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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中华民族的心灵。

灾难使人们顿悟了生命的珍贵！

我们先祖在传统孝道中倡导珍重生命的教育，在21世纪初年的中华大地开始变成现实。虽然我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但是，我们却接受了一次亘古未有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深刻教育。

我们期盼在推行现代孝道教育的同时，能够培育出一大批“生命卫士”！

（三）孝道必须情理相融

传统孝道具有情理相融的特点，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指人的理性与感情的融合；其二，是指“法理”与“人情”的融合。

理性与情感结合。孝道教育中的情理相融，可以有效抵制社会功利思想对人们道德的侵蚀作用。功利心往往会泯灭人的善良天性，儒家提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①的主张，以求孝道教育能够克服功利心的干扰，养护人性的理智与情感。当代史学家钱穆指出“慎终”和“追远”都是礼制，是古代先贤追念祖先功德的理性认识，儒家其所以要倡导这种礼制更有其深意在：“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丧祭之礼”②，因为这种礼仪能够表达人们对于死和生的一种纯真感情，体现孔子所倡导的仁心与仁道。钱穆认为，孔门经常用孝道教育来“导达人类之仁心”。这种丧祭之礼，对死者不可能有实利可得，对于生者也不可能获得任何酬报，这种礼仪活动有可能“超于功利计较之外”。如果对死者尚有怀念的仁心，可以推想，对于生人当然就更不会违背仁德了，充分肯定了儒家孝道教育注重培育人类仁德情感的旨意（至于今人借丧葬摆阔、散布迷信思想等，则与原始儒家的初衷大相径庭）。事实上，情感是人性的重要体现。儒家极端重视真情实感的教育作用，这是儒家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著名儒家学者、教育家陆九渊，曾经为丧祭礼制赋诗道：“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意思是说，人们面对埋葬先人的坟墓所涌动的深沉哀痛，以及在宗庙中所表现的对先祖真诚的崇敬之情，这是人类最为珍贵的、绵延千古不曾泯灭的良心啊！

《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告诫弟子子游说，没有对父母一片敬爱之心，与人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呀？表明供养只是功利的，敬爱才是情义的，而情义无价！儒家倡导的孝道，具有情与理相融的特点，有助于使儿童尽早地理解爱，学会爱。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功利主义对人的侵蚀，净化人们的心灵。

根据孝道情理相融的特点，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重视发挥其“传递爱”的作用，倡导推己及人，唤醒民众内心骨肉深情的天性，致使民心归于厚道，将爱心从家庭内部传递到整个社会，使社会风气充满温馨。1935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天伦》，通过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提倡将一己、一家的爱推广及于全人类。由著名音乐家黄自谱曲的主题歌——《天伦歌》，讴歌了中国古代圣贤所推崇的大同博爱思想。歌中唱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霭霭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弘扬了传统孝道由个人亲情达于大同博爱、实现人类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理想。这首歌曲，曾经感动过几代学子，昭显了传统孝道思想情理相融的感人魅力。

法理与人情结合。《论语》记载，“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①意思是说，子女侍奉父母，一旦发现父母有过失，应当委婉地劝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如果父母不听，还应当照常恭敬，不要违逆，等待机会再劝谏，虽然如此操劳忧心，也不要对父母有所怨恨。孔子的这段教诲，是孝道中法理与人情相兼容的一则典型。父母有过失，按照法理当立即处置。做子女的，应当遵从法理，不要使父母触犯法规，所以负有劝谏的义务。但是，伦理关系，不同于法理关系，做子女的不是直接的执法人员，他们与父母还有亲情在，因此，采取的方式就不同于执法那般强硬，而应委婉，且有耐心，既不要使父母犯法，又不要伤害人伦感情，使自己陷于不孝，故而，需要“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就是孝道中法理与人情相融的体现。这种做法，往往能够使犯有错误的父母心服口服，起到仅用法理收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回想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多少子女与父母决裂的惨痛事例，使整个社会陷入“情感危机”，人们备受“人性创伤”，至今仍然令人痛心疾首。孝道教育中法理与人情相融的思维方式，应当说，恰恰是我们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创造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新”思维。

（四）行孝要求知行合一

传统孝道教育知行合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与礼制的结合上。中国古代的“礼”，既包括礼义，又包括礼仪。也就是说，既要求人们提高对礼的认识，还要求躬行践履。孝道教育欲想提高人们的认识、发挥其情理交融的特点，达到入人心、动人情的作用，就必须借助通行于整个社会的孝道礼制、礼俗，使孝道教育的推行具有“知行合一”的载体。

中国古代的养老敬老制度。孝道教育的“知行合一”原则，是有制度保障的。据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记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建立了养老的制度。秦汉以后，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封建王朝在敬老、养老问题上，直接继承了周代以来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置三老、五更之官以养老；对年老及退休的官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优待；对全国庶民百姓中的老年人在政策上时有照顾的规定。历代统治者的目的都是希望借助敬老养老，来推行孝悌之道，使国家和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同时也是对举国臣民百姓实行的道德教育，用以激励风纪，培植良风美俗。

中国大致从周代开始，就建立了官员退休养老制度。退休称为“致仕”、“致事”、“致政”，意思是指把职务交还给国家。古代官员退休的年龄通常在70岁，他们退休后，可以颐养天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养老措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众多统治者认识到，许多退休的官员，多是学识渊博、有丰富从政经验的有识之士，有些老年大臣对国家曾经作出过贡献，是具有威望的国之###。因此，历代帝王对老年官员在政治上多表示敬重，在生活上也多给予关怀和照顾。另外，历代封建朝廷还对全国庶民百姓中的老人，也建有养老制度，称为养“庶老”。那是指“民中贤者”，先由乡负责养老，进而“养于学”，让他们直接培养官府的“接班人”。把养国老与养庶老区别对待，这是封建礼制有等差的表现。但养老的精神是一致的。康乾之世，还有轰动朝野的“千叟宴”，乾隆登位50年举行的“千叟宴”，预宴的老人有3900余人之多，有效培育了社会敬老的浓郁民风。

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民间的孝行，开展了旌表孝行的活动，例如命名“孝子村”“孝子庄”之类美名，给以政治荣誉。还有旌表门闾的举措，即孝子所在的屋门外高树起乌头门阙的标志，使人们望见便会产生景仰企慕之情。

中国古代的敬老习俗。孝道教育“知行合一”的另一个载体，就是敬老习俗的倡导和培养。中国古代对家庭中敬老、养老的孝行，史书中记载不绝，传之后世，促进了敬老习俗的形成。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形式：第一是“养则致其乐”。它要求子女不仅要好衣好食供养老人，还要承欢膝下，使他们舒心欢乐。让老人舒心，在奉养上应当尽心尽力，但不须追求奢华。古人传有“菽水承欢”的成语，出自《礼记·檀弓》，该书记载孔子对子路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意思是说尽力了，心意到了，即使吃豆饭喝水浆也是孝。表彰了生活清苦、却能孝养父母的孝行。第二是“病则致其忧”。人生到了老年、心血既衰，各种疾病随之而来，因此，对父母应尽心照料、护理。第三是建立敬老尊长的礼俗。第四是“寿礼企福”。例如《小雅·天保》曾记载：“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后人则演变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等吉言，为老人祈福。第五是在言行举止上的孝敬礼貌。例如，“晨昏定省”，要向父母请安。再如，要求待父母食而后食，待父母寝而后寝。有事出门，必须先告父母，得到允许才出家门。听父母教诲时态度要恭敬，回答父母的问询时要认真，等等。

孝敬老人的礼制和礼俗，代代相传，致使孝道诚于心并形于外，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

（五）行孝要有智愚之分

封建统治者曾经利用“孝道”来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制定了“三纲”，其中一纲就是“父为子纲”，并衍生出所谓“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谬论。他们还在《二十四孝图》中表彰过“郭巨埋儿”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这些就是人们所说的“愚孝”。它是“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移孝作忠”的口号下，“愚孝”往往和“愚忠”联姻，以温情脉脉的绮罗，掩盖血淋淋的压迫。近现代思想家们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特别是封建主义的家庭伦理，有的人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仅不敢倡导孝道，甚至认为孔子就是“愚孝”和“愚忠”的代表。其实，恰恰是孔子倡导行孝应当有智慧，反对“愚孝”，并向弟子们阐述了孝道的“智愚之别”。

孔子倡导孝道智慧。《孔子家语·六本》记载了了孔子对“曾参耘瓜”行孝的贬斥和对上古时期舜孝行传说的赞许，这一反一正，一贬一褒，鲜明地体现了孔子的孝道观，他反对“愚孝”倡导行孝的智慧。

所谓“曾参耘瓜”，《孔子家语·六本》的记载大致如下：有一天，曾参到瓜田铲草，不小心弄坏了瓜苗的根，将造成瓜的减产。身处贫困境遇中的曾参之父，十分生气，拿起一根大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他。曾参为了表示听从父亲的教训，便一直站在原地不动，既不逃避，也不求饶，结果被父亲打昏在地。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后，很不高兴，禁止曾参到学校来学习。孔子指出，做儿女的有了过错，父母有所惩戒是常有的事情，如何对待父母的惩戒，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异。曾参在他父亲暴怒、甚至失去理智的情况下，竟然情愿被打死也不逃。如果被打伤或打死了呢，岂不陷自己的父亲于不义之地了吗？这样的后果，绝不比不孝顺父母的过错轻！曾参的做法，就属于善良人没有智慧的“愚孝”。孔子对曾参的批评，表明他认可的孝道不是要求晚辈机械地服从长辈，而应处置得当，力求达到父子相亲、家庭和睦的目的。显然，这与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愚孝”有本质的区别。

孔子服膺舜，将其称为圣人，并以舜如何行孝的佳话传说告诫曾参。舜生活在“父瞽叟顽、母嚣、象傲”①的家庭环境里。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一天，舜的父亲叫他去修理仓库的屋顶，当舜爬上仓库顶后，其父就将上房的梯子搬走，并在下面放火，想把舜烧死。但是，舜早就有所准备，一发觉火烧起来了，便立刻从自备的梯子爬下来溜走了……。舜的身世如此不幸，环境如此恶劣，却以非凡的品德和智慧，没有造成骨肉相残的惨烈，酿成父子反目的人间悲剧，而且还感动了父亲，全家得以和睦相处。舜也在对待家人的孝道中，锤炼了团结民众、共建社会幸福乐园的品德和能力，造就了他“从政”后的伟业，成为千古称颂的圣人。舜奉行的孝道，正是孔子称赞的“大孝”，是实施“孝道”智慧的典范，孔子批评曾参所行的孝道则是机械服从的“愚孝”。俗话说得好：“为子无他：孝其不忍陷亲不义处便是孝；　为父无他：慈其不肯听子为恶处便是慈。”

从舜的“大孝”事例中，我们不难认识到，孝道的智慧，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将矛盾的对立面，转化为和谐的统一体。我们提倡孝道的智慧，企盼人们能够从“斗争哲学”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善于化解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做到“家和万事兴”，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六）弘扬传统孝道，增强民族凝聚力

家国一体说。中国传统的孝道，曾经有效地培育起个人与国家血肉相连的情怀。孟子记载孔子离开鲁国时曾感叹道：“‘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②后来，人们常用“父母之邦”来称谓祖国，表达了个人与祖国血肉相连的感情，其源盖出于孔孟。孔子还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①道出了在祖国大家庭里，各族人民情同手足的关系。孟子在孔子之后，进而提出了“国家”的概念。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②

荀子继续阐发了孔子的思想，说：“四海之内若一家。”③宋代的理学家张载，则进一步发展为“同胞物与”的理念，明确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将国人视为“同胞”，认为天下万物是天下人所共有的，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魄！世界上只有倡导孝道的中国，创立了“同胞”这个概念。孝道，作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借助教育，传递了亲情仁爱，促成“天下一家”博爱精神的形成。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领导人能够首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性化发展目标，也更不难理解为何在世界上民族分裂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在中国，56个民族却能够团结如一家，致使分裂祖国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广大民众的唾弃和抨击。

孝道有效地沟通了思亲、忆祖、怀土和恋国的感情，形成了中华民族“落叶归根”的观念，成为团结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文化纽带。据载，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他的夫人，于1984年5月7日回国访问，曾经专程到陕西黄陵县拜谒了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墓。他和夫人进入“人文初祖”大殿，在“轩辕黄帝之位”前，虔诚地叩礼膜拜，并感慨地说：“凡我华裔，不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忘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凡回国的人，都应该到这里寻根拜祖。”　还挥笔写道：“世界各族皆兄弟，黄帝子孙独人杰。”

祖功宗德说。所谓“祖功宗德说”是指，我国古代祭祖不仅论血统，而且重功德。史学家范文澜考释，凡是“曾为民创立新法，抵御大灾大难，勤民事劳苦身死，用武力驱杀暴君的古人”①都可以享受后人的祭祀。“祖功宗德说”，培育了中华民族祭祀共同祖先的礼俗，形成了同为“炎黄子孙”的观念，历经千年而不衰。所谓“炎黄”，指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炎黄精神就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华夏民族高度团结和统一的精神。

“祖功宗德说”，不仅形成了同为“炎黄子孙”的传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传承了优秀的民族精神。例如，岳飞墓的祭扫活动常是“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精忠门两侧的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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