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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的死敌。我们坚决地清除教条主义，我们更坚定地保卫马列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为这样的基本思想与立场的体现，这一期除发表了许多可称为“反右檄文”的杂文、短论及诗歌、小说以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内史》、《新拍案惊奇》这类“反三害”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贴在墙头上的诗”专栏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阳光下缤纷真理的声音像春雷滚过初夏的长空：‘剿灭三害，助党整风！’”

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反右运动中，自然要被认为是一种干扰，甚至是继续放毒。那个时代的逻辑是：党既然已经发出了“反右”的号令，一切都应该统一到党的这一意志上，而决不允许有另外的理解与行动。结局只能是这样：《红楼》编辑部最后作出检讨，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现了立场的动摇”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并在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先是将编委中的右派张元勋、李任等开除见《本刊编辑部开除张元勋、李任》，《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2号。，以后又彻底换班，另组编辑部。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校园里的学生刊物，由此开始的编辑指导思想、方针与组织原则上的根本变化。

在《红楼》编辑部的检讨中，在追查“犯错误”的原因时，谈到了两点。首先是在“编辑方针”上，《红楼》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习作园地”，“以发表作品为满足”，这就完全“忽略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斗争”，“忽视了文学的目的性，忽视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削弱共产主义思想对文艺的武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反映”。

其次，在组织原则上，《红楼》在《发刊词》中，“把党和学校行政、广大群众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关怀的关系”，“没有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

于是，就有了改组以后的《红楼》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1期，为“纪念《红楼》创刊一周年”，《红楼》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们公开承认，《红楼》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不能脱离当前的###。”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目的：它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毫无例外的，即使是校园内的学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就是当时及以后一再强调的党性原则。

（五）　《浪淘沙》：坚持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尽管《红楼》竭尽全力地“改正错误”，连续编辑了“反右派斗争特刊”，“作为对同学的期望的答复”，但毕竟元气大丧，在同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小。在反右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红楼》第4期的重头文章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里写于6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绍说“这是由《儒林内史》编辑部和求实书会（《清华园奇观》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们）合办的同人刊物”。反右运动中有人写文章指明《儒林内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体党团员”编写的。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5）

《浪淘沙》第1期还是一个油印刊物，在编者《后记》里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们还要‘淘’离开社会主义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让他们和许多善良的爱护党的意见和言论搅在一起，淆乱是非，引起混乱，是以将本刊定名为《浪淘沙》。”这样，尽管从总体上《浪淘沙》也是坚持“左右开弓”，第1期同时发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内史》与揭露校内右派的《阿O外传》（这两篇也转载于《红楼》第4期）但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浪淘沙》及《红楼》发表的《儒林内史》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判定为“歪曲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党团组织原则，反对或不满党团的领导，丑化党团的领导干部”的“毒草”。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但其重点却一开始就放在反击右派上。

它的第一个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行动，是发了一期《号外》，公开披露了《广场》主编张元勋、沈泽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围的消息。这样，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线。

在随后（6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期（已改为铅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就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认清道路”，“（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激烈，必然紧张，就不会像请客吃饭那样轻松”。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给自己划一个问号：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们从乱丝般的现实中辨别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敌我的法宝。”可以说《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所谓“中间派”的“糊涂观点”。

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却也能从中多少获得一些运动发展的信息。例如前述《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说‘太紧张了！’‘过分了！’‘白热化了！’‘过分了！’摇摆于是非之间，站不稳立场”；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求把谭天荣送上断头台，也有人提出理发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绝为谭天荣服务等过分的要求”。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凯先生的文章，则真切地谈出了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常常暴露这样的思想情况，不知道要如何的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我们常常感到‘我说的话的确出诸诚意，的确有善良的动机，但却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思想上划清界限’”，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出来说话，如果不是党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少的知识分子就可能在所谓‘善良’的动机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事情本身就说明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彻底成功”。高名凯：《反右派斗争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载《浪淘沙》第4期。

《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与《浪淘沙》都发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与来信（《浪淘沙》还专门开辟了“老师的话”这样的专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的《冯至教授给本刊的信》。信中谈到“《红楼》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满意的”，“总起来看，给人一种薄弱无力的印象，好像跟我们新青年应有的豪迈气概配合不起来。其中甚至有个别的诗歌是晦涩的，带有消极的、低徊的情绪”，“如今的《红楼》与过去的不同了，精力饱满，冲锋陷阵，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来信最后表示“希望《红楼》多发表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让那些怀着恶意嘲笑我们‘歌功颂德’的市侩们滚开吧！歌人民之功，颂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德，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让歌颂的声音响彻云霄。让那些险恶的丑类在我们嘹亮的歌声中无地自容”。冯至是众所周知的二十年代北大校园诗人与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的代表，并且以“低徊”的吟唱而为世人所称道。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诗歌里出现的“低徊”诗风特别敏感；而在他看来，在新时代、新中国出现这样风格的诗是“消极”的，说不定他还担心这里有自己的“不良影响”，这才有了“不大满意”的表态。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6）

而《红楼》里的这些诗歌果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我们在前文所引的《恋歌》、《回答》这一组情歌就被斥为是“男女间十分浅薄庸俗的调情”，而对《东阳江》的作者更是厉声质问：“为什么‘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为什么拼命歌颂江水的‘反抗’和礁石的‘骄矜’？为什么表露着自己无限的愤慨、悲凉的情调？”翟奎曾：《评〈红楼〉》，《红楼》第5、6期。调子显然比冯至高得多了。

冯至所提出的校园学生刊物应该大唱党的赞歌，“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的期待，在编辑部改组以后的《红楼》，特别是《浪淘沙》的编辑工作中，得到了相当自觉与完满的实现。《浪淘沙》曾特地编辑了“妈妈生日好”的专栏：“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用生命为你歌唱”，“我们永远是葵花，共产党永远是太阳。谁要侵犯太阳，谁就只有自取灭亡！”《“七一”，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据大字报改写）；莽：《给党》；狄葵：《太阳颂》，《浪淘沙》第3期。而对右派的###，更是不遗余力，而且是诗歌、小说、通讯报道、杂文、寓言、谚语、评论……各种文体一起上，确实充分发挥了“尖兵”的作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浪淘沙》社与北大校刊合编的《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里面汇集了7月19日、20日全校批判大会的全部发言，可以说是对以《广场》为中心的北大右派的一次组织上与思想理论上的总清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所提出的观点——

1。　“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五四的精神与传统。”汪子嵩：《谁是真正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2。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放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检验社会主义的真假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何钟秀：《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3。　“‘思想解放’这个没有阶级性的口号，在不同的阶级那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我们，思想解放是从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下的解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确立，而资产阶级右派则相反，是要动摇和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绝不存在所谓争取‘思想解放’，进行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而只是存在继续改造思想的问题。”刘萤：《斥右派分子所谓“思想解放”的谬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4。　“在我们的社会里，极大多数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少数反动分子没有‘民主’，这原是很清楚的，是完全合理的”；“这一小撮人所要争取的民主，是为已经死亡的地主阶级争民主，是为正在消灭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争民主，是为反革命争民主，是为帝国主义向我们争民主，是为他们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争民主”。汪子嵩：《谁是真正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以上几点，就是构成了反右运动以后所进一步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基本点。1957年北大与中国校园里涌动的思潮，最后收归于此，是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2003年12月31日晚11时21分写毕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1）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我因重读《北大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而写《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一文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又收钱理群：《学魂重铸》，文汇出版社，1999年。，重新唤起了1957年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叙述。

今天，2007年，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的前一年，我又重读《开拓——北大###文献》（香港，田园书屋，1990年），写这篇《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试图唤起对1980年发生在北大校园的“选举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叙述。

这都是北大校史，以及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政治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两次重新记忆和叙述，其间经历了十年沧桑。无论是中国社会，北大自身，还是我自己，都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引起的感慨是难以言说的。

强调“不能遗忘”，是因为想起了一件往事：也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的时候，我曾经生活了十八年的贵州安顺的一份地方小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北大的现实表现表示失望，并有这样的质问：“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1998年6月15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对北大现实的不满，自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也是这篇文章引起我共鸣之处；但作者对八十年代初北大的历史却显然缺乏了解：这正是有意遮蔽与强迫遗忘的结果。问题是，当时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没有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历史在场者（1980年我正是北大的研究生）的遗忘，或许是更严重，更令人警悚而深思的。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

论北大

而我的记忆的恢复，却是发生在十年后的今天，大概也不是偶然的。正是这些年，改革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改革道路”的反思。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是应该追溯到历史的起点的。于是，发生在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选举运动”中围绕“中国改革道路”的讨论与辩论，就重新进入了我的视野。

让我们回到当年历史的情境中——

（一）　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

不平常的一代人　〖1〗

改革关键时刻的校园民主运动

据《北京大学选举运动大事纪》介绍：北大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工作是从1980年10月6日开始的。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大约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系、国际政治系、技术物理系几个学生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以后，哲学系研究生、国际政治系、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的一些学生也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由此展开了极有声势与活力的竞选活动：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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