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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1840年6月，大英帝国舰队的猛烈炮火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鸦片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最后以大清帝国割地、赔款、求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结束。鸦片战争不但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它在日本朝野引起的震动，更是非同小可。当时，正是幕府政权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时期，全面海禁，只留长崎一地作为对外贸易交流的窗口。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日本对外界情报的接受和掌握。鸦片战争一爆发，日本的警报系统就迅速启动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幕府政权当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规定：凡是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都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称作“风说书”，其中来自中国商人的报告称作“唐风说书”，荷兰商人的报告称作“和兰风说书”。通过这些风说书，有关鸦片战争的消息及时地传到了东瀛列岛。比如关于中国禁烟运动的消息，最早在　1839年的“和兰风说书”里就有，它这样记载：“广东禁止英吉利等国人之鸦片走私，官府奉旨严查藏匿鸦片的基地，同时对中国吸食者也加以重刑。”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的调查统计，自1840年至　1844年，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唐风说书”共十九件，其中有一件《蒙问今为阿片一件》，是一个名叫周蔼亭的中国船主提供的，其中这样记述：由于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于是皇上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命令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交出鸦片，付与大黄、茶叶作为赔偿，隐匿不交者，查出后处以死刑。英国商人共交出二万零三十六箱。1839年九月，中英两国军舰交战，在广东的外国人纷纷回国。这份报告叙述了中英之间从禁烟交涉到武装冲突的经过，大致符合事实。

除了这些“风说书”，日本人通过中国的书籍和资料，迅速获得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846年大陆出版了一部叫《乍浦集咏》的诗集，其中收录了浙江乍浦地区文人们撰写的悼念本地的殉难烈士、声讨英军暴行的诗文。令人惊奇的是，这部诗集到同年十一月，就有了日本的刻印本，这种近乎同步的刻印速度，表明日本人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重视的程度。

这些“风说书”和书籍资料通过那些担任翻译的“通事”和负责抄写的幕府文职人员传到社会上，迅速流布开来。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就出现许多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其中代表作之一、岭田枫江的《海外新话》，不仅详细地描写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的经过，及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战争的场面，还介绍了英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告诫“海防志士决不可以西洋僻境之夷人而蔑视”。正文前的序诗这样写道：“巨炮震天坚城摧，夷船进港汉军走。（略）哀哉百万讲和金，往买夷酋一朝笑。唯我神州屹海东，四沿青涵苍波中。”诗的最后，作者点出写作宗旨：“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

好一个“天赐前鉴”，四个字充分表明了日本人的性格。请看看日本的仁人志士当时的表现——

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2）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当时幕府总理政务的老中水野忠邦立即认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国外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原本以为清朝是一个大国，夷狄不敢轻易侵犯，听到鸦片战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认为“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之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甚至还建议，为了应付这次紧急事态，应推迟参拜日光的时间，并将参拜日光的费用用于军备。1853年7月，他就海防问题向幕府上书，指出：“近来清朝鸦片烟之乱，乃前车之覆辙。”

日向国佐士岛津忠宽在向幕府上书时，也忧心忡忡地说：“今清朝大乱，难保何时波及日本！”

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鸦片战争尘埃尚未落定的　1842年11月，就提出了关于加强日本海防的意见书——《海防八策》，提醒人们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之后很可能来侵犯日本，强迫日本签订像《南京条约》这样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因此，日本必须把铸大炮、造军舰、兴海军作为当务之急——“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居首。”

精通西洋炮术的军事学家高岛秋帆有感于鸦片战争中英军炮火实力，在更早的1840年秋天，就通过长崎地方最高官员向幕府提出改进武备的意见书，他认为日本诸炮家的炮术，已落后西方数百年，毫无可用之处，强调“防御蛮夷而熟悉其术，乃至关紧要之事。”

著名诗人山田方谷在奉命巡视山阳一带海防时，写了这样一首诗：“勿恃海内多礁石，*倾覆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溯来欧罗巴。”诗中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倚仗大海天险，从中国浙江到日本海路相通，西方列强的巨舰一下子就能到达日本。

仁人志士们还从各个角度总结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认为清政府*、武备不修，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清皇朝统治者妄自尊大，闭目塞听，无视世界形势的变化，是遭此惨败的更深层原因。斋滕正谦谈到中国战败的原因时就说：“清国自称中夏，把外国视为禽兽。然而这些国家，机智敏捷，机器出色。清国却没有任何防备。外国乘船海上纵横，清国反受他们凌辱。”

不仅如此，日本还从鸦片战争中了解英军的侵略伎俩，汉学家广濑旭庄就说：“清国之乱虽盛，然视鄂罗斯、英吉得掠取其地之道，亦可明其取我邦之地之伎俩也，唯我邦一向有备，见清之被侮，更应慎矣。”江户末期的经济学者佐藤信渊还编了一部《防海策》，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他说：“本邦与西洋夷无战，难得其议。然天保十一年（公元1840年），清国数十度之战，皆大败，不能与其对阵，最终割地、赔款、求和，因此特地记录清英水陆几十仗的战法并加评论。”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这个天赐前鉴给日本带来三个好处：一、吸取了中国失败的教训；二、及时地加强了军备；三、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列强的脾气，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使日本在十三年后遭遇黑船叩关时，少走了许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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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与明治维新（1）

如果说鸦片战争惊醒了日本朝野，及时地为他们提供了前车之鉴的话，那么十年后的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更是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包含着复杂多重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日本朝野各界由于利益背景的不同，对之的看法各有不同。比如，幕府统治集团对太平天国革命当然是深感恐惧，严加防范，惟恐危及自己的统治；一般日本庶民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对太平天国革命怀有同情之心，实际上表达了对*的德川幕府统治的不满；而日本武士阶层特别是幕末维新志士，对太平天国革命缺乏正统性和摒弃周孔之道、信奉基督教而加以责难。然而，这些不同的看法引出的结论却是高度的一致：日本必须加紧实行变革维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幕末著名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在《清国咸丰乱记》一书中这样认为：“中国的治乱往往和我国的关系至大，决非离我遥远的欧美诸夷可比。”因此，太平天国革命的这一变乱对日本自然会有重大影响，他还举了历史上有名的例子：“过去天平宝字时，唐代安禄山谋反，天朝就命筑紫，加强武备，可见古代朝廷的用心，现在也应如此。”他主张应当以中国的变乱为殷鉴，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防止内忧外患联手，酿成不可挽回的败局。

对于日本有识之士来说，这种忧虑是极其自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增加了他们的危机感，他们担心中国的内乱会波及日本，转化成本国的“外祸”与“内乱”。早在1853年（日本嘉永六年）6月2日，萨州的藩医藤龙栋在一封信上就表示：从中国兵乱的情况可以看出，已经到了整个世界都将发生动荡的时代了，因此他预言“日本在十年之内也将发生战争”。这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

1862年一批日本藩士乘坐“千岁丸”到上海，亲眼目睹了西方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现状和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据大树藩的藩士土峰源藏的细致观察：“清方连把守上海城门的兵力也不足，现在交给英法两国来守城门。”“城内书院成为英军营房，乱丢孔子画像，人影绝迹，其情可悲，令人不胜叹息。”（见《清国海上见闻录》）他们叹息清政府“外有洋夷猖獗，内有贼匪煸乱”的可悲处境，感到日本“近在一水之外，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患引起内乱，而内乱又加深外患，因此对同样处在西方势力冲击下的日本也可能发生大规模人民革命的前景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吉田阴松指出：如果国家混乱，流民蜂起，黠夷就会乘机而至，而最危险的，莫过于流民与黠夷相勾结，内忧与外患相结合。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必须以“厚民生，正民心，养民力”为最大急务。

就这样，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了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正如鸦片战争开启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睛。其实，岂止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日后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哪一个事件没有对日本产生过震动或深远的影响？当然，仅有这些外部因素存在，而没有日本那样的敏感的接受系统，纵然天赐良鉴，也会漠视无睹的。

太平天国革命与明治维新（2）

英国谍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在《日本谍报史》里指出：“日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谍报概念比其他国家更加广泛，也更富有想象力。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日本人那样强烈的求知欲，渴望充实自己。这一点始终是日本谍报思想的基础，也是日本人其他方面生活的支柱。今天日本已经跻身世界上最伟大强国之列，靠的是收集情报。”的确，日本人都是广义的“间谍”，构成了这个“超敏感警报系统”无数灵敏的小触角。

在一本西方学者《南蛮文化渡来记》的书里，记载“铁炮传来”的故事：1543年9月23日，一艘中国船因遭暴风袭击漂流到了日本萨南的种子岛，船上有三名蓝眼睛高鼻子的葡萄牙人，穿着奇装，犹如天外来客，在当地居民中引起骚动。同船的中国人通过笔谈告诉日本人，此乃“西南蛮种之贾胡”，引起岛民极大的兴趣，而更吸引人的，是其中两位随身佩带的武器，就是“铁炮”（火枪），试之果然威力不凡。看见这样的东西，该岛领主时尧立即不惜重金求购，同时下令手下的工匠金兵卫尽快地学习制作。为了学得技术，金兵卫甚至不惜使出“美人计”，向船长献出自己的女儿。

这使我想起战后日本人到世界各地到处“偷”技术，许多企业就是依靠这种“偷”逐步发展起来的。汽车、手表、半导体、彩电、照相机……无不如此，只要世界上存在比自己好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日本人收入囊中，经过改造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种本能。

一位留日学生在自传中写到：他曾在日本一家生产电器零件的小公司和一帮家庭妇女一起打工，工作较简单，就是用手工将很细的金属线穿进一个部件里，一开始他干得很慢，速度远不如日本娘们，后来由熟生巧，他发明一种新的穿进办法，别人都是一根一根往里穿，他却能一次同时穿三根，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一下引起日本同行的警觉，不断有人窥视他的动作。一个星期以后，他发现，所有日本娘们都采用了这种新技术，使他不胜惊讶。

普通家庭妇女尚且如此，遑论别的日本人。行文至此，不能不叫人感慨万千。比起日本这个近邻，我们中国人显得何其的迟钝和麻木！鸦片战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没有唤醒中国人；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内乱，没有真正触动昏聩的大清政府；甲午一役，堂堂的天朝帝国败给了东瀛蕞尔小邦，惊动朝野，但对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意义不可谓不大，但这个运动仍然局限于少数仁人志士；甚至连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主要也限于知识分子，而大多数中国的民众仍然处于蒙昧状态，直到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到中国全土、刺刀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脖子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才真正摆脱麻痹的状态。还是毛泽东说得对：要不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不会武装起来进行斗争。一个如此从容不迫、感觉迟钝的民族，与日本这样一个超敏感、进取心十足的国家为邻，实在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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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犹太人”（1）

日本人常常喜欢自比犹太民族，甚至把自己比作“岛国上的犹太人”，与犹太人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同情。我读到过不少日本作家、学者写的书，对犹太民族总是大加推崇，对历史上犹太人在失去国土、横遭驱逐的险恶环境下顽强生存的意志、能力和智慧，以及在获得了领土之后依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

日本人同情犹太人，有其内在原因。千百年来，这个民族一直为生存问题而困扰：日本列岛狭窄的空间，匮乏的资源，稠密的人口，加上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频袭击，使这个民族时时处在生存危机中。试想一想，要是有朝一日东瀛列岛真的沉沦海底，岛上的人有幸脱出，不就和没有国土的犹太人一样了吗？由此可见，日本作家产生“日本沉没”的危机感，并非空穴来风。

也许除了犹太民族，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家园情结。37万平方公里的列岛上，生存着亿人口，换句话说，每一平方公里上，就有320多个日本人在吃喝拉撒，这样的人口密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少有；而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乐园，而是整天都在晃动，时时叫人提心吊胆。

正是这种超常的危机意识，使日本未雨绸缪，在近代以降严峻的国际生存竞争中占据先机，先是战胜大清帝国，割取朝鲜和中国台湾，尔后击败北极熊，将俄国势力逐出中国东北，然后将整个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属国，短短几十年里将领土扩大一倍以上。由于过于贪婪，见好不收，吞进去的东西后来不得不再吐出来，日本重新缩回东瀛列岛。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战后，趁着东西方冷战的气运，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奇迹般地再度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元成为响当当的世界硬通货，日本的电子产品畅销全世界，日本的国民人均收入接近世界第一。然而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一如既往。

这一切在《日本沉没》里有恰如其分的表达，那位对日本政坛有举足轻重影响力、来路神秘的百岁老人的一番话，不啻是大和民族自强不息生存意志的悲壮宣言——

怎么样？仔细瞧瞧吧！尽情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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