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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长号、喇叭和巴松管才能吹出这种音乐。短笛和长笛也一定非常非常小，只有白老鼠粉红色的小爪子才能按住这些乐器的乐键。

卡萝兰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梦里，和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坐在草地上一株大橡树下。她笑了。

当第一批星星出现在天空的时候，卡萝兰慢慢睡着了。

楼上的老鼠马戏团奏出的音乐在温暖的夜气中飘荡，告诉这个世界：夏天快结束了。

【此文为“2003年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

段跣　译

《尼尔·盖曼中短篇科幻作品集》

打烊时间

鯉　译

伦敦依然还有俱乐部。有旧时的和仿旧时的俱乐部，陈设着老式的沙发和毕剥作响的壁炉，供有报纸，拥有各自热闹的或是沉默的传统；也有新建的俱乐部，譬如古郎科和它的众多仿效者，许多演员和新闻记者经常光顾它们，去提升自己的人气，喝酒，享受难得的独处，甚至是去聊天。我在这两种俱乐部里都有朋友，但我自己却不是伦敦任何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也再不会是。

多年前，半生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新闻记者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个俱乐部。它的存在不过是要利用当时发布的酒类专卖法赚点钱，这个法令规定所有的酒吧在晚上十一点，也就是打烊的时间，必须停止酒类买卖。这个俱乐部，戴奥真尼斯，是一个单间铺面，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支侧一条狭窄小巷的唱片店楼上。它的主人是一个愉快的、胖胖的、喜欢喝酒的女人，名叫诺拉，不论别人有没有问，她都总是要对每个来客说这个俱乐部叫做戴奥真尼斯，亲爱的，因为她一直都还在寻找诚实的男人。通向俱乐部的门设在一段狭窄的楼梯之上，它是否开着取决于诺拉当时的兴致，也不遵循固定的时间。

人们总是等到酒吧关了门才去那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尽管诺拉总是试图要经营餐饭，甚至乐于给她俱乐部的所有成员发送每月的时事通讯，提醒大家俱乐部现在经营饮食了，也依然还是这样。几年前我听说诺拉去世的消息时颇为忧伤，没有料到的是，上个月当我在游览英格兰的时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阵凄凉，当我走进那条小巷，试图找出戴奥真尼斯俱乐部曾经所在位置的时候，先是走错了地方，然后看见一个手机店的楼上开着西班牙小吃店，褪色的绿布雨篷在它的窗户上投下阴影，上面绘着一幅风格鲜明的画，桶子里的男人，令我甚为震惊。这看起来非常不体面，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戴奥真尼斯俱乐部里没有壁炉，也没有扶手椅，但故事依然还在流传。

在那里喝酒的大部分都是男人，虽然不时有女人穿梭来去。最近有一个颇富魅力的助手将常年在诺拉这里工作，做诺拉的代理，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波兰移民，管每个人都叫“亲爱滴”，而且一旦到吧台后面就擅自大肆喝酒。等到她喝醉了，她就会告诉我们她在波兰的时候是一个真格的伯爵夫人，并且让我们每人都发誓保守这个秘密。

当然，去那里的有演员和作家，电影导演，广播员，派出所所长，还有酒鬼，都是些生活不规律的人，在外头呆得很晚，或是根本不想回家。有些晚上那里可能会有十多个人，有时候会更多，而有的晚上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去，却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只为自己买一杯酒，喝光，然后离开。

那天晚上下着雨，午夜过后俱乐部还剩下我们四个人。

诺拉和她的代理正坐在吧台奋斗一部连续剧。这片子讲的是一个肥胖的却总是高高兴兴的女人，开着一间饮酒俱乐部，而她那个低能的代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贵族，老是在说英语的时候犯错误，令人忍俊不禁。诺拉经常跟别人说，他们那里就跟《欢乐酒店》差不多。她还用我的名字来指称那个滑稽的犹太人房东；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来上一两句台词。

我们当中的其他人都坐在窗边：一个叫保罗的演员（大家都称他作演员保罗，以免把他和派出所所长保罗还有被开除的整形医生保罗搞混，他们都是俱乐部的常客），电脑游戏杂志编辑马丁，还有我。互相都不太熟，所以我们三个都只是坐在窗边的桌旁，欣赏雨滴的飘落，令小巷的灯光笼上薄雾而模糊不清。

那儿还有另外一个人，比我们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年纪都要大许多。他苍白得不像活人，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细细地品着一杯威士忌。他斜纹软呢的夹克手肘部分有一块棕色的皮革补丁，到现在我都还能清晰地记起。他没有和我们说话，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做其他的任何事。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和下面的巷道，然后，时不时地，啜一口威士忌，却看不出一点满足。

几乎是半夜了，保罗、马丁和我开始讲鬼故事。我刚刚向他们讲了一个在念书的时候听来的鬼故事，并发誓绝对是真的：一只绿手的故事。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有时候一些倒霉的学生会看到一只没有实体的，发光的手。如果你看到了那只绿手你很快就会死翘翘。但幸运的是，我们当中谁也没那么倒霉，谁都没看到过它，可是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我们进校之前，有一群十三岁的男孩见过那只绿手之后，一夜之间头发都全白了。据校园里流传的说法，他们后来被带到了疗养院，在那里几乎一周的时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就断了气。

“等一下，”演员保罗说，“如果他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其他人又怎么会得知他们见过绿手呢？我是说，他们也可能是看到了别的东西。”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问这些，现在他向我指出来这一点，的确有些问题。

“也许他们写了点什么吧，”我试探着说，不太自信。

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一阵，然后一致同意绿手这个鬼故事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保罗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他朋友的真实故事，他遇到一个搭便车的旅行者，送她到了她说是自己家的地方，第二天他又去那儿的时候，发现那实际上是片墓地。我说我有个朋友也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马丁说他有个朋友不只是遇到过一样的事，而且，因为那个搭便车的女孩子看起来冷得要命，他朋友便把自己的外套借给了她，第二天早晨，在墓地里，他在她坟前找到了自己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

马丁又去要了另外一杯酒。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女鬼都整晚在郊外四处飘荡，然后搭便车回家，马蒂说没准这些年搭便车的往往是些鬼，活人反倒成了例外。

于是我们当中有一个说，“如果你们想听，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它确是真事——不是朋友遇到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鬼故事。也许算不上。”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唯独忘不掉那一晚，也忘不掉那晚结束的情景。

这就是那晚在戴奥真尼斯俱乐部讲的故事。

当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九岁吧，反正差不离，在一所离我家不远的私立学校念书。我进那所学校还不到一年——不过已经足以让我讨厌学校的拥有者，她买下那所学校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它关掉，再把它所占的黄金地段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就在我离校后不久她就这么干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年多吧——学校关门之后直到它被拆掉重建成写字楼之前，那栋建筑物都空着。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也喜欢窜到那种地方去偷点东西，在它就要被拆掉的前一天，出于好奇心，我又回去了一次。我费尽周折从一扇半开的窗户爬了进去，穿过空荡荡的教室，空气中还飘荡着粉笔灰的味道。那次去我只拿走了一样东西，一幅我在美术课上完成的画，画着一座小房子，门上有一个红色的门环，那铺首看起来就像恶魔或是鬼一样的东西。画挂在墙上，上头有我的签名。我把它带回了家。

学校还开办着的时候，我每天都走着回家，穿过城镇，走过一条阴暗的横切过砂岩地质的小山的道路，路边的林木枝繁叶茂，再经过一座废弃的门房。然后阳光又会透出来，路又蜿蜒过片片田野，最后我就到家了。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老房子和庄园，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颤巍巍空荡荡地立着，等着推土机来把它们和着摇摇欲坠的地基一起铲平，再建成平淡无奇的风景，一栋栋大同小异的精品现代家宅密密匝匝地排在路旁，沿着路一直通向不知何处的远方。

在我的记忆中，回家路上遇到的其他孩子都总是男孩儿。我们之间互不认识，交流起信息来就像是被占区的游击队。我们怕的只是大人们，彼此间根本不怕。三三两两地或是成群结队地跑到一起的孩子们也不见得互相认识。

我记起的那一天，当我正从学校走回家时，在路上阴影最深的地方遇见了三个男孩子。他们正在废弃的门房前边的沟渠、篱笆和杂草蔓生的地方寻找着什么。他们都比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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