的探亲假，可是，每次请假的经历都只能用不堪回首来形容。那时没有身份证，出差或探亲都必须持组织部门开的介绍信。情形几乎必然是，组织部干事说要请示副部长，副部长说要请示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说要请示县委副书记，副书记又让我去找组织部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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