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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二

从他说着一口清脆地道的国语，谁也想不到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在他听到日本法西斯投降立刻剃去长须的前一天，没人会相信他才47岁。人人都知道他是新月派诗人，却很少知道他是在美国学美术的学生。他在五四运动时担任清华学校学生会书记，当时还偷偷在食堂贴过一首《满江红》的词，但这个故事是25年后才在昆明纪念会上自己说出来的。

因为出身于大地主的“望族”，任性地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在清华和留学美国时，流露出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留学回国后，在几所大学教过书，最后又回到清华。开“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几门课。

黄昏后，他高梳着浓厚的黑发，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大叠的手抄稿本，昂然走进了教室，坐下来，用着最慢的腔调念着：

痛——饮——酒——

熟——读——离——骚——

方得为真——名——士！

当大家听这位诗人讲课时，吴晗——一个比闻一多年龄小了十岁的青年，正在清华历史系读书。他是浙江义乌县人，说着一口带着浙江口音的国语。他爱读本国史，对明史的兴趣最大。图书馆的藏书和无数的档案文献，尽他去钻研发掘。他曾研读和摘录过一部朝鲜实录，整理有关明代建州的史料。

王一　闻一多与吴晗（2）

他在学校是工读生，每天课后在图书馆工作两小时，每月报酬15元。像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似的，他说话走路都特别的快。

大学毕业后，他就在清华大学作教员，开过“明史”的课。后来，昆明云南大学聘他去教书。在抗战以前，这位青年教授，就带着几箱史料书籍，到了永远是春天的西南高原。

三

1937年7月7日，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从卢沟桥边燃起，敌人接着占领了河北平原。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合并成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课。敌人沿江西上，1938年春天，临大又迁云南，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学校组织了步行团，闻一多参加了。从湘西走到云南，三千里的山水风光，都收进了他一百多张写生的画面。长须留起了，心却更年青了。

在蒙自住了半年，联大文法学院搬回昆明，又过一年，闻一多休假，住到50公里外的晋宁，这里靠着滇池，交通方便而安静，他自己种菜，自己挑水，整理他多年还没定稿的讲义。每接儿子放假回家时，在路上常常和蔼而尖锐的辩论起来，他总是说：“你们不要对现状不满和失望啊！打仗本来要吃苦，我们生活算得了什么！中国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在领导抗战！我绝对相信他。……”这时他对政治现状没有不满。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的许多成绩好的学生突然休学了，学校里再没有一张壁报，再听不到雄壮的歌声。他想得很多，但不久，校内学术演讲的风气盛起来，闻一多的“九歌”讲演是最轰动受欢迎的一次。

从联大在昆明成立后，吴晗就被聘教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1941年他去四川叙永分校教了两学期。回昆明后仍然是教中国通史。每年讲课的笔记总是从“石器时代”到“抗战建国”12个大题目。史实的叙述侧重在每个制度形成发展和失败的原因，常提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暴动反抗。他很少说到帝王的事迹，对李自成、岳飞、文天祥和王安石，给了很高的评价。黑板上的字迹很挺拔，讲课的声音宏大而急促。

但这时他对现实政治也还没有什么表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的天空载来了香港的几条狗，沉寂的联大突然爆发了一次“讨孔运动”。学生在课堂上问吴晗的意见，他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算媲美。过去的学生运动是虎头蛇尾，我希望这次是虎头而不是蛇尾。”大家惊异地望望他。

半年后，他开了“中国社会史（下）”一课，提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说：“中国历史学界真可怜！一种是支离破碎的考据，有什么用处，一种是乱套公式的空洞理论——他们所说的也许对，可是他们没有证据，怎能使人信服呢？”

四

缅甸被日军占领了，昆明物价加速度的飞涨，两个月涨一倍，教员的薪水也增加了——平均半年增加一倍，有的教授家里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了。

吴晗全家连女佣只有三个人。夫人袁震是他在清华同系的同学。他们结婚后一直还没有孩子，吴晗一见到朋友的孩子就抢着抱，逗孩子笑，和他们跑、跳。几年来他夫人经常生病，每当太阳下山的时候，经常陪着她，两个人在翠湖堤上散步。袁震面色苍白，身材比吴晗稍微还高一点。

后来，她渐渐病重而不能起床，从此吴晗守着她，很少出门。她贫血，吴晗常输血给她，为了要送她进医院，吴晗将几大箱史书卖给了学校的图书馆，东拼西借，医药费还不够。历史系学生发动了募捐，一位教授连忙阻止他们：“赶紧停止！你们还不知道他的脾气吗？他是骨头最硬，绝不收别人的钱的——即使是同学自愿捐的钱，他也决不要的。”

王一　闻一多与吴晗（3）

闻一多一家，连女佣八个人，夫人高孝贞，一向身体弱，听不得大声响。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每学期开学时，闻一多总要为学费而奔波借钱。以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1石米，1万元薪水。最后，又刻图章卖钱。

国民党战场节节溃退。空前的*贪污现象在后方盛行着，美国空军来到昆明，不少人走“国际路线”发财。而联大校门口的公路上，经常有倒毙的士兵。

吴晗见了人就叹气：“大后方真和南宋一样，是亡国现象，但我们是中国人，有责任挽救国家啊！”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论社会风气》、《论贪污》等几篇论文。就在这时，他的中国通史参考书单上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的著作，书案上有了《新*主义论》、《新华日报》、《联共（布）党史》。学生到府甬道家里去看他时，他常常声泪俱下地说：“看看我对楼住的那几个学生，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跳舞和打扑克。我知道他们在学校是作什么事和谁给他们钱的。我真不懂党化教育政策好目的是什么？——我问你，联大三千学生中，还有多少没受党团利用麻醉的人，还有多少头脑清楚还有正义感的纯洁青年？”有些人为他的“火气太大”而担心。反动派却说：吴晗是神经病！

闻一多搬进了昆华中学的教员宿舍。暑假后开学，他在“唐诗”第一堂上说：“我十年没写没看新诗了，最近见了田间的诗，吓了一跳，这十年诗的进步太大了。这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战斗的、鼓舞的时代！”不久，在班上骂起来：“我昨天看了《月亮下落》的电影，真感动。为什么挪威人民那样勇敢？为什么中国大后方到处是汉奸？是谁压制人民不许他们起来抗战？这个人蒋介石要负责！我要问他：你这几年干的什么？”在三青团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时，他也鼓动学生从军。后来他的一个在教导团做事的侄子告诉他军队中的*情形，使他想了许多天。有一天在他沿着大西门外的公路走回昆中宿舍时，路旁油加利树下，一长列衣衫褴褛的“远征军”正走过校门口，一个骨瘦如柴的病兵落了伍走不动，军官用棍子打，这个兵翻了几下白眼倒下了，军官叫别人去剥下他的军衣，闻一多站着看呆了。回家就说：“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我一定要喊！”夫人劝他何必生这么大的气，他大怒，“不是你的儿子你就不管！”从此，朋友说他太天真，特务却喊他“闻疯子”。

1943年5月3日联大的晚会，是三年来昆明青年第一次大规模热烈的*。闻一多和吴晗都讲了话。五四的文艺晚会遭破坏而流产，但5月8日的晚上，8000人坐在联大新校舍草地上，静静地听着闻一多的吼声：“五四运动提倡*与科学，要打倒孔家店，我们现在还要里应外合，打倒封建文化！”

7月7日的黄昏，5000人坐满了云南大学的礼堂。在主持人讲完“纪念七七应加紧研究科学”后，闻一多站起来：“我真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让我们有人在这儿讲研究科学……我吃不饱肚子饿，我找到了真理，我懂得了真理……为什么别的国家反法西斯战争逐渐胜利，而我们越来越溃败，为什么，我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响亮的声音震得房梁都要断了一样。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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