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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0多家。然而好景不长，仅过了3个月，局势便急转直下。这不是沈莱舟所能掌握得了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实业家所能掌控得了的。1948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从这一年的下半年起，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依次展开，在国民党所谓的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在庐山听信了半是聪明、半是迂腐的所谓大学者翁文灏、王云五先生的建议，决定推出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而上海首当其冲。

8月中旬，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蒋方良、子女孝文、孝章悄然来到上海，住进了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逸村2号，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的要职，督导专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担任，但俞鸿钧明确表示：自己只是个摆设，一切听从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一到上海，即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最高峰时达10万人之众，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

1948年8月18日下午，上海绒线同业公会接到经济督导办公处的通知，要沈莱舟下午4点到外滩海关大楼参加会议。其实当时上海金融、经济、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接到了这一通知。沈莱舟刚要出发，碰巧接到要他去另一个地方开会的通知，便临时委托同业公会主任秘书张意平先生到外滩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蒋经国一身戎装，操着一口宁波官话颇为恳切地说：经国“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他随即宣布，从8月19日起，对全市20余种主要商品实行限价，限价商品均按18日的售价出售，不得涨价。同时宣布，法币以300元比1元的比价，兑换成金圆券。私人收藏的黄金、美钞和银元，以1两黄金折合成200元、1元美钞折合成4元、1枚银元折合成3元的汇率，兑换成金圆券，如隐匿不换者以犯法论处。

8月20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钱新之、陈光甫等10余人到南京开会，并在南京励志社接见了他们，要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几乎同时，蒋经国在上海邀请杜月笙、王晓籁、刘鸿生等头面人物，先礼后兵，口口声声以晚辈相称，要他们帮忙。

从9月初起，蒋经国大开杀戒，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

仅2个多月时间，蒋经国在上海共搜去了黄金114万两，美钞2443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银元369万元等，并从12月起分三批运到台湾，这一大笔（并加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100多万两）为蒋家父子在台湾的苦心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为台湾的所谓经济腾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于蒋经国实行的“限价政策”，沈莱舟一开始是坚决拥护的，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妻子王敏珠讲：现在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日涨夜大，不治不得了。重病下猛药，小蒋的限价或许会奏效……于是恒源祥总店及各分店均将库存的绒线拿出来天天“挺卖”。兴圣街各店的老板看在眼里，有的学他的样“挺卖”，但大多数人都讲他是“寿头”（傻瓜），将货藏了一部分，一天只开架供应一两个小时。有几个与沈莱舟私交不错的老板还上门来偷偷规劝沈莱舟，不能这么傻，要留一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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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　5（4）

限价开始10天，一片风平浪静，蒋经国窃以为喜，但一到9月市面就开始刮起了抢购风潮。蒋经国出动军队弹压。9月13日，申报刊登蒋经国在青年联合大会上的讲话，他痛斥奸商有“不可告人的后台”，但对掌控局势还显得很有信心。会后他故作轻松邀请记者同游黄浦江，有记者问：“风闻上海正有一个有力的集团，和你斗法，要在2个月内把你斗垮，你对此有何看法？”蒋经国皱了皱眉头，避而不答。

此刻，沈莱舟已经在炉火上烤了：裕民毛绒线厂生产绒线的毛条用完了。原料没有了，那让它停产便是了。但依照“限价”法令：“8·19”以前一天厂里生产多少绒线，以后每天都得生产同样数量绒线，否则以违法论处……于是沈莱舟只好偷偷地在黑市上用高价买进毛条送到厂里生产绒线，然后运到店里以“8·19”所限的低价硬挺着卖给顾客，2个月时间，损失了5万多磅绒线，而收进的40多万金圆券，到了1948年底便成了一堆废纸。沈莱舟与恒源祥真正做了一回“寿头”，真可谓大伤元气！

10月下旬，蒋经国的弹压已不起任何作用，整个上海时局动荡，市面上人山人海，抢购成风，天天都有轧死人的消息传出。而黄国良作为“毛毛虫”还被关在狱中，一点消息也没有，他的妻子、沈莱舟的大女儿沈慧新天天在家里哭哭啼啼，沈莱舟百般无奈，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决心孤身一人到金神父路上的三井花园（今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宾馆）去见蒋经国。原先已经打了电话预约好了的，但沈莱舟坐在三井花园的接待室里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下午8点，才见蒋经国铁青着脸匆匆进来。他很不耐烦地听沈莱舟讲了5分钟，回答了3个字“晓得了”，便匆匆离去……但事情倒有了结果，第二天，黄国良就被放了出来。

10月30日，蒋经国通过广播，发表了《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限价失败。第二天宣布物价解冻时，所有商品的价钱1天涨了100倍！11月2日早晨，蒋经国在三井花园的草坪上召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骨干开会，他声泪俱下，痛哭流涕，声称“上海是奸商和流氓的社会！他们有组织地破坏限价政策。政府每天抛售几万袋大米和面粉，都被他们抢购屯积……他们有后台！”当他宣布解散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时，已是泣不成声……

这是沈莱舟先生终身难忘的一段日子，也是他最为心灰意懒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会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园里的玉兰树下，泡一壶茶，慢慢地喝着，一坐就是大半天，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只有当他疼爱的小儿子沈光权跑到他身边，叫他父亲时，他苦涩的脸上才流露出一丝笑容……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沈莱舟先生还是表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沈光权当时尚在阜春小学读书，学校里的老师都晓得他是上海绒线大王的儿子。先是班主任托他回家问父亲买2磅毛线，沈莱舟关照店里送来2磅让沈光权藏在书包里带到学校给了班主任。紧接着任课老师，最后几乎是阜春小学所有的老师，都托沈光权到他父亲处、到恒源祥买过绒线。沈莱舟来者不拒，他对自己的儿子讲：老师都是读书人，清苦得很，我能替他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其实这些日子沈莱舟反复思考的是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国民党败局已定。尤其是通过“”限价这一场风波，沈莱舟损失惨重，对国民党失望至极，他想起前些日子为了支持政府限价，自己敞开商品“挺卖”，尤其是自己的夫人将首饰都拿了出来兑换金圆券的举动是何等的愚蠢！然而对共产党，自己并不熟悉。虽然他是学徒出身，从小受苦，但现在毕竟是一个大老板了，共产党不是讲要“共产共妻”吗？自己把打拼了几十年才赚下的一家一当都搁在上海安全吗？

这些日子，兴圣街几个大字号绒线店的老板互相之间也跑得更勤了，聚在一起反反复复、议来议去就是一句话：怎么办？其中兴生泰的老板申子荣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沈莱舟讲：“沈先生，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上海去香港，店啥人要我就留给他。家里的那幢小洋房啥人要我就三钱不值二钱的卖给他。”沈莱舟颇为惊讶：“那你准备把家眷都搬到香港去？”申子荣长叹了一声：“统统搬去，一个不留！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八年抗战，天天盼老蒋，现在老蒋来了更遭殃！”“那你为什么还要走，不留在上海等共产党？”“不行！”申子荣回答，“无论如何，蒋介石还是允许我们做生意发财的。共产党‘共妻’我不相信，但‘共产’是一定的。资本家没有生意可做，没有生存的空间。听说在苏联，资本家是统统被枪毙的。”

圆梦　5（5）

沈莱舟将信将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抽出一部分资金，在澳洲买了20万磅毛条，屯积在香港的仓库里。其间，他风尘仆仆两次去了香港，据说还去过一次台湾，四面出击，想去探探路。①

在香港，沈莱舟碰到了不少上海滩上的熟人与朋友，他们有的已经买房置地准备开店办厂，在香港以图东山再起了。但沈莱舟却颇为失望。其一是他的身体不适应香港湿热的气候，一到香港他便水土不服。其二，当时的香港还是一个弹丸小岛，远不及上海繁华，做生意的气氛不好，他的儿子沈辑丞就被香港人骗过，损失惨重。其实，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1946年初，由于上海各绒线厂都处在准备复工阶段，市面上绒线货源奇缺，于是沈辑丞受父亲委托到香港通过一家代理公司向澳洲订了几万磅绒线，但是在签合同时，在毛线的颜色这一点上疏忽了。对方写了一个“杂锦”。还解释说：绒线的颜色红、黄、蓝、白……各种都要一点，由对方去配吧。其实最根本的一条原因还是当时绒线价格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差距很大，做贸易利润丰厚。如不按他们的要求订货，他们干脆就不发货。沈辑丞信以为真，便将合同签了下来。结果运到上海的绒线斤两不缺，但颜色都是黑的、灰的、白的……都是市面上非常滞销的。沈辑丞吃了一个哑巴亏，大多数绒线只好送到厂里重新染色才上柜供应，有的还报废了。此外还有一条原因，当时沈府家庭庞大，子女众多，年迈的老丈母娘也在上海依赖沈莱舟照顾，说走便走，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就是沈莱舟先生的最后一次香港之行，他碰到一个朋友，从他那儿看到了一本小册子。这件纯属意外的小事，却改变了沈莱舟下半生的命运。

这一天晚上，沈莱舟吃罢晚饭来到了香港旺角的志成公司看望一个老朋友。朋友不在，他手下一位常与沈莱舟打交道的职员刘先生见四下无人，便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薄薄的书递给我说：“沈先生，这本小册子是朋友寄放在我这里的，很有意思，你今晚拿回去看看，明天上午还给我。”沈莱舟不知道刘先生神神秘秘塞给他的是一本什么书。他回到寓所细细一看，原来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写的剖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义政策的小册子，书中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还指出了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最后一次抢掠人民财产的腐朽本质……看着看着，沈莱舟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推开窗户，维多利亚港湾的冷风阵阵袭来，窗外一片漆黑。但他心里却是暖洋洋的，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在香港逗留徘徊了，他急着要赶回上海，他的事业永远在上海。②

其实，共产党也早已在关注沈莱舟，关注恒源祥，在他店里共有3位中共地下党的党员，其中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沈恒春，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沈恒春1940年10月来恒源祥当学徒，不过几年时间便学得了一手绝活，即左右两手能够同时打算盘。以后更是学会了左手打算盘，右手记帐。沈恒春待人歉和，于是沈莱舟就将他提升为恒源祥的财务总出纳。沈恒春194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洞庭东山的老乡在上海有旅沪同乡会，沈恒春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同乡会上，并于1948年9月成立了中共洞庭党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交给沈恒春一个最主要的工作，便是说服与帮助沈莱舟先生留在上海。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军如摧枯拉朽一般，横扫整个中国，很快就兵临城下，上海已经听到隆隆的炮声。沈莱舟早上来到店里，拉开抽屉，时常看到共产党“约法八章”等宣传文告。沈莱舟对沈恒春等人的活动心照不宣，对他们晚上留在店里开会、印传单等等活动也眼开眼闭。炮声越来越紧，大家都晓得，上海的解放也就是几天时间了。

这一天早上，沈莱舟来到店里，只见沈恒春跟着就进来了，他对沈莱舟讲：“沈先生，我要离开店里，到外面去几天。”沈莱舟望了他一眼，也不问他到哪里去？去多久？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银元递给他说：“这些钱你带上，也许用得着，一路上要小心。”沈恒春望了他一眼，随后将钱藏进了口袋说：“那我就不客气，你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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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　5（6）

果然没有过上多少日子解放军开进了上海，5月26日早晨，沈莱舟家里的佣人回来报告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都睡在马路上。沈莱舟大吃一惊，他连忙吩咐家人称为奶婶婶的女佣烧了两壶开水，然后和女佣一人一桶，提着开水到马路上去欢迎解放军。

临近中午，沈莱舟来到恒源祥，碰巧接到沈恒春打来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上海了，现在正忙着参加接管工作，他希望沈莱舟多做兴圣街同行业中老板的工作，并要恒源祥带个头早日开市。沈莱舟一口答应，他一个店一个店地去做工作，好在都在兴圣街，兜一圈不过一个来钟头。到了下午4点，整个绒线街都开门营业了。

6月2日早晨，沈莱舟接到沈恒春亲自送来的一张大红请柬，要他参加当天下午由饶漱石书记、陈毅市长在外滩中国银行楼上召开的会议。沈莱舟兴致勃勃，准时前往。只见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会议室里，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胡厥文、颜耀秋、刘靖基、蒉延芳、侯德榜、荣毅仁、王志莘、许资新等几乎都到齐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共94人，上述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担任了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沈莱舟幸逢盛会，跻身身于上海名流之中，自然也是喜悦万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曾山、潘汉年等也悉数出席，偌大的礼堂挤得满满的。陈毅市长身着一身土布的草绿色军装，穿一双布鞋，推一个光头，他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操一口好懂的四川话，一口气讲了一两个小时。陈毅市长望了大伙儿一眼，一开口便讲：国民党说我们青面镣牙，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共产共妻”，你们看我陈毅和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什么两样吧！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接着，陈毅市长循循善诱地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大家回去安心发展生产，工厂开工，商店开业，好好过日子……最后，饶漱石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会议从2点开始，一直开到5点才结束，几乎每一个听了，心里都暖洋洋的。

1949年7月6日，上海600万市民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民联合大游行”。大游行的检阅台设在北四川路今鲁迅公园的大门口。从下午4点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坦克车、装甲车、骑兵、摩托兵，还有各式各样的炮车威武雄壮地通过了检阅台，然后是100万市民的大游行……沈莱舟应邀登上了主观礼台。天公不作美，从下午5点起，大雨滂沱，陈毅市长等中共高官，忙上忙下吩咐部下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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